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青少年时代的刘绍棠，由于生活经验不足，对人生道路尚无深刻的洞察与理解，因而下笔时人物身上的这一美德和革命传统表现得还比较流于表面，作品还缺乏应有的深度的话，那么，经过22年严酷的考验与艰苦的磨砺，在重返文坛后的这10年间创作的有如群芳竞艳的一批批新作里，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一美德和革命传统，则得到了纵深的、全面的、立体的反映与表现。这主要展露在他成功地塑造出的五光十色的农民形象中。在众多的人物画廊里，刚直豪爽、多情重义、侠肝义胆的农民形象，占据最显眼的位置。《蒲柳人家》里那位颇有《水浒》中顾大嫂、孙二娘气质的一丈青大娘，为成全有情人周檎、望日莲的喜事，舍出自己的田产与生命，誓与麻雷子和花鞋杜四所代表的恶势力拼个你死我活的何大学问、柳罐斗、吉老秤；《瓜棚柳巷》里互相扶持，彼此体恤，在共同的抗暴斗争中亲如家人的柳梢青、柳叶眉父女和教书先生吴钩；《花街》里很有点儿武二郎气魄，为正义与友人两肋插刀的叶三车；《京门脸子》里热情真挚、扶弱济危的谷老茬子大伯；《豆棚瓜架雨如丝》里经历了三灾八难，对阶级弟兄亲如手足，对地主老财不共戴天的老虎跳；《芳草满天涯》里为抚养无辜者的孩子，顶着沉重的政治压力，置封建思想与陈俗陋习于不顾，含辛茹苦，奋力抗争，终于在人生崎岖小径上获胜的农村姑娘碧桃；《这个年月》里遭遇坎坷，迎着狂风恶浪与“新潮人物”苦斗，誓作改革事业的中流砥柱的徐芝罘等许许多多光彩照人的美好形象，就是不同历史时期里这一美德和革命传统的杰出代表。
应该指出的是，刘绍棠笔下农民的“多情重义”，与封建时代的哥们儿义气，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刘绍棠小说里多情重义的农民，都不是目光狭隘地闹个人义气，他们的“义”中，都带有不同程度的阶级色彩和时代痕迹，再加上作者能够很巧妙地渲染不同时期的政治气氛，因此，这种“义”便闪烁出无产阶级的思想光辉。正因为如此，所以刘绍棠笔下的人物，便比同样是具有侠义内容的一般化的通俗小说里的人物，显得更加高雅，更具有时代特色。这正是刘绍棠在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美德和革命传统的艰苦创作事业中，做出的宝贵贡献。
在新时期创作的小说里，特别是在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里，刘绍棠又对这一美德和革命传统，做了更深地挖掘，即在探寻人物心灵美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两草一心》中对爱情坚贞不渝的梅畹贞，《小荷才露尖尖角》里对待爱情更多的是为同志着想的新型大学生俞文芊，《峨眉》中为保护自己的心上人峨眉的洁白之身而把炽烈的爱情之火死死压在心底的唐春早等众多的新时期的人物形象，又有了更新的思想内蕴，无一个不闪耀着共产主义思想的光辉。
任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要求它的作家在文学作品里塑造能代表国家、民族的利益和愿望的杰出人物和英雄人物。无产阶级的文学，更需要塑造能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理想和愿望的社会主义新人，表现与赞美这种新人的优秀品质和光辉业绩。“只有文学自身才是文学的唯一目的”的“高论”，超越现实的“文学本体论”，都是自欺欺人的、十分有害的理论。当然，我们这样讲，并不意味无产阶级文学只能写正面人物、英雄人物。但是，话又说回来，把塑造具有优秀品质的社会主义新人，作为对作家特别是共产党员作家头等重要的任务来要求，我觉得并不算过分。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值得人们学习的正面人物，激动人心、鼓舞人们斗志的英雄人物，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是越来越少了。不少作家愈来愈感兴趣的，是描绘那些孤独、空虚、苦闷、彷徨、颓废、狂乱的怪人。展示罪犯、流氓、娼妓淫荡行为和丑恶心理的小说，也比比皆是。
