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这既非犬儒主义，亦非人们常说的绝望态度，但这种令人钦佩的渴求态度既塑造了海明威的著名风格，也构成了他那些屡屡遭人诟病的崇尚和鄙视态度。那种轻描淡写或肤浅表述的作风正是出于这种欲望。人们已经在这方面用精妙的语言发表了如此多的观点，所以该到闭嘴的时候了。众所周知，海明威笔下的人物都惧怕言语，并为言语而感到羞怯，而且他的著名短篇小说系列是由这样一句话开始的：“能不能请你……”后来，他的作品中还出现了无数次“求你了”，最终他的主人公说：“请你别再说了。”构成战争的死亡气息的，不仅是尸横遍野的惨状，还有无语的沉寂。
海明威这种欲望还有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他对于作为目的的理想创作技法所抱有的执著态度。这种误解可以导致许多失败的结果，可是它也能产生一些可取之处，其中之一便是创作上的成功。正如约翰·皮尔·毕晓普在他那篇评论海明威的著名文章中所写的那样（但我觉得，这篇文章提出海明威的“同情心”在逐渐消失，而这种评论恰恰助长了人们对海明威的误解），职业的自豪感是最不容易消失的。海明威变成了他自己的创作技巧的狂热崇拜者，并在作品的人物中试图充分发挥出这种技巧的理想状态。他所崇尚的人物永远都能取得成功；海明威似乎总是在说，如果一个人能用好一副鱼竿、一杆枪、一柄利剑，或写一手好文章，那么这就能在言语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满足人们的理解能力。
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海明威与思想本身展开论战，不过人们经常用这一点来指责他。也许我们可以说，如果海明威真的展开过这样的论战，那么他所抵制的对象与其说是理性，不如说是合理化；“思想”似乎只是各种错误情感所构成的复杂情结。为了抵制这种意义上的“思想”，海明威提出了他心目中的原始感情，尤其是有关痛苦和死亡的感情；我们不仅需要思想，而且需要技巧和勇气来面对这些感情。海明威眼中的“思想”是一把用于阉割的利刃，它砍断了人们的勇气和固有的自恋，使他们变得“合乎情理”，其实这就意味着愚钝和虚伪。如果海明威所讨论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那么毋庸置疑，他的这番评论是非常错误的；但是长期以来，关于思想的态度一直笼罩在浪漫主义的传统之下，因此人们所讨论的从来就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而是对机械的、负面正统情感的虚假掩饰，或者说是人们误以为具有合理性和合理美德的虚假情感。当我们意识到“思想”在危机时刻是多么容易投降屈服，例如它会在转瞬之间就委身于战争，为战争摇旗呐喊，美化战争，这时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为何作家会对思想感到反感，转而投身充满行动的生活——当然，这种生活常被狭义地理解为对体育运动的崇尚：但熟练的体育技能也许也常被知识分子当做某种形式的思想运动，从而加以批驳。我们还可以理解作家对勇气的执著追求，甚至是那种纯粹意义上的勇气：即那种为了满足最肮脏的欲望而表现出的勇气，就像在《五万大洋》中所描述的那样。
这就是海明威的世界观。这是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吗？当然不是。那么它是不是一种有用的世界观呢？这也很难说。如果它是真实的，那么它就是有用的——条件是我们要知道该如何运用它。但文学是很难被人加以利用的。在我们内心深处，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艺术这个问题上都是柏拉图主义者，我们觉得自己会因为阅读的内容而受到直接的影响；或者至少说我们希望自己是柏拉图主义者，而且继承了汤姆·斯威夫特时代的信念：文学的作用主要在于提供认同和仿效的手段。柏拉图主义的观点并非一无是处；我们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了艺术的直接影响；但这样的立场过于简单。我们更多的柏拉图主义特征还体现在下面这一点上，即我们觉得文学必须带有宗教性质：我们希望根据部落吟游诗人的作品来形成自己的态度。当然，这一点就为文学赋予了非常重要的功能。但是它忘记了一点：文学从来没有“解决”过任何问题，尽管它可能为最终的解决方案提供了部分信息资源。
