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戏曲剧目中，有的故事情节简单，有的故事情节复杂。但从每一场看，总是情节集中、重点突出的。围绕着戏剧冲突，着重地、反复地刻画人物性格，和情节的简单明了、头绪清楚相结合，构成了戏曲剧本繁中有简、简中有繁的特点。《阳河摘印》一场戏，从薛猛坐场、宋廉报信，到马文渊前来夺印，整个情节的确简单明了，头绪清楚。但作者就从简单之中，写出了无穷反复、无穷气势。头绪清楚，又不使人感到单调冷落。一个剧本做到这一步是十分重要的，但也不是很容易的，需要善于度情察理，尤其需要作者善于掌握控制感情、不为某种预想的效果诱惑的技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谈演员的控制力时，有这样一段话：“所好的是我们看到你如何一步步约束自己，直到最后，有一种东西在你内心爆发了，你便不能再约束自己了。这就叫作发展增强一种从弱音的过程，情绪从最低点升到最高点，从平静递升到疯狂。……在你有能力约束自己的时候，约束你自己愈持久愈好。”[1]这与我们传统戏曲剧本讲究“勒得住，放得开”的道理，很有相通之处。所谓“勒得住”，就是不要急于去表现你想达到的结果，要有曲折，要有迂回，要有松弛，要有反复，在一反一复之中，逐渐把感情垫起，达到饱和，然后迸裂。在这迸裂点上，你可尽情抒发，尽情描写，这又需要“放得开”了。《阳河摘印》里面，很多地方都十分巧妙地运用这种技巧。关于宋廉到来的描写，前面已经说过。又如薛猛收回发兵的令箭，宋廉与他发生了争论，看起来这种矛盾似乎可以发展到逼使宋廉自杀的结果，可是作者紧紧“勒住”了，没有让它发展，也没有让它拖长（根据蒲剧薛猛的性格和他与部下的关系，部将们的劝说不会改变薛猛要尽忠的意志；薛猛的固执，也不会招致部将们与他的决裂。所以拖长这种矛盾，必然会落到缺乏戏剧性的“语言之争”里面，使戏温了），却把马文渊推上场来，这是一个反复。马的到来，仿佛薛、宋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和，转移到了马的身上，敌对双方形成了剑拔弩张的形势。但是忽然又一个反复，马文渊摊出最后的王牌——圣旨，薛猛又软了下来。你看，围绕着反不反的简单的问题，写出了多少波折、多少起伏：好像要反了，但是没有反；好像不反了，忽然又要反。最后在交印的问题上，会合了内外各种矛盾，达到冲突的焦点，出现了一个爆发式的惊心动魄的场面：薛猛要交，交又不舍；马文渊要接，接又不敢；中军张龙要杀（马），杀又不得（被薛猛阻拦），他拿着那颗眼看就要被敌人夺去的大印，几次用拖长的呻吟似的声音“啊……噢嘘……”喊着，我们听到的简直不是声音，而是灵魂里被压抑的怒火。交印之后，败局已定，张龙出走，宋廉自杀，薛猛夫妇带着幼儿三月蛟上京领罪。这些人物各自在这场曲折复杂的冲突中，完成了自己的性格，走上悲剧的命运。
三
生活里有这样一种人，他们小心谨慎平平静静地生活着，什么也不敢触犯，什么也不想损害，看起来似乎对谁也没有害处，他们主观上也确乎没有害人之意。但是风浪一起，这种人的真正害处就显露出来了，为了他们错误的生活态度，有些真正的好人就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许仙正是这样一种人，他未尝没有“善良”的个性，由于他小市民的狭隘的精神世界，把白蛇当作异端毁坏了。