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当时何燕的一时感情用事却让这场股权之争愈闹愈大。“当时太感情用事了，最初成立成都国腾时，中储成都的老总梅春文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后来以成都国腾的名义成立四川华威完全是一种报恩的心态。”后来何燕承认这是当时公司运作不规范的地方，公司用了先斩后奏的手段，当时根本没有经过商地置业的同意。何燕后来意识到未取得股东一致认可不妥，在四川华威成立一周后才开始逐步将资金撤回成都国腾，但工商登记却在一年后才变更。这种不规范的运作在何燕的早期经营过程中屡屡发生。
在四川华威实行MBO短短一年半时间内，华威公司就已经变成了纯粹的私人控股公司。
1998年4月，成都国腾、中储成都、四川省粮油收购储运公司共同投资1000万元成立四川省华威信息产业投资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威公司”），三家股东持股比例依次为67.6%， 3.4%和29%，公司董事长是李明生，新公司与成都国腾在同一座大厦里办公。
华威成立伊始，就得到了各级政府部门的大力支持。1999年，华威被国家科技部认定为全国“103家重点高新技术企业”之一。同年11月，华威公司被成都市科委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享受高新技术企业的有关优惠政策。
成立华威之后，何燕的步伐陡然加快，在短短一年半时间内，华威公司就已经变成了纯粹的私人控股公司。
1999年6月23日，华威公司的股东进行了变更，三家原国有股东全部退出。原先控股67.6％的成都国腾，将其40％的股份转让给四川道亨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道亨”），其余27.6％转让给成都故事村实业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故事村”）；中储公司3.4％的股权也转让给了故事村；四川粮油收购储运公司将其29％的股份中的9％转让给了故事村，15％转让给成都盖尔计算机网络技术有限公司，5％转让给崔予红。作价均为每股1元。
至此，国有股东全部全身而退，虽没有给国有资产带来任何增值，但也没有使国有资产贬值，新进入的都是由何燕等人实际控制的民营企业和个人。四川道亨持股40%，这家公司的主要股东是何燕、赵平原等，何燕控股51%；故事村亦持有40％的股份，故事村的主要领导是乐英贵（中储公司主要领导之一）等；盖尔公司持股15%，其主要股东是李梅、崔予红等；个人股东崔予红持有华威股份的5%。
1999年9月13日，华威的股权又由这三家民营企业直接转让给了12个自然人股东（占97%）和四川日报社（3% )。转让价格仍是每股1元。其中何燕取得了四川道亨的全部40％股份以及盖尔公司H％的股份，从而对华威控股51%。李明生和莫晓宇分别获得了12％和9％的股份。其余股份情况是：何琼（何燕之表妹）5%，乐祥勇（乐英贵之子）5%，孙家龙4%，崔予红3%，薛建能（时任规划院院长一职）3%，四川日报社3%，何力（何燕之弟）2%，同样是成都国腾创业者的王建、郭岩和李梅各1%o
仅过了两个多月，华威的股权结构再次发生变化，唯一的国有股东四川日报社3％的股权转让给乐祥勇，薛建能3％的股权转让给自己的妻子董晓玲。华威的股权全部为12个自然人持有，除何燕之外的其余H人中，两个是何的亲属，莫晓宇、崔予红等5人是创业者，李明生和孙家龙是公司骨干，另外两人则是原国有股股东主要领导人的亲属。
自此，华威的MBO计划终于完成。
在这个过程中，何燕一直试图摆脱商地置业，于是在1999年11月23日，由四川华威代出资，由30位自然人组成的四川国腾通讯有限公司在成都郫县工商局注册成立，注册资金500万元。1999年12月，四川国腾注册地由郫县变更到成都市，注册资金变为8 000万元。原先成都国腾的股东—中储成都公司、规划院、四川华威以及莫晓宇等8位自然人以其在成都国腾49.85％的股权出资，按比例置换到四川国腾公司，以图彻底与商地置业划清界限。当然，商地置业从未在这些决议上签字。2000年5月，四川国腾通讯有限公司变更为四川国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这次改制的目的在于寻求在国内A股上市，但是同样牵涉到和商地置业之间纠缠不清的股权问题，上市以失败告终。借“壳”上市