带着这样的态度，我们会问：海明威笔下的人物是否都有言语障碍？我们可以自问自答：那么，这就一定意味着，海明威认为人最好不要讲话。他是否在勇气中发现了首要的美德？那么，这就一定意味着我们只需要勇气即可。他是否关注死亡和暴力的问题？那么，这就一定意味着，对他而言，这些都是美好的事物。
简而言之，我们在寻找一种感情上的领袖。我们不会想象到海明威会这么说话：“来吧，我们一起来观察这个世界。”我们希望他这样说：“来吧，你们负有一项道德使命，那就是效仿我作品中的人物。”我们选择了一种最为便捷和简单的方法来利用艺术家，并认定这个艺术家并非我们所要的“人”。海明威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位先知，对此我们非常肯定；同样可以肯定的是，他不是我们想成为的“人”，也不是可以引领我们的先知。我们没有想过，作为一位艺术家，他并没有关注作为“人”的相关因素。换言之，我们忽视了艺术的完整过程，忽视了风格和语调，象征和含义，忽视了艺术家在批判生活时所采取的曲折而复杂的方法，并想当然地认为，海明威的所见所闻以及他写进小说的事物，都是他希望现实世界也能具备的事物。
简而言之，针对海明威的批评可以被归结为一种兼具道德和政治性质的说教，它基于这样一种想法，即艺术是——或者应该是——完全等同于生活的东西。作家必须足够坚强，可以在海明威所承受的道德压力下保持巍然不动。他要将艺术家重要的缄默态度搁置一边，像“人”那样袒露胸襟，于是就出现了海明威最近的小说和戏剧作品中浅薄的文字，以及浮华低级的社会理想主义。
我们很难对《第五纵队》作出评论。对作品内容的概要归纳总有可能产生批判上的偏颇，但如果我们阅读那些崇拜这部作品，并将其视为重要出版事件的人的概述，似乎可以公正地说，这是一部描写具有侠骨柔情的美国式英雄的作品，反映他与恐怖势力作斗争的经历。这位英雄在马德里从事反间谍活动，尽管所有人都认为他只是个花花公子，他担心如果自己和一位美国姑娘继续交往，就无法胜任自己的工作：那个女孩子徒有一双美腿，头脑却很愚钝。因此，他为了职责而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和资产阶级的享乐。作为一位剧作家，海明威放弃了自己擅长的暗示和语调技法，而是讲述了一个平板的故事——一则发生在西班牙内战期间的冒险故事，充其量而言，也只是重塑了一位美国式的“红花侠”，而且主人公的智商还不够高。
正是这部作品得到了一大批具有重要地位的文化人士的极力推崇，他们认为这是海明威创作生涯的完美谢幕和终极证明，是西班牙革命斗争的理想写照，同时也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政治事件，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言，是“时代的标志”。对我而言，这部作品与上述评论相去甚远。它无法证明海明威的创作能力，因为这个创作生涯的核心部分是无需证明的；而且它也不能代表海明威的最高创作成就，因为他的创作生涯始终服务于表现真正的（尽管是有限的）情感真实，而这部作品则旨在表现高尚的情感。我也不相信这部剧作能出色地再现西班牙内战，因为作品中的种种象征带有过多的个人感伤色彩[1]，其中的戏剧张力也过于软弱；这部作品让西班牙来充当某种疗伤的地点，用以医治一群因自卑心理而向“西班牙民族的理想”求助的外国人，在我看来，这种做法甚至显得有些低俗。最后，我认为海明威那种关于反法西斯立场的声明也并不具有显著的政治重要性，无非也只是带有一些中立的品德。如今，如果一位作家发表关于反法西斯的声明，这一点并不能说明他有多么伟大，正如医生必须表明自己抗击疾病的立场，而机车工程师则必须表明减少事故的态度。这种受人钦佩的意图本身并不充分，于是出现了批评的声音，即使作家表明了意图，批评也没有结束。
