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珍，生卒于一八〇六至一八六四年间，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的一代诗家，更是中国诗史上一个巨大的存在。然而这位生于偏远的贵州山乡，曾短期出任小官却大半生穷愁潦倒的诗人，虽为乡邦文献所记载，也只获少数文史巨公青睐，而对于现代一般的新旧文学爱好者来说，他几乎是从没听说过的陌生人。
这正像一颗行星，就其体量看，是一个巨大的存在，然而高悬天边，寂然悄然，泯然于众星之间，等待着被发现。
我之知有郑子尹，是一九八二年一个偶然的机遇，来贵阳和遵义旁听黎庶昌国际研讨会，才了解到郑子尹和莫友芝与黎庶昌同为“沙滩文化”的代表人物，但那一次除了弄清遵义市区子尹路命名的由来，于其人其诗仍是一无所知。
本书的作者戴明贤在自序中说，他对这位乡先贤也是从懵然不知，到经人点拨，在十年动乱中偷暇精读，乃得成其知音。戴明贤对遥远天际这颗诗星的发现，并著成此书，将带领我，也将启发众多今天与尔后的读者感知这颗星的存在，接受这颗星光芒的牵引。
套一句熟语，如果子尹先生在地下或天上有知，也该会感谢戴明贤为他写这卷“诗传”的劳绩：让更多后人走近这位寂寞百年的诗人及其诗作，也让这些心血浇溉的生命史、社会史不至湮没于岁月尘沙。说来可怜，我刚打开书稿时，竟不知道郑珍是郑子尹的本名，子午山是他家乡的山，别署“子午诗孩”则寄托着他对慈母的孺慕之情。待读到最后一页，这位陌生的诗人，已经成为我声息相闻的近邻、忘年相交的契友，可以月下同游，可以花前对饮，可以雨夜联床，甚至是结伴奔波在逃难路上，可以互相倾诉共同的忧患与各自的悲欢，而不问是十九世纪还是二十一世纪了。
戴序中介绍了晚清以来诸家对郑诗的崇高评价，皆是有所据而云然，并非溢美之词。人们将他置于唐宋以来的大家、名家之间加以论列，多是从他与各家风格的异同来突出他的优长。这是学者之言。像我这样的诗歌爱好者，或多或少读过一些传统诗作，且各有偏好，自会根据自己的阅读体会，有所欣赏，有所品鉴，不必拘泥于论者的排名，也可以说，读诗，读好诗，快我胸襟，斯为得之，又岂在为诗人排座次哉！
不过，从接受心理来看，一个读诗的人总有更容易引起共鸣的题材和风调。读郑子尹写自己亲历的穷愁坎坷，写周围的民间疾苦，总使我想到杜甫、白居易以至皮日休；偶写乡居闲情，又使我想起储光羲、范成大；而诗人主体，更使我想起黄仲则、龚自珍。然而这只是某些近似而已。郑珍就是郑珍。这部“诗传”的好处，正在戴明贤创为“以人驭诗，以诗证人，因人及诗，人诗共见”的体例，避免了单纯的传记“见人不见诗”（往往需要另找诗集合参）和单纯的诗集“见诗不见人”（往往需要另找有关诗人的史料），为读者节省了翻检之劳，也更利于知人论世，不但有助于读者了解历史的大背景，而且交代了诗人的具体处境，乃知一词一语，都自有心路历程，不是无病呻吟了。
戴明贤这样的写法，也许不是学术论著的取径，却十分适合向一般读者“普及”一位诗人及其诗作，犹如陪同游客进入一条花径，一片丛林，随引随行，即景指点，远胜遥对草木花树，空泛地说花有多么香多么好看，树为什么有的曲有的直了。
我之知远在贵州的戴明贤，比我之知郑子尹早十来年：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拜读了他写的历史小说《金缕曲》，心向往之。“文革”后的文学界不断发现被不正常年代埋没的人，也发现了戴明贤——《金缕曲》选载于《小说选刊》。后来一九九二年我在贵阳见到了他，这是我们缔交之始，于今也有二十年了。二十年来，读到他默默写的好几本书，例如关于安顺，他如数家珍。我从他的笔下，真正感到了一个作家对家乡热土的感情，这与他对这片土地上的文化遗存和风土人情的熟悉是分不开的，也是做不得假的。戴明贤如此，一二百年前的郑子尹也是如此。读了戴明贤这部写郑珍的“诗传”，读了经他精心摘引、解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串讲”，而是融入了自己的心会）的郑诗，贵州这片曾经多灾多难、边鄙贫瘠的土地，变得于我亲切起来；诗人郑子尹的身影，也在他的亲人、乡邻、挚友和学生之间，像浮雕一样突现出来。
我相信，郑珍——子尹先生和他的诗的巨大存在，一经这次发现，将永远不会被中国人忘记或忽略。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