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说：“倾向应当是不要特别地说出，而要让它自己从情节和行动中流露出来。”“作者的观点愈隐蔽，对于艺术作品就愈好些。”在《日出》中，没有环绕着陈白露而展开的社会上层生活的生动描绘，没有那些众多的在大旅馆里周旋的人物以及他们之间殊死格斗的场面；没有围绕着小东西而展开的宝和下处的地狱般的生活描写，没有那些“可怜的动物”般的人物命运的刻画，就不可能揭示那“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作者的“倾向”、“观点”正是“流露”、“隐蔽”在生动的情节和场面的描写之中，表现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其中只就对金钱魔力的抨击来看，也是相当深刻的。陈白露的悲剧，潘月亭的荡产，李石清的失败，黄省三的全家服毒，顾八奶奶的丑恶，都在金钱的魔力所隐蔽的阶级关系中行动着冲突着。这使人突然发现金钱的魔力把一些人鬼使神差地调动起来，做着种种丑恶的行径。那个为金钱统治的世界不知吞噬着多少人的生命。作者越是生动地描绘这些活生生的人物和人物关系，越是产生着对资产阶级，对黑暗社会的抨击力量。曹禺在《日出》中没有把矛头指向帝国主义，没有把金八所代表的黑暗势力同反动的统治联系起来，这确实是不足之处。但是，它的杰出艺术描绘却引起人们对现有制度的怀疑和沉思，宣判那社会末日的来临，启示着人们去追求一个旭日即将升起的“伟大的将来”。
四
话剧主要特点是没有作者的语言，一切都是靠人物自己的台词来创造的，这也是它的困难之处。所以高尔基说它是“最难运用的一种文学形式”。曹禺在《雷雨》《日出》中成功地驾驭着这最难运用的文学形式，创造了他独具一格的戏剧语言。他的人物台词没有那种江海滔滔一泻千里的气势，但是，经他加工了的生活语言，却具有一种格外隽永的内在力量和耐人寻味的艺术感染力。其风格特色是简炼、含蓄、具有高度的戏剧性和浓郁的诗意的抒情色彩。
曹禺说：“舞台上的诗所受的限制是较多的，它既必须通俗易懂而又必须有诗意，既应像诗而又应像日常人们说的话，所以写起来很费力。舞台上所能用的字汇比写散文所能用的字汇少得多，以散文的字汇来写剧本，常常是听不懂的，演员读起来一定像念书，在诗剧里更如此。”（《曹禺同志漫谈＜家＞的改编》）这可看作是曹禺锤炼戏剧语言的经验结晶，也是他的剧作语言风格的概括。他不但提炼了“日常人们说的话”，而又有像诗一样的抒情性。他正是运用这种具有诗意的生活化的语言来刻画人物性格，十分细腻地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抒发人物的丰富感情。
《雷雨》《日出》中的人物绝少长篇大论，语言简炼，具有一种精细的性格雕塑力。几乎每个人物都能收到“闻其声如见其人”的效果。每个人物的用词、语气、分寸、口吻、节奏，都决不是重复的。周朴园专横、冷酷、自强，说出来的话是“向来不能改的，他的意见就是法律”。因此，他的语言都很短促并带着命令的口吻。鲁大海性格倔强，尽管有些口吃，他的语言总是词锋锐利、干干脆脆，从不拖泥带水。张乔治句句不离洋文，他自己也认为“我简直不习惯中国话”，言谈之间洋奴性格神情毕现。顾八奶奶满嘴都是不伦不类的文明词，什么“伟大的爱情”、“美丽、香艳”、“悲剧”、“痛苦”之类的词汇，同时还夹杂着“王八看绿豆”、“三从四德”等用词。老式的封建闺阁里出来的女人又硬学着十里洋场的时髦话，活生生地勾勒出她把肉麻当有趣的丑陋不堪的性格。同一个人物，由于说话的对象、地点、情势的不同，他的语言也有着变化但同样是个性化的。蘩漪充满了被压抑的痛苦，她的强悍而热烈的追求和反抗埋藏内心深处。因此，她的外表是沉静的，她的语言是含蓄的，一般说来都是克制的。由于她极端矛盾着的心理状态，往往语义双关，话藏锋刃，具有一种尖锐性。但是，单独对着周萍谈话时，就不是十分克制了，句句逼近，似乎在审问着周萍。在第四幕，她的被压抑感情终于冲破了克制的表层，当众对着周萍说：“你不要装！你告诉他们，我并不是你的后母。”这种语言有着惊人的效果，它是蘩漪绝望情绪的表现，也是被压抑痛苦的总爆发。撕破着面皮宣布她和周萍不可告人的关系，也深刻地反映了她的自私。语言的丰富表现力在这里得到绝妙的表达。
