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星期三的事。从这天起他就一个劲儿地干活，不停地干到周末；干得了的活儿他干，有些干不了的活儿他也一样干，用不到逼着他，也用不到催促他，他干得就是这样勤奋；他这都是学的妈妈，不过他跟妈妈却也有些不一样：他干的活儿，至少有一些是他喜欢的，比如他就喜欢拿那把小斧头去劈木头——这把小斧头还是妈妈和姨妈挣到了钱（也可能是从哪儿省下了钱），买来作为圣诞礼物送给他的。他跟两位老太太一起（有一天下午连一个姐姐也来参加了），把猪圈和牛栏搭了起来，因为爸爸跟地主订的文契里也有养猪牧牛这两条。有一天下午，爸爸骑了一头骡子不知上哪儿去了，孩子看爸爸不在，就到地里去干活。
他们这一回使的是一把双壁犁，哥哥扶着犁柄，他牵缰绳。他跟着拼足了劲的骡子在一旁走，破开的肥沃的黑土落在光脚背上，觉得又凉又湿，他心里想：说不定这一下倒可以彻底解决了。为了这么一张地毯赔上二十蒲式耳，虽然好像有点难受，可是只要他能从此改掉那个老脾气，再也不像从前似的，花上二十蒲式耳说不定还划得来呢。想着想着，不觉想入非非了，弄得哥哥只好对他猛喝一声，叫他当心骡子。他幻想连连：也许到时候一算账，都抵了个精光，那就玩儿完了——什么玉米，什么地毯，干脆来一把火！可怕啊！痛苦啊！简直像被两辆四挂大车两边绑住，两头一齐往外拉！——没指望了！完蛋了，永远永远完蛋了！
转眼到了星期六。他正在埋头给骡子套犁，从骡肚子底下抬头一看，只见爸爸穿起了黑外套，戴上了帽子。爸爸说：“不要套犁，套车！”过了两个钟头，爸爸和哥哥坐在车前，他坐在车厢里，车子最后拐了个弯，他就看见了那饱经风雨的漆都没上的杂货店，墙上贴着些破破烂烂的香烟广告和成药广告，廊下停着马车，拴着坐骑。他跟在爸爸和哥哥的后面，登上那踏出了凹的台阶，于是又遇上了那两排看着不出一声的脸，中间又让出一条道儿来让他们爷儿三个走过。他看见木板桌后面坐着的那个戴眼镜的人，不说他也知道那是位治安官；前面还有一个人，就是他生平只见过两次，两次都骑着快马的那一个，这一回却戴上了硬领，还打起了领带，脸上的表情倒不是怒气冲冲，而是惊奇得不敢相信，孩子不可能晓得，那人是不信天下竟有这样岂有此理的事：他的佃户居然敢来告他的状。孩子摆出一副势不两立的神气，狠狠地、得意地瞪了他一眼，走上前去，紧挨爸爸站着，向治安官大声嚷道：“他没干呀！他没烧呀……”
“快回大车上去。”爸爸说。
“烧？”治安官说，“你是说这张地毯已经烧啦？”
“谁说烧来着？”爸爸说，“快回大车上去。”可是孩子没有去，他只是退到了店堂的后边，这店堂也跟上次那个店堂一样挤，今天更是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他只好挨挨挤挤地站在一动不动的人群中间，听着堂上的问答：
“那么你是认为要你拿二十蒲式耳玉米赔偿他地毯的损失，数目太大了点？”
“他把地毯拿来给我，要我把上面的脚印洗掉。我就把脚印洗掉了，给他送了回去。”
“可是你给他送回去的地毯却已经不是你踩上脚印以前的那个原样了。”
爸爸一言不发，室里悄悄地听不到一点响动，持续了足有半分钟之久。唯一的声息就是呼吸——聚精会神侧耳静听的那种轻微而均匀的深长的呼吸。
“你拒绝回答吗，斯诺普斯先生？”爸爸还是一声不吭。“我就判你败诉了，斯诺普斯先生。我裁定，德·斯班少校的地毯是你损坏的，应该由你负责赔偿。不过根据你目前的境况，要你赔偿二十蒲式耳玉米似乎未免太苛刻了点。德·斯班少校说他这块地毯值一百块钱。到十月里玉米的价格估计是五毛钱左右。我看，德·斯班少校的东西是过去买的，九十五块钱的损失就由他承担了吧，你的钱还没有挣到手，那就让你承担五块钱的损失。我裁定，到收获季节你应该在契约规定以外，另从收成中提出十蒲式耳玉米缴付给德·斯班少校作为赔偿。退堂！”