白蛇是一个妖，但不是普通的妖，是具有美丽性格的妖。这种性格的美，是与一切封建礼法制度、一切小市民所梦想的温暖幸福所不相容的。对于他们来说，这是真正的异端。许仙不能理解她，所以毁坏她。严格地说，许仙的哀伤，也只是为随着白蛇的毁灭而毁灭了自己的温暖幸福。毁坏了别人，也毁坏了自己，而又至死不悟，这就是小市民的悲哀之处。在毁坏美这点上，薛猛与许仙有相同之处。宋廉、马氏这些具有正义和血性的人，正是被薛猛活生生拖进了坟墓的；甚至远在京城的徐策，在白发苍苍的暮年，还要献出独生儿子的鲜血，来偿付薛猛的错误。当然许仙和薛猛的悲剧也有不同的地方：一个由于庸俗的小市民气，一个由于冰冷的封建道德观念；一个是至死不觉，一个总算到死方知。至于白蛇、宋廉、马氏们，他们也有自己的悲剧，他们所从的人，总还不失为“天性淳厚”，他们热烈地真心地爱着，纠缠在自己的感情中而不能自拔，好像作茧的蚕儿，自己吐出了丝，紧紧捆住了自己。“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是他们的悲剧命运的最好的写照。
有的人说，悲剧人物一定是被同情的，不被同情其就不成为悲剧人物。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却也不尽然。悲剧人物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白蛇、祝英台式的悲剧人物，她们是完全被同情的，只有狂妄无知的人，才会去笑历史赋予她们的局限；也有蔡伯喈、薛猛式的悲剧人物，他们的情况就复杂得多了。他们是受害者，但也有害人的成分。所以作者既同情他们又批判了他们。技巧高明的作者往往把两种成分融合进每一个细微的情节里。我们来研究一下下面描写薛猛性格矛盾的两个地方，就可以说明这种情况。
第一个地方是在交印以前：
张龙 啊……大人！阳河兵权在手，就该杀奔京地，除却奸贼，以正朝纲。
薛猛 （睨视马文渊）：嘚……休得多言，抱印来，待爷交代吧！
张龙 噢嘘……（抱印欲打马文渊）大人，想你薛家南征北战，东挡西杀才保得这颗元戎大印，今天一旦让与马文渊……依小将看来，开刀先杀马……
薛猛 大胆！马大人在此，你胡讲什么！（背）中军哥哥……
张龙 大人！
薛猛 你的好心，爷我尽知，不必多言，抱印来吧！
另一个地方是大印被摘，张龙负气出走以前：
薛猛 堂口站的你是何人？
张龙 无用的中军！
薛猛 众将已走，你为何不走？
张龙 我还要侍奉你这有才的大人！
薛猛 中军哥哥啦，（哭）事到如今，再莫埋怨爷我，方才你那般样儿，马文渊定然心生不悦，他若查兵点将，于你不当稳便，你还是自保前程，说是你速快前去吧！
张龙 哎呀老爷，我张龙堂堂之躯，岂能侍奉奸贼，大人在上，受我一拜。（拜，唢呐）
薛猛 中军哥哥，你回头再将爷望上一眼吧！
看得出来，作者没有把薛猛处理成一个感情浅薄、心地虚伪的角色，他的矛盾的感情是真实的，因而也是感动人的。这种矛盾，不仅苦恼着别人，也深深痛苦着自己，很显然，这些描写里面包含着作者的同情。但是，当我们受到舞台上强烈的情绪的感染之后，平静下来，仔细回味一下，就可以体味出一种滑稽的感觉：一面大声地斥责、一面悄声地恳求；一面无情地逼走，一面可怜地唤回。而这些斥责、恳求、逼走、唤回，又发生在同一个人的身上，就难免不协调甚至是可笑的了。不过当时被某种心灵受难的巨大力量震撼着，无暇去体察作者用对比的手法，隐隐包含在里面的讽喻罢了。在“路遇”一场里，这种讽喻的意义，我们可以看得更明显些：薛刚要求把侄儿三月蛟带走，薛猛怕皇帝见疑，拒绝了薛刚的要求。