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当我从山沟里闯出来的时候，已过不惑之年。本想找个安身立命之地，一则为下一代的成长创造好的环境，二则为自己发挥余热了此余生寻找一个空间，没想过自己还会有什么作为和成就。改革开放的浪潮冲击着沉睡的中国，改革开放的春雷唤醒了沉睡的人们。当我们睁开眼睛时，五彩斑斓、飞速发展的世界正展现在我们的面前。这个世界令我们困惑和自惭，令我们向往和奋起。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更是一片欣欣向荣，生机蓬勃的景象。在这么好的时代、这么好的环境下，我不甘落寞，不甘碌碌无为了此一生。我渴望在有生之年里拼搏一下，也许能为社会、为未来留下点什么。
一九九一年在香港朋友朱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我壮着胆子跳进了“商海”，从此我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为了不被水淹死，我拼命地挣扎、拼搏。我终于在商海中学会了游泳，虽然游得很吃力，但毕竟是一节一节地向胜利的彼岸前进着。
一九九四年，熊克与我合作后，增强了公司的力量。在熊克来之前，我们与三丰电子公司就有一定的业务关系。在熊克来了之后这种关系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和深化。一九九五年三丰电子公司已成了公司最大的客户。
三丰公司是一家港资企业，老板李先生是清华大学毕业生，原来主要是生产多士炉、收音机等电子产品。一九九三年开始研制家用面包机。一九九四年投放市场，打开了销路。消费提供了市场，市场又引导着消费，在很短的时间内，家用面包机受到了许多家庭主妇的青睐，成了重要的家用炊具。
一九九六年面包机的销售情况很好，产量大增，公司协作配套的品种和数量也突然增多了，除了轴、销等车件外，还有冲压模、冲压件。员工数量也由二十多人增到四十多人、六十多人直到八十多人。由于业务发展太快，我们的工作出现了一些失误，首先是技术管理未及时跟上，有些产品技术未完全成熟就盲目生产，比较复杂的产品未经严格、全面地检测，就给用户送样品，客户在认证过程中未经小批量总装试验就批准大量供货，结果出了不少废品。第二是新员工增加太快，为了赶任务，新员工未经过基本培训就上岗操作，给产品质量和安全生产带来一定的隐患。第三是质量保证体系未及时加强和提高，品质管理力量薄弱，未能有效地、严格地控制产品质量。因质量事故而造成的损失高达三十多万元。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清醒和聪明起来了。针对公司的各个薄弱环节，我们及时地采取了措施，充实了力量。加强了生产管理、技术管理和质量管理，终于使以产品质量为核心的各项管理走上了正轨。为了适应客户的需要，我们及时地增加了设备，这一年新增固定资产六十多万元。公司的生产能力得到迅速提升，单月产值最高达到一百二十多万元。公司成立五年来，跃上了一个新台阶，创造了历史的新水平。
三丰公司一九九五年销售面包机才五十多万台，一九九六年销售了一百多万台。年销售金额达一亿多美元，这种家用炊具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风行起来的，加拿大、美国和欧洲地区的家用面包机就像中国家庭用电饭煲一样。根据当时的情况曾预测：在二十世纪末期，家用面包机的销售前景肯定看好。正因为如此，李老板在事业上如日中天的同时，另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紧锣密鼓地实施中，在远离深圳一百三十公里的博罗县境内建设一个耗资八千多万元的电子城。厂房和宿舍已于一九九六年上半年完成。面包机因生产紧张还未搬迁，其他产品的生产线已陆续搬了进去。近几年来因与三丰公司配套而尝到甜头的供应商也争先恐后地抢滩电子城，占有了一席之地。三丰公司的朋友们也主张我们迁到电子城去，这样配套更方便，关系更密切，可以得到更多的订单。作为一个五金厂，有这么一个靠山，有长期稳定的订单，那是求之不得的大好事。但是我考虑的问题较多、较远，总是迟迟不动。
