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翎在《龙卷风》中对邓拓召见他和李希凡的事曾有详细记载，在此我们不访略加引述。“一九五四年九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六（据查为十八日）晚上”，蓝翎近十二点时回到学校，老校工给了他一个纸条，那是邓拓秘书王唯一留下的，说是邓拓看了他们的文章，很欣赏，想找他面谈。“回来后请打个电话”。蓝翎忐忑不安地按照纸条上的号码拨通了电话，王唯一便派轿车将他接到了人民日报社。与邓拓见面之后，“邓拓说：‘你们的地址是从山东大学打听到的。李希凡在人民大学，怕不好找，所以先找你来。有件事想跟你们商量。你们在《文史哲》发表的文章很好，《人民日报》准备转载。你们同意不同意？’他谈得很轻松，没有说到毛泽东主席。但我意识到事情非同寻常，立即回答：‘完全同意。但还得告诉李希凡，问问他的意见。’”“要谈的主要问题已解决，往下越谈越轻松越自然。”在谈话过程中，邓拓又问蓝翎：“你们都在北京，为什么写了文章拿到青岛发表？是不是遇到什么阻力？”又问起李希凡与蓝翎的个人情况，蓝翎“都按照忠诚老实的原则一一如实叙述”。“邓拓在谈如何读书做学问的过程中，还不时提到山东大学我的老师们。”“谈话进行了约两个小时，最后让我找到李希凡，下午一起来报社，再叙谈一次。”蓝翎回到学校宿舍，激动得一夜未眠。次日一大早，便给李希凡打电话，“简单地向他叙说了夜间同邓拓谈话的情况。他听了也感到事出意外，很兴奋。我让他尽快到我的住处来”。“李希凡赶到我处，两人痛饮香茶，喷云吐雾，相谈甚欢，飘飘欲飞。饭后，一同到《人民日报》找邓拓。”由于蓝翎“已见过了邓拓，这次谈话主要是邓拓和李希凡对谈，我在一边敬听。邓拓谈的内容比夜间谈的简略，基本一样。李希凡除同意转载文章外，更多的是谈他个人的情况。我和李希凡商量后提出，文章当时写得较匆促，因为两人都正上着课，如果要转载，最好能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再进行一次认真的修改。邓拓说，时间太长了，不必大改，星期四交稿吧。我们不便再说什么，表示按期完成任务”。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在《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中，对李希凡、蓝翎的个人情况及《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投寄《文艺报》“被置之不理”等了解得那么详细，可能就是邓拓将这次与李希凡、蓝翎的谈话向毛泽东做了如实汇报的结果。
据蓝翎在《龙卷风》中回忆说，为了按期完成文章的修改，他和李希凡从人民日报社回去以后，“星期一，李希凡向学校请准了假”，又“回家安排一下”，下午便赶到篮翎住处，二人“先研究了修改计划，随即着手修改，日夜兼程，轮流睡觉”。“星期四上午修改稿完毕，李希凡回去，由我通知报社来取修改稿。星期五，报社即派人送来两份修改稿的小样，四开大纸，边上留出大片空白。我看后改了几处技术性的差错，退回一份，保留一份。任务完成了，顿感轻松，单等着报纸上见吧。”
然而，当时的李希凡和蓝翎并不知道，由于周扬的干预，他们的文章已经不能在《人民日报》转载，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文中详述，此不赘。
在焦急的等待和热切的期盼中，李希凡、蓝翎却等到了一个出乎意外的消息：邓拓通知他们，《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将由《文艺报》转载，中国作家协会将直接和他们联系。不久，他们就收到了《文学遗产》主编陈翔鹤的来信，约他们到他那里去，然后一起去见《文艺报》主编冯雪峰。
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李希凡与蓝翎吃过晚饭，便按照约定的时间一起来到了陈翔鹤的办公室。陈翔鹤向他们说明了约见的目的后，就带领李希凡、蓝翎步行着来到冯雪峰家。
李希凡、蓝翎与冯雪峰、陈翔鹤见面后不久，《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便在《文艺报》第18期转载了，在文章的前面，还加上了冯雪峰写的那个“编者按”。10月10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也发表了他们的《评〈红楼梦研究〉》。据李希凡在《红楼梦艺术世界》中回忆说，陈翔鹤带他们去见冯雪峰时就曾表态说，“《文艺报》是老大哥，等《文艺报》转载了你们的文章以后，我们就登你们的《评〈红楼梦研究〉》”。果然，这篇文章在《光明日报》发表时，陈翔鹤也学着“老大哥”《文艺报》的样子，在文章的前面加了一个“编者按”。冯雪峰与陈翔鹤的这一举措，将给他们招致猛烈的批判。
二、引发运动的第二偶然性因素：周扬的“多事之秋”
1954年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自然与文艺界领导人之一的周扬息息相关。他与江青之间的矛盾冲突，不仅直接导致了这场运动的爆发和升级，而且也使他自己度过了一个痛苦的“多事之秋”，甚至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文艺报》及冯雪峰等人都受到了冲击。然而，随着批判运动的继续深入，他却又很快地变被动为主动，从一个受批判的角色一跃而成为这次运动的实际上的前线总指挥，并且巧妙地利用运动所带来的强大冲击波，借力打力，一举击败了多年来一直与自己作对的几个“对手”。
由于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所以建国以后的中国文艺界，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政治的晴雨表，成了一个最敏感、最复杂、是非最多，且又最容易发生问题的领域。作为文化界领导人的周扬，处在这个敏感领域的领导岗位上，也自然有他的为难之处。自从1937年从上海投奔延安之后，靠着他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更靠着毛泽东对他的赏识，周扬逐渐树立了自己在文艺界的领导地位。然而，也许人们只看到了他在开会时端坐在主席台上的风光，看到了他在作报告时发号施令的威风，但却不了解他内心深处的辛酸与痛苦。他虽然对毛泽东十分崇拜，一直努力并且忠实地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办事，但却经常因办事不力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周扬曾经将毛泽东历次对他的批评归纳成三条：“1．对资产阶级斗争不坚决；2．同资产阶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3．毕竟是大地主家庭出身。”[7]批评虽然严厉，但总体上还是赏识他的，不然的话，毛泽东也不会将他安置在那样一个重要的工作岗位上。