马氏夫人问他不让带走的理由，他答：“圣上爷若念咱薛门忠义，那时节留蛟儿再报冤屈。”可是刚刚唱完这两句，紧接着奉皇命来捉拿他夫妇进京枭首服罪的提牌官上场，他已成了束手就死的阶下囚了。两个情节前后对照，形成了幻想与现实的对比，带有滑稽的意味。这个对比十分重要，因为在薛猛身上，幻想是造成自己悲剧命运的重要因素。没有对皇帝的幻想，他不会向敌人解除兵权；没有对皇帝的幻想（将三月蛟交给薛刚），这个悲剧的趋势也不会发展下去，祸及徐策一家。现实是残酷无情的，强烈地讽刺着他的可笑的幻想。当然，这里我们说的讽刺，并不是要把薛猛丑化、漫画化，相反，你越严肃地去表现他，讽刺的意义也就越深刻。这似乎是一种矛盾的现象，但事实却确实如此。
薛猛人物性格中的讽刺因素，川剧以自己独有的诙谐风格，表现得似乎更尖刻一些。川剧《阳河堂》一折，戏路子大致与蒲剧《阳河摘印》差不多。从表面上看，好像没有什么大的不同，仔细体味起来，却有些很微妙的地方。比如蒲剧薛猛埋怨薛刚：“细思量休把别人怪，自己的兄弟惹祸灾”，作为不反的理由。可是宋廉、赵凯问他该怪哪个，他却说：“这还是二爹娘教子不严罪有应该。”宋廉在自刎之前，跪在月台上，拉着他的衣服，苦苦劝他反，他也以“二爹娘教子不严罪有应得”的理由拒绝，并一脚把宋廉踢下了月台；后来马氏发兵要替二老爹娘报仇，他又说：“这是他过于溺爱才受委屈。”前后三个地方都埋怨着父母，当然不是偶出之言，而是流露着他的内心的怨愤了。薛猛刚刚在父母屈死悲痛欲绝之后，就再三批评父母生前的过失，这太冷静了！这个人的灵魂里简直有一种冷酷可怕的东西！我们可以反问一句：为什么薛家遇到如此大祸，他不责备皇帝，不责备仇人张台，而一味责备蒙冤被害的父母呢？很明显，还是他头脑中的封建道德观念作祟。与此相关，在交印的问题上，川剧薛猛也没有像蒲剧薛猛一样经历感情上的风暴。对于蒲剧薛猛来说，这颗印，代表着整个薛家的命运，代表着薛家祖先的血汗，来得不易，岂可轻抛。川剧薛猛却比较平静地把印交给钦差马龙，似乎还与马龙（马氏的哥哥）达成了一种默契：
薛猛 只是一件。
马龙 哪一件？
薛猛 异日原任阳河。
马龙 原印交还。
薛猛 上。
马龙 忠孝堂。
薛猛 眼前。
马龙 你我兄弟。
薛猛 后堂。
马龙 吾妹。
薛猛 说好了，送客。
多么轻松！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谈成了一桩愉快的交易，在他的心灵上我们几乎感觉不出有什么伤痕！这是刻骨的讽刺，灵魂的谴责！
类似的地方川剧中还有不少。当然，川剧和蒲剧中的薛猛，是两种不同的处理，是两个不同的形象，一个讽刺的因素多一些，一个有讽刺的因素，却隐蔽一些，也更深刻一些。它们不能互相代替，也不必求其一致，我们拿来比较，只是说明薛猛的身上的确存在讽刺的因素罢了。对于这类人物的讽刺，不宜表面化、简单化，更不宜用漫画化的手法。特别是蒲剧中的薛猛，他是一个矛盾的人物，几乎每一个细节中，都包含着矛盾的两面，交融着同情和讽喻，都有内在的意境和丰富的“潜台词”，若用简单表面的手法，必然会破坏形象的完整性和含蓄性。艺术是需要含蓄的，含蓄的形象才是广大的形象。中国悲剧里面，像薛猛这样两面的、中间性的形象很多，很难以同情或讽刺作为他们是否是悲剧人物的分界线。但界线又的确是存在的，即他们不是那种讽刺喜剧中的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