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的周敦颐和程明道是儒家的两个好秀才。”
和尚这句话意味深长。他没有给出王阳明在佛教道路上的指路牌，却指明了让王阳明重回儒学中的心学领域——周敦颐是理学和心学的精神导师，而程明道（程颢）则是心学的鼻祖。和尚的意思是，圣贤之道在民间，在心学上，希望王阳明能从此入手。
这位和尚比蔡蓬头还不厚道，蔡蓬头只是否定王阳明不能求仙入道，和尚却让他马上调头。王阳明心情沮丧到极点，他热情似火地来投奔佛道，却被两个看门的毫不客气地拒之门外。人世间如果有“热脸贴冷屁股”这回事，那说的可能就是王阳明在九华山的寻仙觅佛了。
不过，王阳明并未理会九华山两个异人的指点。离开九华山后，王阳明回北京上班，重新捡起辞章，在京城的文化圈里混起来。不知是什么缘故，有一天，他在推敲一个句子时，猛地扔下了笔，说：“我怎么可以把有限的精力浪费到这无用的虚文上！”
这是他创建心学前思想上的第一个转捩点：和辞章说再见。
辞章是虚文，什么才是实的？王阳明的答案是：佛道。
1502年夏，他又请了假，回老家浙江余姚，虔诚认真地温习起了佛经，全身心地练起了导引术。
这件事足以说明，九华山的蔡蓬头和无名和尚的指点和劝告在王阳明心上连个涟漪都没有激起。同时，这件事还验证了另外一个问题：王阳明和他的门徒多年以来都面不改色地说，王阳明心学是从朱熹理学突破而来，并非来自陆九渊。王阳明很少提心学始祖程颢和陆九渊，甚至离他最近的心学大师陈白沙都不曾提过。
事实可能的确如此。如果王阳明心学真的是从陆九渊那里转手而来，1502年他也不会不听从无名和尚的话而在老家钻研佛经和修习导引术。
1502年，王阳明在老家浙江余姚的一个山洞中修习导引术，品读佛经，这并非是他的目的。他的目的是当初在九华山一直追寻的目标：远离红尘，成仙成佛。1502年，王阳明已三十一岁。二十多年的追寻，二十多年的苦闷，足以让他把红尘俗世抛到脑后。他在静坐中想了很多，建功立业没有平台，又不能突破理学的大山而寻到成为圣贤的钥匙，文学家的迷梦又被他亲手刺破。他此时唯一的精神支柱只有佛道。
佛道的确能解脱他的苦恼，终止他前半生的迷茫，只要他能放弃一切。但是，他还有个心结。这就是他的家人，尤其是他的父亲。毕竟，他是个儒家士子，儒家提倡的第一道德就是孝，他说服不了自己去违背这一道德。
终于有一天，他在静坐中从胡思乱想中睁开双眼，以一副如释重负的口气说道：“亲情与生俱来，如果真能抛弃，就是断灭种性！”他站起来，走出山洞，深吸一口气，外面的空气新鲜纯净，原来俗世才是最亲切的呵。他和佛教说了再见。
而就在几天前，他在静坐修行导引术时成功预感到了几位朋友的到来。可当他的朋友们大为讶异时，他却叹口气说：“这是簸弄精神。”在和佛教说再见之前，他已经和道教说了再见。
第二年，他又为自己和佛教的分手举行了一场怪诞的仪式。这场仪式发生在杭州。他在一座寺庙中看到一个枯坐的和尚。据知情人透露，这个和尚已不视不言静坐三年。
王阳明笑了笑，就绕着和尚走了几圈，像是道士捉鬼前的作法。最后他在和尚面前站定，看准了和尚，冷不防地大喝一声：“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什么！终日眼睁睁看什么！”这句话就是传说中禅宗和尚的禅机。所谓禅机，就是用含有机要秘诀的言辞、动作或事物来暗示教义，让接收方触机领悟。
不知是王阳明的禅机触动了和尚，还是王阳明的大嗓门惊动了和尚，总之，和尚惊惶地睁开眼，“啊呀”一声。
王阳明盯紧他，问：“家里还有何人？”
和尚回答：“还有老母。”
“想念她吗？”
和尚不语。一片寂静，静得能听到和尚头上的汗水流淌的声音。最后，和尚打破了这一死寂，用一种愧疚的语气回答：“怎能不想念啊。”
王阳明露出满意的神色。他知道，自己对佛教的判断是正确的。他向和尚轻轻地摆手说：“去吧，回家去照顾你的母亲吧。”
第二天，和尚离开寺庙，重回人间。
无论多么宏大深渊的宗教，在人性面前都要俯首称臣。王阳明在佛教领域多年的浸染和探究，终于在最被人忽视的人性上看穿了佛教的弊端。正如他创建心学后所说的，佛教是逃兵的避难所。佛教徒所以出家，就是想逃避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这五伦中他们本应该尽的责任和义务。