2000年7月，四川国腾、成都国腾、四川华威、四川道亨等公司联合起来，组建了成都国腾通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人们提到的国腾，就是此时成立的国腾集团，何燕出任集团董事长。
经过5年飞速发展的国腾集团早已不是当初捉襟见肘的小公司。国腾的IC卡电话机占据了国内30％的市场，公司也从早期单一的IC卡电话机业务中走了出来，进行了一系列的多元化发展，在卫星定位、微电子、软件、教育等领域大展拳脚。何燕也由此登上了《福布斯》富豪榜，引起了海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
与此同时，一封举报何燕等人非法侵占巨额国有资产的信函也被送到国家相关部门。中央纪委、财政部、检察院等迅速对国腾集团展开了调查。在历经了三年的调查后，对于何燕等人侵占国有资产的说法暂时有了一个结论：在国腾一系列企业变更过程中，并不存在国有资产流失情况，不予立案。
这时，为了得到更大的发展，何燕决定绕过商地置业，寻求借“壳”上市，她盯上的是四川旭光。
何燕与旭光电子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始于2000年底，因此有人说国腾集团的成立恰逢好时机。
旭光电子是1994年2月由国营军工阳光电子管厂进行股份制改组，以定向募集方式设立的股份制公司。1996年，旭光电子股本构成为：总股本4 500万股，其中国家股3
169.9272万股，占总股本的70.44%；法人股639.5万股，占14.21%；内部职工股690.5728万股，占15.35%0
作为对四川省一号工程和其代表成都国腾企业发展的重要支持，2000年12月，经四川省财政厅批准，成都市国资局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本中的1 545.644万股，分两笔分别转让给成都国腾通讯（集团）和四川道亨计算机软件有限责任公司（154.9万股）。
此时，成都市国资局名义上仍然位列旭光电子第一大股东之位，但它所持有的股份已经减为1 784.3326万股，占总股本的比例为21.60%。而国腾集团与道亨公司具有关联关系，后者是前者的股东之一。旭光电子的招股说明书也载明，成都国腾集团和道亨计算机分别持有的旭光电子股份已经达到22.34%，稳坐真正的第一大股东之位。何燕担任成都国腾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2002年11月20日，旭光电子在上交所正式上市，成为四川最后一个作为遗留问题股批准上市的股票，走势一路看好。
成都国腾集团通过在旭光未上市前收购其法人股，顺利实现了借“壳”上市。事实上，在股份转让当时，旭光股份已经通过了双高认证，上市亦指日可待。旭光电子上市后每股净资产达到4.4元，而国腾收购旭光法人股的价格仅每股2.2元。仅此一笔，国腾就净赚3
700万元以上。从投资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投资，何燕的精明由此可见。
不过，旭光与其他被重组的公司大不一样。
旭光的前身是老牌三线军工企业，技术力量雄厚，主要从事广播电视行业专用配件的生产、研制、开发和销售电子真空器件、电子整机等。它拥有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陶瓷金属化等技术与世界水平相当，使该公司许多产品成为国内独家产品，在国内广电行业某些领域具有技术垄断优势。
证券行业专家称，旭光电子是典型的有市场、产品过硬但患了严重资金饥渴症的企业。市国资局为此在不惜实质性出让第一大股东之位时，也提出了让其他很多企业望而却步的苛刻要求—市国资局必须仍然是名义上的第一大股东；新进来的投资只能作为机构投资者，只能在9名董事组成的董事会中占有一席，并不得干预公司的生产经营；还得作出书面承诺，不得经营可能与上市公司发生同业竞争的产业。不仅如此，该公司章程还规定了许多避免关联股东对公司产生联合控制风险的条款。
国腾自身的上市之梦一直在进行之中，自2000年起，国内A股上市、香港上市的实施，都一直在进行之中，但一直未有回音，借“壳”上市，尤其是旭光电子这样优良的“壳”，是非常理想的对象。
多面国腾
虽然同时面对股权纠纷和国家有关部门的调查，何燕仍然积极开展业务，把触角伸到赖以起家的IC卡电话机领域以外的范围。