周扬之所以经常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主要还是因为他没有完全彻底地了解毛泽东。虽然他一直被人们视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的诠释者，但身份、地位、个性乃至生活经历等方面的差异，自然会导致他们之间对同一问题产生不同的看法。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地了解另外一个人，并且丝毫不差地完全按照这个人的意图办事。当然，周扬有时不能很好地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也与毛泽东自身的矛盾有关。1950年6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作了《不要四面出击》的讲话，在对当时中国文化教育界的现状作了透彻而又精辟的分析后指出：企图用简单粗暴的方法进行文化教育改革的想法是不对的。观念形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缓进，要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改造知识分子，不要过于性急，要有灵活性。这一段重要讲话，表明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的文化教育界，确实具有非常符合客观实际的把握。然而就在此前的3月份，毛泽东却对电影《清宫秘史》提出了批评意见，并号召全国对它进行批判。明明知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事情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却又急于求成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各种各样的思想批判运动。这种自相矛盾的做法，既反映了毛泽东性格的多重性，也给周扬等文艺界领导人造成了工作上的实际困难。
建国后，周扬屡屡遭受毛泽东的批评，自然也与“第一夫人”江青有关。当时周扬任中宣部副部长，而江青就在中宣部任电影处处长。有这样一个“特殊身份”的“第一夫人”在手下工作，就会经常出现到底谁领导谁的问题，如此时日既久，彼此产生摩擦造成矛盾自然在所难免。更何况江青也不是一盏省油的灯，她不仅不会服从周扬的领导，而且还一直觊觎着文艺界领导人也就是周扬的那把交椅。而周扬本人又看不惯江青，往往坚持原则以抵制她的瞎指挥，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摩擦，江青当然会对周扬怀恨在心。据李辉在《往事苍老》中说，当年周扬曾经对周迈说过这样一番话：“批斗我，也许江青起点坏作用……她在中宣部工作时，有时发表意见口气很大；有时我们搞不清是毛主席的意见还是她个人的意见。我们只能按组织原则办，不能听她的，可能得罪了她。”寥寥数语，概括地反映出周扬与江青共事的艰难以及他们之间产生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
矛盾着的双方总会彼此产生怨恨之情，这种情绪蓄积既久，一旦遇到合适的时机，就会喷涌而出造成剧烈的矛盾冲突。从现有史料来看，江青与周扬之间的第一次真正激烈的矛盾冲突，应该就是发生在1954年9月的那一次。而导致这次冲突的直接导火索，便是《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究竟应该在《人民日报》还是《文艺报》转载的问题。也正因为周扬在处理这一问题时惹怒了江青，所以才直接引发了那场轰轰烈烈的“《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
笔者在拙著《红学：1954》中曾说：“李希凡、蓝翎与俞平伯商榷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本来只是一篇普普通通的商榷性文章，不料却被江青和日理万机的毛泽东看到并引起重视。江青为何赏识这篇文章，原因不得而知，也许她确实是由衷地喜欢这篇文章，也许她是为了投毛泽东之所好，也许另有其他目的，但毛泽东之所以看重这篇文章，却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首先，李希凡、蓝翎的文章中有些言辞比较尖锐，洋溢着一种战斗气息，这种‘小人物’敢于向‘大人物’挑战的精神，勾起了毛泽东年轻时的战斗豪情。回顾毛泽东的人生历程，他的一生，可以说是战斗的一生。他在各个方面，各个历史时期，似乎都充满了战斗的豪情；其次，这篇文章所涉及的内容，正好是毛泽东推崇备至且十分熟习的《红楼梦》，而‘两个小人物’的研究方法，又是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研究复杂的文学现象。其中的许多观点，尤其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毛泽东对《红楼梦》的看法不谋而合；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这篇文章可以用来在思想文化领域引发一场大批判运动，以便实现他多年来以马列主义统一人们思想的宏伟构想。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当江青提议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拿到《人民日报》转载时，毛泽东当即欣然同意。”
9月中旬的一天下午，江青带着李希凡、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来到人民日报社找到当时的总编辑邓拓，口头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人民日报》转载此文，以期引起争论，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邓拓按照指示办事，在让李希凡、蓝翎对文章略作修改并排出小样后准备转载时，却遭到了负责文艺宣传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的反对。因为当时《人民日报》的文艺宣传工作由报社总编室和中宣部文艺处双重领导，并且以中宣部文艺处为主。文艺组每个季度的评论计划，都必须拿到中宣部文艺处讨论，最后再由分管文艺处的副部长周扬审定。因此，周扬得知此事后，便提出了反对意见，因而邓拓也不得不终止《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的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