什么是洒脱？王阳明用他的行为告诉了我们：该放手时就放手，不必计较付出多少。王阳明在辞章、道教、佛教上的付出如海洋般深沉，在这三方面的成绩几乎是他半生的心血。然而，他一旦想明白，说放就放，连个犹豫的眼神都没有。
王阳明用他和辞章、佛道的一刀两断指出了一条心法：只有放弃，才有日后的得到。如果你在付出的人事上得不到快乐和人生价值的答案，它就是一个包袱，甚至是五行山，只有放下它，才能轻松上路，继续你的前程。
现在，王阳明轻装上阵，只剩下了军事方面的建功立业。他又回到起点：想要建功立业，必须成为圣人，而圣人必须要从儒家理学那里获得密码和能量。
看上去，曙光，像是再一次出现了。
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得过
在重归理学前，王阳明对他的前半生做了一次严肃的回顾和总结。这次回顾在山东，回顾的方式是考题。1504年秋，王阳明被他的同乡、监察御史陆偁（chēng）推荐到山东主持乡试，王阳明欣然前往。他出的题目并不仅仅是考问，还有切磋的感觉。
他问考生：“合格的臣子以道侍君，如果不能行道，就可以离开君主（所谓‘大臣者，以道侍君，不可则止’）？”这是孔孟思想的精华，要求臣子要以忠诚之心对待君主，可如果君主对这份忠诚视而不见，那就应该离开。这不但是一个臣子应该具备的品质，也是“圣贤”的素质之一。他大概是想通过这样的试题来求证，如果一个臣子没有机会没有平台施展自己的抱负，是不是可以转身就走？自己这么多年来在工作和隐居之间的华丽切换是否正确？他还想知道，一个合格的知识分子是应该毫无条件地忠诚领导还是只忠诚于真理。
其实他的答案就是考题本身。王阳明几乎用大半生时间在践履这个答案，就是在这时，他心中已经有了心学的种子：我只对自己的心俯首听命。但是，王阳明还是希望所有的臣子以道侍君时能被君主关注，因为“不可则止”听上去很潇洒，对于有着强烈责任感的人而言，却是痛苦的。
他又问考生：“佛道二教被人诟病，是不是它们本身的问题？”他的答案是，佛道二教本身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弘扬佛道二教的那些人。道教说能让人成神，这太荒诞；佛家说能让人成佛，这更无稽。即使它们真的可以让人成神成佛，付出的却是抛弃人伦的代价，这种神佛不成也罢。
所以，他和佛道一刀两断。
最后，他站在了朱熹理学前，对考生说：“天下之事，有的貌似礼但实质上不是礼；有的貌似非礼但实质上就是礼。”二者的区别很细微，如果不用心去研究（格）它们，将会产生大困惑，就不能得到真理。
这是他否定辞章、佛道后重新回归朱熹理学的一个表态。他两次倒在理学的“格物致知”上，但还是认定人人都应该“格物致知”。
山东乡试结束后，王阳明登了泰山。在泰山之巅，他写了几首诗。诗歌是沉闷抑郁的，他说自己的使命感没有实现的机会，他又说自己虽然认定佛道并非圣学，但朱熹理学也没对他笑脸相迎。他还说，半生已过，往事不堪回首。
1503年农历九月，他回到北京，进了兵部工作，依然是索然无味。他重新探索理学，但这一次的探索是平静的，没有从前的激动和困惑。他此时毫无预感，不知道他前半生的历史已到了尾声。1504年，他突然对好友湛若水说：“我们倡导身心之学如何？”
湛若水双手赞同：“好！我们招生，讲学。”
湛若水是陈白沙的弟子，深得陈白沙心学之精髓，一直倡导学习的目的是涵养身心，这一点和王阳明不谋而合。王阳明和湛若水是好朋友，也是好同志，互相敬佩。湛若水说自己周游世界，从未见过王阳明这样的优秀人物。王阳明则回应说，他活了这么大，也没有见过湛若水这样的理学家。
两人在1504年志同道合，几年后，王阳明创建心学，两人成为不共戴天的论敌，但仍然保持着友谊。什么是真朋友，王阳明和湛若水可为表率。
多年以后，据王阳明的心学门徒说，1504年王阳明在北京倡导身心之学，实际上离心学的大门近在咫尺。如果不是后来刘瑾的干扰，心学可能提前三年降临人间。
事实并非如此。
实际情况是，1504年王阳明和湛若水在北京城里开班讲课，来听课的人并不多。一个主要原因是，大家都在学习口耳之学，对于身心之学，那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富家子弟唱的高调。一个穷苦读书人学习知识的目的就是为了科举和仕途。你对他说，学习知识的目的是为了修身养性，你如果当它是晋身工具，那就太低俗了，他非跟你拼命不可。
