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因为怕自讨没趣，我没有提出翻译此书的事，但心中却始终放不下它。不知怎的，在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一本书像它那样打动我。到了1984年末，我又把书借来读一遍，觉得其中故事虽然不同于一些常见现象，但并非以情节曲折离奇取胜，而有一定深度，例如有作者对男女相悦这种人间至情的本质和种种形态的观察，有对婚外恋者的家庭背景和心理状况的思考，还有对爱情与婚姻、激情与理智、情欲与道德、个人意愿与社会习俗等等所作的精细剖析，因此相当耐读。
当然，同传说中那种坐怀不乱的君子相比，莱恩南相去甚远。但仅凭古书中一句“柳下惠与后门者同衣而不见疑”树立起来的这位道德楷模，两千多年来对世道人心又有什么积极影响呢？有钱的不照样纳妾嫖娼，有权的不照样强抢民女，做皇帝的不照样三宫六院？连那个自称天父耶和华之子、耶稣基督之弟的洪秀全，尽管打的旗号是建立“人人平等”的社会，但有了一方地盘就要广纳女色充实后宫了，而他所谓兄弟姐妹的太平军将校士卒，即使是夫妻也不准住在一起。
莱恩南的故事之所以感人，是因为这书中人物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是因为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也可能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他作出的反应也可能是我们的反应。当然，他这样的人物，这样的所作所为，也未必能匡正世道人心，但他不是那种高高供奉在云里雾里的道德偶像，而是同我们十分接近的凡人。我们甚至可以视他为亲友，从他的情感经历中有所感悟。
其实，即使要说教育意义，那么同空洞抽象的道德教条或难以企及的崇高标准相比，这书中的故事更有真实感，给读者的启发和教益也许更为生动，更有说服力，使人们的印象更为深刻。
就说我吧。读了这本书之后，别的不谈，至少从“春”里可以看到，年轻男子的情欲来得容易去得快，并不十分专注，很难长久倾注于年长许多的女性身上。而一位女性如果的确爱上了比她年轻十多岁的后生，那么只要她还有理性，就会有自知之明，知道她很难长久吸引对方；只要她对那后生的感情是真正的爱，就不会做出实际上使那后生受到伤害的举动，从而明智地结束自己的感情冒险。
同样，从“夏”中也可看到，这时的爱情比“春”来得深沉持久，也更炽烈，更有明确目标，而为了达到目标，已敢于冲破世间成法和社会习俗。然而，尽管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不道德的，但既然被世间成法和社会习俗承认，要打破这种婚姻状况将付出很大代价，后果甚至很可怕。
主人公在“秋”中的“表现”就更有“正面意义”。尽管那年轻姑娘极富魅力，而且几乎不顾一切地追求他，使他的心自然而然产生感应并极度矛盾，但是“秋”毕竟是成熟的季节，他终于放弃别人也许求之不得的机会，没有“重新投入青春和美的怀抱”，而是给姑娘留下一封带有祝福的告别信。
这里，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固然不是纤尘不染的铮铮铁汉，却也不是专爱拈花惹草的轻薄之徒或偷香窃玉的情场老手，更不是表面上道貌岸然的伪善淫棍，而是感情丰富真挚又有道德感的人。他正因为同普通人一样，既有人性中的弱点，也有人性中的优点，而且都袒露得淋漓尽致，所以他在我们的心目中倒是相当可亲的人物。同时，他的三次情感纠葛表明他爱情上的日趋成熟，在道德上的日趋完善，使他仍然不失为真正高尚的人。
四
看了两遍之后，在一本日本版外国文学“事典”中看到对该书的专项介绍，又在“民主德国”出版的一套丛书中看到此书德文译本，更牵动了我的心思。1986年末，我把翻译此书的打算向上海译文出版社谈了，正巧其出书规划中有一套“高尔斯华绥文集”，于是我的这本顺理成章地归入这个文集。
这么多年的愿望一旦能实现，当然要全力以赴。但真到译时，就常有力不从心、捉襟见肘之感。特别是书中描写心理活动的地方较多，有些词语或句子间跳跃较大，阅读时一扫而过，但翻译时颇费思量，甚至对自己的译法是否正确或贴切没有把握。