但我认为，人们将越来越不愿意接受如此简单的判断。“进步的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力量”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它以旧的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文化为根基，但目前的宗旨却在于隐藏新的反常现象，而这些力量的思想和情感生活恰恰需要依靠这些现象才能得以存在。他们似乎坚信，帝国主义的武器可以促进无产阶级的革命，而右翼分子的压迫则可以带来自由。正如海明威最后一部作品的主人公一样，他们将自己的一个方面展示给世人，却将另一个方面保留给自己，他们知道自己的内在属于真正的无产阶级，同时却用早期的美国式长袍将自己包裹起来；他们被自己的善意迷惑了；他们是一群具有高雅情感的人，不敢进行思考，唯恐丧失针砭时弊的魅力。我所写的并非政治文章，而且在此我也不关注这些事物的政治后果，尽管后果很严重，而且将会日益恶化，我只关心它们的文化影响。因为，为了防止这些反常的现象造成真正的困境，感情——狭义上的感情——已经被神化了，而思想则几乎被变成了某种叛逆的异端；我曾经提及的那位《第五纵队》的评论者认为，海明威在西班牙革命事业中的“非知性”党派意识是一种美德。“善意”的虔诚态度达到了充分的程度，而法西斯主义则被认为是一种简化世界，而非使世界变得复杂化的力量——它同时也使许多具有善意（应该说，他们的善意是不需要怀疑的）的人变得简单化，对他们而言，世上只要存在那种绝对的神学意义上的罪恶，那么其他的罪恶就可以视为无物了。
正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将海明威树立为自己的文化英雄，而他们的理由也是非常明显的，并不需要进行深入的探讨。既然海明威已经具有了该群体所谓的“积极”态度，那么他就出现了不足；而不足之处正是这群人所喜闻乐见的。过去，当海明威持有所谓“消极”态度的时候，他那些关于勇气、忠诚、柔情和沉寂的主题尽管不够深刻，却有很强的寓意；然而，现在这些主题做足了表面文章，被直截了当地表现了出来，其中的含义却发生了锐减，无法满足形势的需要。他的小说表现出极大的理解力，也需要读者付出相当大的解读努力，其中正蕴涵着艺术所具有的教育功能；但现在海明威并不需要做出理解的努力，他只需要接受别人的观点，这一点可能正是诚实的政治家的努力，但却不是诚实的艺术家的努力。
有些人往往会大声疾呼，要求艺术家放弃自己根本的个性，并通过成为某个党派、运动或哲学的传声筒来拯救人类和他自己的灵魂，并以此作为解决艺术家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的途径。这个要求显然已经失败了，无法成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而问题却依然存在。当然，也许政治本身能为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在我们这个可悲的时代，可能无法产生能配得上艺术这个称号的作品，而我们也必须满足于《第五纵队》这样平庸，甚至更为低劣的作品。然而，如果我们允许这个问题继续存在下去，那么解决方案一定不是某种理论或纸上谈兵的论调，相反，它应该是实践。毕竟，我们可以利用过去的实践来作为指导，至少可以产生一些试探性的观念。我们可以学会不再迫使作家去迎合当下的要求，因为我们应该记住一个简单的道理：作家永远都在以直接的方式去表现他们时代的难题，并以同样的方式去为他们的同时代人服务，表现他们的生活，只不过在我们看来，有些作家的表现手法更为明显，但他们都不可避免地对周遭发生的事物作出反应。我们还可以学会另一个道理，即艺术家和他的文化之间的关系，无论是民族文化还是不同政见者的小团体文化，都是复杂的，甚至具有一定的矛盾性：艺术家必须接受他的文化，同时得到该文化的接受，但同时——事实似乎也是如此——也必须成为该文化的批判者，根据自己的个人洞察力来对这种文化进行纠正，甚至抵制；他的力量似乎生发于这种爱恨矛盾的境况所产生的张力，而我们则必须学会欢迎这种矛盾的情感。最后，最为简单的一点是，我们可以学会不要期望从艺术作品中获得政治效果，尤其不是那种直接的政治效果；如果我们替艺术卸下沉重的救世负担——尽管它从未放弃，也无法放弃这一责任——那么我们就能让艺术享受自由的空间，完成它力所能及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