八十之年，能有机会选编一套文集，可谓幸甚；书稿粗定，喜后之愧又袭上心头；弄了大半辈子笔头，这张答卷未免寒酸了些。诗人唐湜在为三十五年前旧作写的序言中说：“该临流映照，在这岁月的长河上，我留下了点什么？而在这水波上，我又能留下点什么？”逝者如斯，我能留下的少而又少。
我从小嗜读闲书，放学回家，进大门就掏出小说走着看，穿过三个小院，进屋连人带书包倒在床上继续看，看到吃中饭才放下。进了中学，图书馆数我借书最勤。直至现在老眼昏花，仍是不可一日不读书。后来走上写作这条路，一些“不懂行”的长辈和同学认为是顺理成章，不知道读书和写作是两回事。我很明白自己的劣势：人生平淡，涉世不深；读书杂乱无序，囫囵吞枣。这两条正是文学写作的致命伤。再加上不善于自我规划，种种念头，十不偿一，到头来只能是心比天高命如纸薄。
我的写作历程，非常醒目地分为两截：“文革”前十年总共不到十万字；文革后四十年大约一百五十万字，两截之间是十年空白。年龄和阅历固然也是原因，但主要是时代使然。在我这个年龄段的文友中，类似的例子不少。
我学习写作，开始是写诗。一九五六年读到艾青的叙事诗《黑鳗》，觉得这种体裁好学，就用一位乡兄讲述的民间传说，写了一首《鱼鹰王》，寄给韦君宜主编的《文艺学习》，居然给刊出了，还配了几句编者评论。后来又在报刊上发表了些民歌体的短诗，但很快就明白自己无诗才，及时抽身，不再花精力做无用工。
不写诗了，也写不成小说。当时文艺政策是写工农兵，我从家门到校门、从校门到机关门，对三种法定主人公根本摸不着风。一九六〇年年底，因“大跃进”运动造成的大饥馑达于极点，我奉派参加农村整风整社工作队，去到乌蒙山区农村。这段经历，于我是一堂震撼灵魂的人生大课，让我睁开了正视社会的眼睛。近一年后回城，觉得有点生活基础了，才写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包谷熟了》，采用的还是“背面敷粉”的手法，主人公是个农村小孩，肤浅得很。后来调入新闻部门，又奉派参加报告文学写作组，在黔北一个地气回暖的富裕村寨，与农民朝夕相处了大半年，写出一篇自己比较满意的纪实散文《夫妻》。但随即来了“四清”运动，仓皇离村回单位参加运动，这篇《夫妻》也和同组文友们的文稿一并上缴销毁。机关运动结束后，我被下放乌蒙山区当中学教师。
从省城突然到山区，没有了书店、影院、剧场这几项城市因之可喜的“硬件”〔其实当时这三“硬件”也都有名无实了〕，没有了可以聊文学艺术的朋友，一时间难以适应，浑然不知这是塞翁之福：不到半年，“文化大革命”横空出世，搅得周天寒彻，我才发现上天把我从大漩涡送进了避风港。原在单位〔省广播电台〕的同事们卷入政治狂潮，兄弟阋墙，此消彼长，把时间精力用来打派仗，争话语权；而我在大山里却白拿工资读闲书。山区中学固然无什么藏书，随身带去的百来本却都是耐读的经典。从小爱好的篆刻书法也捡起重温。但心境很荒芜，很茫然，因为省城里，还有父母亲人〔我家被居民委员带着“红小兵”抄了两次〕；我自己头上也不知会不会掉下那柄达摩克利斯之剑。正在阅读的书中世界，常与妹妹书信和造反小报所描绘的现实世界相交错，引发种种联想。当时对写作已完全绝念，完全没想到还会有一天，能把这些联想中的人物〔顾贞观、纳兰容若、龚自珍、秦桧、朱熹等〕一一写出来。
一九七二年冬，忽然间峰回路转，几个“样板戏”一统天下的局面受到极峰斥责，各省市又开始“大抓”戏剧创作，这股东风把我吹离山乡，吹到贵阳剧团任编剧，写了两三个本子。一九八〇年参加筹建贵阳市文联，算是得其所哉：协会和刊物工作为正业；写作为副业。于是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小说、散文随笔、戏剧影视，乘兴而作，兴尽而止，享受前所未有的自由。一九九八年退休后，烦人的事没有了，读书、写作和书法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几本有整体构思的书都是退休后写的。