全书译好后，本该像通常那样写点前言或后记，作为对读者的交代或对书的介绍。但是，对我译的这第一本长篇小说，我却没有这样做。这倒并非我有“不着一词，尽得风流”的野心，而实在是对那种突如其来的当头棒喝余悸未消。考虑之下，觉得还是“闲话少说为妙”，反正书已译出，最主要目的已经达到，而且我的这本在那文集中将是毫不起眼的薄薄一本，不给它写前言后记也罢。
这使我想起当年被称为美洲出现的第十位缪斯的安妮·布雷兹特里特（1612—1672）。她姐夫未征求她意见就把她的手稿带往英国出版，成为新大陆诗人问世的第一本诗集，但她对此既感到意外，又感到遗憾，写了一首《作者致自己的诗集》[6]，它最后的八行为：
我想用漂亮衣裳把你打扮好，
但家里只能找到粗糙的布料。
穿这衣服去平民间流浪无妨，
可要留神别落进评论家手掌，
你去的地方要没人同你相熟；
要是谁问起你父亲，就说没有；
问起你母亲，就说她呀苦得很，
所以才让你这个模样出了门。
如果套用这诗中比喻，那么本书可说是我领养的外国孩子。我因为喜欢这孩子，就擅自领养了他，脱下他挺括合身的英语外衣，换上一套我以拙劣手艺仿制的汉语外衣，就让他去面对读者了——也由于害怕某种类型的“评论家”，我不仅没有为这孩子说几句好话，甚至对他的身世也只字未提。
现在看来，这种害怕当然是多余的。因为在那之后不久，上海译文出版社经过慎而又慎的考虑，决定组织力量重译Gone with the Wind——这时我未参加一起译，并非因为心有余悸，而只是想集中精力译诗。
拙译《殷红的花朵》于1990年9月开印。我拿到印成的书还没细看，却发现此书已登上出现不久的“半月热门书”排行榜[7]。这倒很出我意外，因为对这书没有任何宣传。当时我想，也许是作者的姓名起了作用——说不定很多读者同我一样，正是怀着对《苹果树》的美好回忆才拿起这本毫不起眼的书吧。现在想来未必如此。因为我后来看到美国大书商Charles Scribner's Sons出版的本书，出书时间是1914年，就是说，最晚在英国初版的次年，就有了该书的美国版。而且在美国出书的头六个月里，作者得到的版税是700多英镑，约合如今的4万6千英镑。可见该书当时至少也受到美国读者的欢迎。
其实，受读者欢迎并不奇怪，因为作者本人曾认为，本书是他代表作《福尔赛世家》之外的最好作品，而就某些方面来说，甚至是他最佳作品。当然，这些都是我原先不知道的，但我从不怀疑拙译能得到一些读者喜爱。有的高中学生和已过知命之年的人曾向我表示这本书很好看。有两位读者使我尤为感动，并为有这样的读者而自豪。
一位是金石家，是我年轻同事的父亲。那同事对我说起，她父亲看了这本书，觉得非常精彩，不仅在书上圈圈点点，还在不少书页上写下阅读感受。这情况当然使我颇感兴趣，而那同事听她父亲介绍后读了这本书，随即作了缩写，发表在1996年10月5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两年多之后又有介绍故事梗概的短文发表在《中华读书报》）。可惜这时书已出版多年，难以满足见到文章而来购书的读者了。
另一位是云南经济广播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几经周折后，她从上海译文出版社得知我电话号码，便来联系，说大约在1991年念大学一年级时借到这书，读罢难以忘怀，在电台里主持读书节目后便遍寻此书，却未见踪影。在电话中，她凭记忆背诵了书首的四行短诗：
请你取走我胸前这朵花，
把我发辫中的花也取走；
随后离开吧，看夜色多美，
高兴瞧着你走去的是星斗。[8]
说来惭愧，我作为译者，对这几行诗的印象已很淡薄，听了她的背诵，才勾起一点回忆。更让我感到有趣的是，这位节目主持人告诉我说，她是这本书的“铁杆”读者，而她有个朋友并不欣赏高尔斯华绥，她想让这朋友也读读这书，也许能改变对高尔斯华绥的看法。
几次电话谈话的结果，是我应邀上她的读书节目《书海扬帆》，向云南听众介绍《殷红的花朵》。
作为这本原先不为国人所知作品的“发掘者”和译者，看到和听到这样的“反馈”，我的欢愉之情的确难以言表。但我知道，它之所以能吸引读者，正像它能吸引我一样，是因为原作精彩，而也许由于拙译传情达意的不足，这种精彩已蒙受了损失。如果这样，将是我极大的遗憾。
黄杲炘
2000年8月
2013年7月略有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