这堂官司总共没审多长时间，看看天色还只是清早。孩子心想他们该回家了，也许该回去犁地了吧，因为庄稼人家早已都下了地，他们已经晚了。可是爸爸并没有上车，却从大车后边走了过去，只是用手打个手势，叫哥哥牵着大车跟在后边，他自己就穿过大路，向对面的铁匠铺走去。孩子紧跟着爸爸，追到爸爸身旁，抬头冲着褪色的旧帽子底下那张泰然自若的严厉的脸，嘁嘁喳喳地说：“十个蒲式耳也甭给他。连一个都不要给。咱们……”爸爸低头瞥了他一眼，脸上的神情还是若无其事，两道花白的眉毛乱蓬蓬地遮在冷静的眼睛上，说话的声音简直很和蔼，很轻柔：
“是吗？好吧，反正到十月里再说吧。”
修修大车也要不了多久，无非有一两根辐条要校校正，还有轮箍得紧一紧，等到轮箍弄好以后，就把大车赶到铁匠铺后面的小水涧里，让车子就停在那儿。骡子不时把鼻子伸进水里，孩子干捧着缰绳坐在车前的座儿上，抬眼望着斜坡顶上那黑烟囱一般的打铁棚里，只听那里铁锤丁当，一声声不慌不忙，爸爸也就坐在那边一个竖起的柏树墩子上，好不自在，时而说上两句，时而听人讲讲，一直到孩子拉着湿淋淋的大车从小涧里出来，在铁匠铺门前停好，爸爸还是坐在那儿没动。
“牵去拴在阴头里。”爸爸说。孩子拴好就回来了。原来爸爸同铁匠，还有一个蹲在门口里边的人，正在那儿聊天，谈庄稼，谈牲口；孩子也就在这满地发臭的尘土、蹄皮和锈屑之中蹲了下来，听爸爸原原本本、慢慢悠悠地讲他当年做职业马贩子时代的一段故事，那个时候连哥哥都还没有出世呢。后来孩子走到杂货店的那一头，看见墙上有去年马戏团的一张残破的海报，那一匹匹枣红大马，那些蝉纱衣女郎和紧身衣女郎的惊险姿态和盘旋绝技，还有那红鼻子白脸的丑角的鬼脸媚眼，正叫他默默地看得出神，不防爸爸却来到了他身边，对他说：“该吃饭啦。”
可是这天的饭却不是回家吃的。他靠着临街的墙，蹲在哥哥的旁边，看爸爸打杂货店里出来，从一只纸袋里掏出一块干乳酪，小心翼翼地用小刀一分为三，又从纸袋里掏出几把饼干。爷儿三个就蹲在廊下，一声不响，慢慢地吃；吃完又到店里，借只长柄锡勺喝了点不热的水，水里有一股杉木桶的气味，还有一股山毛榉树的气味。喝过了水还是没回家。这次又到了一个养马场上，只看见一道高高的栅栏，栅栏上坐着人，栅栏外站着人，一匹又一匹的骏马从栅栏里牵出来，到大路上先是遛遛蹄、跑跑步，随后就往来不绝地奔驰，就这样慢条斯理地谈着买马和换马的交易，一直谈到太阳渐渐平西，而他们爷儿三个却一直看着听着，哥哥两眼蒙眬，嘴里的烟草照例嚼个不停，爸爸不时对一些牲口评头品足，可并不是说给谁听的。
直到太阳下山以后，他们才到了家。在灯光下吃过了晚饭，孩子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看夜幕终于完全罩上了。他正在听夜鹰的啼叫和那一片蛙鼓，忽然听见了妈妈的声音：“阿伯纳！干不得！干不得！哎呀，天哪！天哪！阿伯纳呀！”他急忙站起来扭头一看，从门里看见屋内灯光换过了，如今桌上一只瓶子的颈口里点着一个蜡烛头。爸爸依然戴着帽子穿着外套，显得又正经又滑稽，仿佛是打扮得齐齐整整，好彬彬有礼地去行凶干坏事似的；他把灯里的油重又全部倒进那贮油的五加仑火油桶里，妈妈拼死拉住了他的胳膊，他只好把灯递到另一只手里，胳膊一甩，并不粗暴也并不凶悍，但是劲头很猛，一下子就把她摔到了墙上，她张开双手扑在墙上，好容易才没有倒下，嘴巴张得大大的，满脸是那种生望断绝、走投无路的神气，跟她刚才的口气完全是一个味儿。正在这时，爸爸看见孩子站在门口。
“到马棚里去把大车加油用的那罐油拿来。”爸爸说。孩子没动，半晌才开得出口来。
“你……你要干什么……”他嚷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