正是在这样一种使不少作家惶惑、动摇的环境下，时时刻刻不忘记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的培养教育的刘绍棠，高高地举起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始终把塑造能够代表中华民族的美德和优秀传统的美好人物，作为自己最崇高的使命，显示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固有的特色和强大的生命力。共和国的文学史，理所当然地要记上刘绍棠为继承和发扬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优秀传统所建立的新功绩。
四 创造性地继承和发扬中国文学的民族风格
什么是民族风格？刘绍棠经过几十年的苦心钻研，从两个方面概括了民族风格的内容：“一是传奇性与真实性相结合；二是通俗性与艺术性相结合，或者叫读与听相结合”[24]。关于第一点他又进一步说明：“中国有句古话：无巧不成书，人们希望小说有巧，巧就是传奇。中国小说很注意这个巧，使你感到意外，很偶然。但这种意外和偶然，奇和巧，不是荒谬不经，不是离奇古怪，而是严格的真实的。什么是奇和巧？就是在情理之中，意料之外，是必然中的偶然。”[25]这段简短精确的文字，把他的小说既波澜起伏又严整有序，既奇巧多趣又合情合理的特色，以及写意传神、引人入胜的魅力，概括得再清楚也不过了。
阅读、欣赏刘绍棠的全部作品，我们不难发现，这种传奇性与真实性相结合，也是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的。20世纪50年代的作品，主要是以强烈的泥土气息和清新淡雅的田园牧歌情调取胜。1979年完成的长篇《地火》和1980年发表的《蒲柳人家》《渔火》《瓜棚柳巷》等一组中篇，使我们豁然神清气爽，耳目一新，一种绚丽的传奇色调，令人百看不厌。这几部作品使刘绍棠登上了民族化的小说创作的高层台阶。
将刀光剑影的战斗生活写得富有传奇色彩固然不易（如《地火》中对石瓜镇、入江口等战斗的描写），把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要写得又奇又巧，在读者心里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洪波巨澜则更难。刘绍棠的小说主要是在这个领域里显示出传奇性与真实性相结合的硬功夫。让我们随便从几部作品里举些例子，具体地加以说明。
《蒲柳人家》的最后三节，围绕着周檎与望日莲的婚事，对敌我两个阵营所展开的描写，可以说是奇巧与可信绝妙结合的范例。满子转到花鞋杜四小店，隔墙听到麻雷子跟花鞋杜四定下了要把莲姑卖给董太师的奸计。这在读者的心里立刻溅起了紧张、恐惧的涟漪。满子将这一可怕的消息告诉给莲姑；望日莲急忙赶到柳罐斗的船上，请求亲人救她逃出虎口。紧张的空气又增加了几分。最后决定主人公的命运，关系到全篇结构成败的文眼就在这里。缺乏艺术造诣的作者，在这种节骨眼上，必然显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然而，艺术技巧娴熟的刘绍棠，却从容自然地“拴了个扣儿”，通过吉老秤讲的“莲姑娘，不必急火攻心！我保你七天之内，跟檎哥儿完婚”这一句话，顿时让读者已悬了起来的心又静下来。究竟如何完婚？作者让所有的人物一起动起来。不过，并不直叙明说，而是像下蒙蒙雨似的讲述一丈青大娘、何大学问找豆叶黄，提出要接干女儿莲姑娘住娘家的请求。豆叶黄无奈答应了请求，可是又来了提媒说亲的吉老秤。豆叶黄被迫同意了这门亲事，但必须去找花鞋杜四商量。主线情节上又生出枝蔓，让读者松下来的心又悬了起来。于是又引出杜四被郑端午拉去喝酒，麻雷子中美人计登上柳罐斗船，妄图找女艺人云遮月的便宜，但却被拉下水送了命的情节。读者心里又是紧张，又是痛快。杜四跑回家里，又无巧不成书地遇上了铁嘴小神仙；小神仙的花言巧语最后也使他上了圈套，点头许诺望日莲另找婆家。就这样，吉老秤讲的“七天之内保你跟檎哥儿完婚”的秘密，便一点一点地透过云雾露了底，读者仿佛在海浪的翻腾中驱船朝彼岸驰去。最后一节先是渲染一种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欢乐气氛，然后通过满子从柳丛中看到一个年轻巡长同一个30来岁的长方脸高身材的人的告别，以及听到的“要这位高身材的人与周檎保持单线联系，建立秘密抗日武装”的悄悄话，让全部情节又来了一个跳跃，洞房花烛夜的欢乐气氛，顷刻间又被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战斗空气所淹没。时而紧张、时而松弛；时而急骤，又时而舒缓。《蒲柳人家》的最后这几节的情节安排，就是如此的曲折跌宕，既奇妙，又可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