一九九六年底，我叫熊克去电子城考察。他回来后将情况向我作了汇报，对于是否迁厂我们还是拿不定主意。一九九七年三月我亲自去考察了一番。这电子城确实很大，占地面积约四平方公里。除三丰公司下属的几个公司外，还有其他的港资公司，有搞塑胶的，有搞压铸的，还有做音响的。还有一些配套小企业。这里的最大优势是房租、水电便宜。但这里离城市较远。电子城本身又没有相应的生活娱乐设施，这意味着在这里工作的员工业余生活单调、枯燥，就像我以前工作的“三线”厂一样。这样的环境，很难使员工、特别是青年人安居乐业，除电子城外，附近没有其他企业，从在商言商来看，如果我们把厂迁到这里来，就只能做三丰公司的独家生意了。将来三丰公司内部人事更迭，产品市场发生变化，都是我们难以预料的。我回到深圳与熊克商量后，便决定按兵不动。为了不影响与三丰公司的关系，表面上我们还是说准备搬到电子城，向三丰公司靠拢。我们演了一场“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现代戏。
一九九七年一季度，面包机的生产仍然紧张，大都是上年未完成的订单，到这些订单告一段落准备搬迁生产线时，迁厂的负面影响终于显现出来了。首先是那里比较偏僻，交通、通讯还不完善。货物的进出口业务不畅通，外商的商务考察也不方便。更致命的是劳务工招收比较困难，由于生活、娱乐设施不配套，员工们工作不安心，已随厂迁去的部分老员工也纷纷辞工回到了深圳，对未迁去的员工造成了消极的影响。三丰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本来就反对迁厂，现在反对迁厂的声音越来越高，理由越来越充分。纷纷向李老板进言：要求停止搬迁或暂缓搬迁。但李老板对这些忠言听不进去，仍按原计划搬迁。因此部分高、中层管理人员、技术人员纷纷辞职而去，包括面包机开发初期的元老重臣都走了。
在一九九五年、一九九六年面包机市场火暴的形势下，一些有实力、有远见的大企业蜂拥而上，经过一段时间的研制、开发，到一九九七年已形成了生产能力，这些新上的产品以质优价廉抢占市场，形成了激烈的竞争局面。其实，当时的三丰公司应处于绝对优势的地位：第一，这两年已抢先占领了市场，已有市场认同的品牌和名气。在欧、美市场已形成了自己的销售网络。第二，这几年已得到了丰厚的利润，有较强的经济实力，这些新上的企业不是它的对手。第三，通过这几年的研发和生产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专业技术，有一支水平较高的研发队伍。但是，由于建设电子城耗费了大量的资金，由于迁厂流失了大部分的技术力量，而且这些技术力量很可能流向了竞争对手那里，现在已无力与竞争对手抗衡。眼看着一个如日中天的企业突然垮了下来，订单越来越少，生产越来越冷清。到一九九七年下半年几乎处于停产的局面，似乎已回天无力了。
三丰公司的崛起、兴旺和衰败的全过程，我们都看到了，它给我们很多的教训和启示。
由于公司采取的是“全方位”外交，多品种经营，从来不轻视、排斥小客户，尤其是老客户，即使在一九九六年三丰公司订单占七成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坚持这个经营方针，所以三丰公司的衰败对我们虽然有很大的影响，但还未到大伤元气的地步，一九九七年公司仍然有盈利。
一九九八年金融风暴席卷全球，深圳的各行各业受到很大的打击。由于前些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增强了抗击风险的能力，所以我们并不惊慌。董事会订的目标也很低：少亏就是赢，不亏就是赚。我们在维持中增强自身的实力和素质，在维持中寻找新的发展机会。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壮大，固定资产和员工人数在五金行业中已具有一定规模，不像创业初期那样，不再是有一些零星订单就能维持下去的小作坊了，我们必须重新找一个像三丰公司那样的大客户作为公司的业务支撑点。
二十世纪末，人类社会已进人信息时代，信息产业已成为全世界发展得最快的朝阳产业。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通讯设备几乎全部是洋货，日本、美国产品充斥中国市场。由于信息产业技术含量高，集中了多个领域里最新最高的科技成果。中国现代化的信息产业在八十年代末才开始起步，从它起步那天起就在逆风中前进，面临着与国际品牌抗衡和竞争的局面，有胆识有远见的中国企业家不畏险阻，经过艰苦卓绝、坚忍不拔的努力，国产通讯设备在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在市场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