还有个原因，无论是王阳明还是湛若水，当时都很年轻，他们对身心之学的感悟力和体验力远没有那么强大。尤其是王阳明，他自己还对朱熹理学感到困惑，如何去指点别人？
王阳明的学生们认为1504年王阳明离心学的大门近在咫尺，说明他们根本不了解老师王阳明。这个时候的王阳明虽然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拥有别人所没有的儒释道三教精髓，但他没有自己的思想系统。勿论其他人，就是他的伙伴湛若水的理学造诣和悟性禀赋并不逊于王阳明半毫，为什么湛若水没有创建心学？
王阳明在1504年时不过是一座地下烈火飞奔的休眠火山，要喷发出万众瞩目的璀璨光芒，必须要有一个外力（比如地震、磁极变化）推一把。我们称这种外力为外部环境。
实际上，每个大人物的成功都有一个外部环境，这个外部环境像运气一样，绝不可少。有的人在外部环境特别好的时候不需要过人的自身素质就能成功，比如官二代、富二代。而从来没有听说过拥有超级素质的人在没有外部环境的帮助下可以成功的。人类历史上怀才不遇的人多如过江之鲫。
注意，外部环境是一种作用力，不过有正推力（顺境），也有反推力（逆境）。而很多时候，反推力才是人类前进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动力。王阳明就是在一股反推力的作用下，一举创建了心学。作用于王阳明身上反推力的，是一个叫刘瑾的人。他是个名人，关于他，我们也要从头说起。
刘瑾风暴
如果用因果论来看，王阳明创建心学，权阉刘瑾居功至伟。倘若不是刘瑾，王阳明就不可能到龙场，王阳明不到龙场，他的心学恐怕就不会横空出世，至少不会在1508年横空出世。
刘瑾出生于陕西贫苦人家，本姓谈，伶俐乖巧，有冒险精神。六岁时到北京城流浪，被一位宫中的刘姓太监收养，遂改名刘瑾。十几岁时，刘瑾在养父的怂恿下主动阉割进入皇宫做了小太监。刘瑾是个实用心理学大师，能在最短时间里摸透别人的心思，于是他先是得到了皇帝朱祐樘的喜爱，朱祐樘把他交给太子朱厚照时，意料之中地得到了后者更深的宠信。
时移事往，刘瑾和朱厚照建立下了深厚的主仆友谊。这缘于刘瑾对朱厚照各种欲望的纵容和引导，朱厚照一日都不能没有刘瑾。所以当1506年朱祐樘去世朱厚照继位时，刘瑾知道，他的好日子来了。
但他高兴得有点早。朱祐樘死前为朱厚照指定了三位辅政大臣：端正持重、眼里揉不得半点沙子的刘健；善于辩论，并坚持原则的谢迁和那位让王阳明做《来科状元赋》的李东阳。从三位大臣的眼中看朱厚照，朱厚照是个任性自我、我行我素的十五岁的大男孩。无论如何，这样一个半成品皇帝，需要他们精心塑造。而儒家知识分子最大的追求就是把皇上塑造成德高望重的圣贤。
但他们失算了。朱厚照自继位之后，除了在早朝露一面外，其他时间都和刘瑾在一起享受人生。刘瑾在宫中多年，并非是单打独斗，他有如下几个好兄弟：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刘健和谢迁给他们起绰号为“八虎”。据这二位老大人说，朱厚照登基的三个月内，这八只老虎就引诱朱厚照做了太多有违皇帝身份的事：一、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都骑马跑出皇宫，鬼知道去了哪里；二、把钱不当钱；三、到北海划船，进行交通管制，严重影响京城百姓的正常生活；四、养了那么多老鹰和猎犬，搞得宫中成了马戏团；五、饮食上太邋遢，不符合圣人“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要求。
刘瑾和朱厚照一起看这封信，然后哈哈大笑，把信扔到一边，继续纵欲玩乐。刘健和谢迁一咬牙一跺脚，决心违背圣人们“不许和太监结交”的警告，找到了当时宫中的头号太监王岳。王岳对刘瑾“八虎”的迅猛崛起深感忧虑，看到政府部门的首脑主动和自己示好，很激动，表示一定竭尽全力，让朱厚照铲除“八虎”。
刘健和谢迁得到了王岳的支持，立即开始制定向“八虎”进攻的计划，这个计划其实很简单：凡有血性的臣子都要写信给皇帝，要他摆脱八虎的控制。他和谢迁在内阁“票拟”，要王岳呈送给朱厚照，并在朱厚照面前苦苦劝谏，得到朱厚照同意后，盖印，发布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