《雷雨》《日出》的语言是富于戏剧性的语言，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戏剧性的语言不仅仅是因为对话，其秘诀是于对话中，必须使得一方对另一方发生着影响。它通过一方的暗示、试探，进攻等，使得另一方惊疑、担心、忧虑、欣喜等而产生新的动作。总之，它应调动着对方的情感和动作。这样，就在观众中造成一种紧张的期待，产生着悬念。曹禺善于驾驭这种语言的戏剧性，造成性格冲突的动因和推力。鲁侍萍从外地回来，在周公馆第一次看见四凤，就向她提起老早就嘱咐过她的话：“我不愿意我的女儿叫人家使唤。”在后来的剧情发展中，鲁侍萍屡次提起，生怕女儿因一时糊涂而产生意外。而每一次说起来，都使得四凤惊惧、担心、害怕，引起四凤感情的激荡和新的动作。争吵和对骂的台词并不一定具有戏剧性。曹禺的台词，常是使得一方抓住对方的脆弱的地方，对其心灵的弱点施加压力，对其性格加以损伤。《日出》第四幕，李石清和潘月亭的几段对话，双方都抓住对方曾经说过的话加以重复，抓住对方的弱点加以损害。李石清句句狠辣，于被免职中决不示弱，幸灾乐祸，极尽嘲讽之能事，潘月亭字字刻毒，绝不因倾家荡产而罢休，双方性格都得到充分展现。这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如果争吵的双方都想争取压倒对方的优势，力图损伤对方性格的某些方面或触痛他脆弱的心弦，如果从这里透露出他们的性格，争吵的结果使他们彼此有了新的关系——这就是一种戏了。”（《别林斯基论文学》，第204页）曹禺的戏剧语言，之所以妙趣逗人，就是建立在这种性格冲突的基础上。推动着剧情发展，徐徐入扣，环环相连，引导着读者和观众到他所想引到的地方，跟着他的人物性格前进。
曹禺的台词创造妙语惊人，并不靠着那种警句格言，以及故作惊人的壮词丽语。极普通的日常口语，被他加工提炼，便有着感人的艺术效果。据说，他的《雷雨》《日出》上演后，其中人物的用语成为群众一时流行的口语，可见其影响之大。这种生活化的语言，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如鲁侍萍于第四幕的结局中，听到四凤已经怀孕三个月，犹如晴天霹雳，她最担心最害怕的事还是发生了。她发痴了，接着说：“我是在做梦。我的女儿，我自己生的女儿，三十年工夫，——哦，天哪，（掩面哭，挥手），你们走吧，我不认得你们。”这不连贯的，一句一句从心底深处蹦出来的话，每一句都有着深厚的感情容量，概括着她生活的全部痛苦。这些，又都是很普通的日常用语，却产生惊人的艺术效果。理性的根据和分寸，感情浓度，韵味的波纹，节奏的适度，在这里也都得到精细而深刻的表现。胡四每逢对着顾八奶奶说话，总是说：“你瞧你！”这本是一句很平常的话。但放在他们之间特殊关系中，在不同的情势下，这句口头禅却表现了胡四种种微妙的心理状态。有时则表现一种敷衍的感情，有时则是一种打趣的讨好，有时则是埋怨，有时还带着某种无可奈何的厌恶。
“通俗易懂而又必须有诗意”，“既应像诗而又应像日常人们说的话”。这种富于诗意抒情的日常话，是曹禺的独到之处。从这种人物语言中，使我们可以谛听到人物心灵的絮语和人生的叹息。陈白露自杀前的一段话，就是这样富于诗意的抒情独白。她对着镜子端详着说：“生得不算太难看吧。人不算太老吧。（她不忍再看了，慢慢又踱到中桌前，倒出药片，将空瓶丢在地下。望着前面，哀伤地）这——么——年——轻，这——么——美。”这里毫无雕饰之感。它不但抒发了这个在太阳出来之前要睡去的资产阶级女性的人生悲剧的哀叹，而且具有启人深思的哲理意味，诱发人去思索着她的悲剧的实质。曹禺富于诗意的抒情的人物语言的创造，是因为他深入生活熟悉人物内心世界的缘故。如他为了描写“宝和下处”的生活，他曾亲自历着风险，深入到“鸡毛店”、大烟馆、妓女院，口袋里藏着纸和笔，一字字一句句把那个环境里人们所说的话记录下来。所以，在他那些看来平淡而蕴含深厚的语言创造中都有着他呕心沥血的辛勤劳动。如翠喜的“掏出心窝里的话”，是提炼得格外成功的。在她的性格语言中，使人感受到“一颗金子似的心”在跳动：“有钱的大爷们玩够了，取了乐了，走了，可是谁心里委屈谁知道，半夜里想想：哪个不是父母养活的？哪个小的时候不是亲的热的妈妈的小宝贝？哪个大了不是也得生儿育女，在家里当老的？哼，都是人，谁生下就这么贱骨头，愿意吃这碗老虎嘴里的饭？”这是一个生活在人类最黑暗角落的人的人生苦楚的心声，这是饱含着血泪的控诉。这种灼热的语言是从心底迸涌出来的诗，是颤栗着被压迫的痛苦的诗。平淡的、日常人说的话有着这样的动人力量，确是曹禺的杰出的创造。
在中国现代话剧史上，曹禺的艺术风格独树一帜，丰采熠熠，决非“四人帮”所能一笔抹杀的。我们珍爱这朵“五四”以来新文艺的戏剧之花，是为了社会主义文艺园地的百花齐放。
（原载《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年第4-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