退休后几乎专写散文了。上中学时从语文老师袁愈荌先生借得《中国新文学大系》来读，特别喜欢的是周作人和郁达夫选编的两卷散文。但后来学习写作，却不敢涉足散文。那时文学只准以无产阶级感情写工农兵，流露个人情绪是大忌。从延安进北京的作家萧也牧写了个中篇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就被认为有“小资情调”而弄到革职潦倒。“文革”结束后，“伤痕文学”冲决雷池，局面改观，我才写了第一篇散文《蚕思茧绪》，发表在新办的《创作》丛刊上。一九七九年前后，人民日报文艺部的吴培华女士到贵州组稿，省作协为她约了一些作者分别交谈。我说自己阅世不深，只宜写散文和历史题材的小说；她记住这话，回去后来信约稿。我寄了篇《乌蒙杜鹃》去，承她很快发了。以此开始，我陆续寄去六七篇，她都发在了《大地》副刊上。小说只寄过一篇写龚自珍的《放梅》，终审认为不合时宜，毙了；她把编稿寄还给我，几年后重写为《落红》，发在《花溪》上。培华女士年纪比我大，不久就退休了。后来我几次想联系她未果，最近偶然有个机会，却得知她已谢世了。我一直感念这位老大姐。
系统地写陈年旧事，始于《一个人的安顺》。童年记忆一大堆，几十年里一直贮藏在心里。原计划写成小说，还几次设计过人物，拟过大纲。但总是不对劲，那些散乱的人和事顽强地拒绝合并、归纳和改造，故事怎么编都觉得落套，一搁几年。偶然在书店见到帕乌斯托夫斯基〔是我青年时代非常喜欢的作家〕自传体小说《一生的故事》，皇皇巨帙由众多带标题的小故事组成。我从这种结构得到启发，决定写成一部积木型的系列散文。先是在故乡的《安顺晚报》连载，载完后将全稿传给挚友钱理群兄看。他在安顺工作过十七年，读了很高兴，不仅为写长序，还推荐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杜丽女士。几天后接到杜女士电话，说决定做成图文书，让我尽快搜集一批老照片寄去。这样顺利和快速，出乎我的想象。而且，她通过电话了解我的写作计划后，就提出往下做“贵州人贵州事”书系的想法。一位翻译家在文章里说：一本书的作、译者遇上什么样的编辑，是至关重要的。我很幸运。以后此书收入《人与岁月》丛书，她又编了一次，对内容十分熟悉。几年后与其妹玲玲游安顺，许多地方和物事她都能联系起文字来；我的老乡们也看她俩跟老朋友一样。后来的《物之物语》和再晚些的《茶味行役》也是由她做的。这三本系列散文，基本上反映了我从小到老的亲身经历。有一位年轻朋友好意要为我写传，我敬谢不敏，他不屈不挠，拉出一份年表交我核实，我就扣住不还了。我辈岂配立传。如从平民生涯也是时代和社会的旁注这个角度说，这三本小书也就可视为我的自传。我从小到老用眼多用嘴少，动脑多动手少，往好里说顶多一“草根观察员”，我这个“传主”是活在别人身上的。
小说两卷，一卷为历史题材，一卷为儿童题材。前一类是神驰百代，心系今生；后一类是因为我天生喜欢观察幼儿，他们的说话和行为常令我惊喜不已，趣味无穷。小时候最早读到的外国小说《大卫·科波菲尔》和《简爱》，印象最深的也是主人公童年生活部分。但我写儿童，算不上严格意义的儿童文学，比较适合于我这样喜欢小孩的成人读者，类似契诃夫的《万卡》这种以成人趣味写小孩的作品，他的集子里有多篇这种小说。
《子午山孩：郑珍人与诗》是我的一次尝试：用一种“人诗互证”的写法，让我喜爱的这位贵州大诗人、被誉为“清诗冠冕”的郑珍〔子尹〕走下学者的书架，走进普通读者的视界。这本书的责编仍然是杜丽女士，并得素所尊敬的诗人邵燕祥先生为撰序文。
芜杂文字两卷，一卷偏于人事，一卷偏于议论；选自历年发表在各种报刊上的长短文字。
编入本集的文字，大多作了一次文字手术，只令瘦身，不变原意。我是个语言简约主义者，视赘字赘句为寇仇，一见就打，不能自已。这次就算是定稿罢。
因容量有限，现实题材小说、戏剧影视脚本，以及书法篆刻作品，都不在编选范围之内。
前人有一句含着苦笑的诗“少不如人今且老”，正是我此时的心情。
二〇一六年元月十六日于适斋雨霁
我已久离了我的故乡，
我看它，俨然和昨朝一样……
——屠格涅夫本卷说明：
本卷收系列散文《石城安顺》（原名《一个人的安顺》[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五月第一版]）；收入该社《人与岁月》丛书时改题《安顺旧事：一种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一一年八月第二次印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