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大约一百五十年里，“现代”、“现代性”连同更晚近的“现代主义”这类术语，以及大量的相关概念，一直被用在艺术或文学语境中，以表达一种日益强烈的历史相对主义意识。这种相对主义本身就是对传统的一种批评。从现代性的角度看，一位艺术家，无论他喜欢与否，都脱离了规范性的过去及其固定标准，传统不具有提供范例供其模仿或给予指示令其遵行的合法权利。他顶多能创造一种私人的、本质上可修正的过去。他自身对于现时（present）的意识似乎是他灵感与创造性的主要来源，而这种意识受制于现时的当下性（immediacy）及其无法抗拒的瞬时性（transitoriness）。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对现代艺术家来说，过去模仿现时远甚于现时模仿放过去。我们在此要讨论的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转变，即从一种由来已久的永恒性（permanence）美学转变到一种瞬时性与内在性（immanence）美学，前者是基于对不变的、超验的美之理想的信念，后者的核心价值观念是变化和新奇。
甚至在十七和十八世纪期间，卷入著名的“古今之争”[3]（或英语中的“书的战争”）的多数“现代人”都继续认为，美是一种超验的、永恒的典范，如果说他们认为自己比古代人高明，也仅仅是因为他们相信自己对于美的法则有了更好的、更理性的了解。但自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早期以来，或者更具体地说，自审美现代性在“浪漫主义”的外衣下将其历史合法性确定为对古典主义基本假设的反动以来，普遍可感知的、无时间性的美的概念经历了一个逐渐消蚀的过程。这个过程最早在法国变得自觉起来。
在他的《意大利绘画史》（1823）中，司汤达对“古代的美的理想”和“现代的美的理想”做了明确的论战式区分，这一区分，特别还有他在《拉辛与莎士比亚》（1823）中提出的相对主义的浪漫主义定义，对于研究术语的学者来说，都构成意义极其重大的事件。司汤达认为，“浪漫主义”这个他借用自意大利语的词，不过是指“根据各国人民现今的风习与信仰，向他们提供能最大可能地给予他们快乐的文学作品的艺术”。早先的“哥特派”、“个性派”、“兴趣派”、“感伤派”理论家，或者甚至是同“古典”相对的“浪漫派”理论家（施莱格尔兄弟，斯塔尔夫人），从总体上说，在维护现代性方面远不那么好斗，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对于失落的古代美之理想不乏怀旧之情。司汤达丝毫没有这类感情。他的“浪漫主义”概念不仅含有明确信奉一种美学纲领的意思，而且含有对于现时性和当下性的感觉；这种感觉肯定是他的多数前辈不能拥有的，这些人在浪漫主义中看到的只是对于整个基督教的一种艺术表达，而基督教是同异教的古代世界观相对的。
随着传统美学威权的瓦解，在莱昂内尔·特里林曾经措辞贴切地说到的现代主义“敌对文化”中，时间、变化和对于现时的自觉日趋成为价值之源。波德莱尔是最早不仅将审美现代性同传统对立起来，而且将它同实际的资产阶级文明的现代性对立起来的艺术家之一；他历史性地表明，古老的共通美概念收缩了地盘，在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时刻，已经同与之相对的现代概念，即瞬时美，达成了微妙的平衡。在后面我将加以分析的一个著名段落中，这位《恶之花》的作者写道：“现代性是艺术昙花一现、难以捉摸、不可预料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可改变的……”
在波德莱尔之后，作为美的源泉，现代性转瞬即逝、变化不止的意识压倒并最终根除了艺术的“另一半”。传统遭到了日益粗暴的拒绝，艺术想象力开始以探索和测绘“未然”（not yet）之域为尚。现代性开启了走向反叛先锋派的门径。同时，现代性背弃其自身，通过视自己为“颓废”，加剧了其深刻的危机感。先锋派（avant-gardes）和颓废（decadence）这两个明显矛盾的概念几乎成了同义词，在某些情形下，甚至可以互换使用。
最广义的现代性，正如它在历史上所标榜的那样，反映在两套价值观念不可调和的对立之中，这两套价值观念对应于：（1）资本主义文明客观化的、社会性可测量的时间（时间作为一种多少有些珍贵的商品，在市场上买卖），（2）个人的、主观的、想象性的绵延（durée），亦即“自我”（self）的展开所创造的私人时间。后者将时间与自我等同，这构成了现代主义文化的基础。从这一角度看，审美现代性暴露了造成其深刻危机意识及其同另一种现代性疏离的一些原因，而这另一种现代性尽管有其客观性与合理性，在宗教死亡之后，却缺乏任何令人信服的道德和形而上理由。然而，反映在现代主义文化中的时间意识也缺乏这类理由，它产生于孤立的自我，部分也是对社会活动中非神圣化（从而也是非人化）时间的反动。两种现代性的最终结果似乎都是不受约束的相对主义。
在过去的大约一百五十年里，两种现代性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这似乎导致了双方的筋疲力尽，至少就它们作为理知神话而言是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特别是在五十年代，众多思想家和学者提出了后现代时期的概念，其中包括阿诺德·汤因比这样的历史与文化哲学家（他创造了“后现代”这个词），哈里·列文、欧文·豪、莱斯利·菲德勒、乔治·斯坦纳（按他的说法我们生活在“后文化”中）和伊哈布·哈桑等诸多文学与艺术批评家，以及某些激进无神论神学的宣扬者。当然，社会学家们迅速加入了一场由“大众社会”（如戴维·里斯曼1960年在其颇富影响的著作《孤独的人群》中定义的）、“消费者社会”、“大众”或“通俗文化”、“后工业社会”之类社会学概念与理论引发的论争。因此，毫不奇怪，对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最广泛、最深入的一次讨论，是在一位社会学家的著作中——丹尼尔·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的矛盾》。
按贝尔的看法，反资产阶级的现代主义文化的衰竭，要归因于它的被广泛接受以及随之而来的陈腐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现代主义想象的反律法主义和故意越轨的模式不仅在文化上获胜，而且被实际采纳，并被转化成一个日益庞大的知识少数派的生活方式。与这个过程相对应，传统的资产阶级生活理想，连同其对于冷静和理性的关切，已失去了它在文化上的拥护者，落到了压根不再被认真对待的境地。当前的形势显示出有可能爆发一场革命的某些征兆。贝尔写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