其中之一就是何燕至今仍津津乐道的卫星定位系统。目前卫星定位系统已成为国腾集团极富发展潜力的业务，成都国星通信有限公司承担了这一任务。据国星公司总经理柏杰介绍，我国很多重要系统都依赖于美国的GPS系统，在特殊时期，如果该系统关闭或对其有意加入干扰，必将造成关键系统崩溃的威胁。而国星的卫星定位系统依靠北斗卫星，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权，能够彻底摆脱美国的GPS系统。虽然目前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军方，但民用市场的容量也是巨大的，比如黄河水文站的监测等。一旦民用市场得以打开，发展前景将不可限量。目前该公司年收入在5
000万元左右，上市已在计划之中。
国腾微电子公司则从事集成电路芯片的研发。据介绍，该公司技术力量雄厚，40％以上人员拥有硕士、博士学历，还有不少“海归派”的加盟。公司产品除了面向市场外，同时也为国腾自身的通讯、定位产品使用。公司还是国家安全部门的战略伙伴，为军方承接了不少任务。目前公司的年销售收入接近1 000万元。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国腾还介入了教育产业，而且做得还相当不错。国腾软件学院和国腾微电子学院坐落在成都高新区，投资约1亿元左右，目前已有三届学生在读。据介绍，国家教育部视察国腾软件学院时表示，在全国35所软件学院中，国腾软件学院办学条件最成熟。而这本来只是何燕当作一项公益事业来做的，并不指望赚很多钱，但没想到社会反响很好。
目前由何燕领军的国腾集团，从1995年起，经过9年的长途跋涉，从50万元起家到至今拥有数亿元的资产，国腾集团的产品也由早先单一的IC卡公用付费电话机发展到包括卡式付费公用信息系统、信息机、监视器、本地级网管、电话卡自动售卡机、毫米波通信传输系统和停车收费器等十几种高科技产品，涉及芯片开发、双星工程、毫米波通信和系统集成等前沿领域。
如今，在历经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股权纠纷后，何燕又表现出异常的低调，媒体上仍然鲜有何燕的名字，也许，这就是何燕的生活哲学吧。
何燕的时间表
1993年底，何燕领导国腾公司在充分研究了中国公话的特点，磁卡电话的优缺点，及国外公用电话的新技术的基础上，开始从事“IC卡公用电话系统”的开发工作。
1995年11月，成都国腾通讯有限公司成立，独立承担了邮电部9528号重点科研项目，成功地研制出了中国第一台IC卡公用付费电话机，填补了国内空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998年，国腾公司大力进行市场开拓，当年实现销售收入1亿多元，人均销售收入100万元。
1999年，是国腾公司腾飞的一年，当年实现销售收入3亿多元。
2000年7月，成都国腾通讯（集团）有限公司成立，这标志着国腾由单兵作战发展成联合舰队。同时，公司产品也由单一的IC卡公用付费电话机发展到包括卡式付费公用信息系统、信息机、监视器、本地级网管、电话卡自动售卡机、毫米波通信传输系统和停车收费器产品等十几种高科技产品，涉及芯片开发、双星工程、毫米波通信和系统集成等前沿领域。
记者手记
如同中国大多数成为富豪后的民营企业家一样，何燕选择了低调的生活风格，但在1998年萌生出实施MBO的念头后，何燕就不得不让自己暴露在镁光灯下。
1998年时，中国还很少有人明白MBO的真正含义，何燕的最初想法也仅是“想让当初的创业人员拥有公司的股份”，远远未料到后面还要遭遇到如此众多的磨难与艰辛。但相比其他国内公司明显变形的中国式MBO，实行后仍然有大量的问题缠绕相比，何燕和国腾的遭遇已经算是幸运的了。
2000年前后，中国有很多企业尝试过MBO，其中也不乏成功者，比如粤美的2000年成立美托投资管理公司完成MBO， 2002年中国康辉旅行社管理层以2 450万元现金从首旅集团手中买下康辉49％的股权等，何燕从这些案例中吸取营养，为国腾顺利实施MBO打下基础。
尽管如此，国腾的MBO演绎仍然充满了传奇，从注册华威，到控股道亨，最后成立国腾集团，在这一系列的资本运作的背后，不得不令人佩服何燕的定力之高。在如此漫长的五年时间里，一方面要接受国家相关部门的调查，另一方面还要发展公司业务，何燕过去的努力折射了这种影子。
（丁然／文）
磨子桥数字英雄商海纪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