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与世无争的幻灭感
黑暗的现实，不合理的社会，逼迫元代知识分子去思索究竟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现实。面对是非不分、清浊不辨的社会，他们无可奈何地说：“贤的是他，愚的是我，争甚么？”[10]“绝荣辱，无是非，忘世亦忘机。”[11]并且还为自己的人生哲学找到遁词：“退一步乾坤大，饶一着万虑休。”[12]在这些表白中，有的是故作颓唐的反话，但也不可避免地涂上了与世无争、消极逃避的色彩。在这种情况下，慨叹时光易逝、人生如梦的作品也时有出现。“今朝有酒今朝醉，且尽樽前有限杯。回头沧海又尘飞。日月疾，白发故人稀。”[13]因此可以说，元散曲源自两种基本的精神状态的互相融合。元代知识分子既意识到事物的消逝，也意识到它的常在；既意识到人间虚假的透明度，也意识到它的混浊度；既意识到光明，也意识到黑暗。每个人都会在一瞬间确实感到人生犹如梦幻一般，他们仿佛看穿了一切，进入一个由纯净的光芒色彩织成的茫茫无垠的宇宙，整个人生，整个历史，都在这一刹那间变得无足轻重，毫无意义。而正是超越这种茫然无措的境界，才会有一种异常欣喜的感觉，才会感到生存的自由。正是在人生幻灭无常的心理驱使下，元代知识分子或“怀古”或“咏史”，对历史已有定评的人和事重新审视，道前人所未能言，具体地表现出与世无争的幻灭心态。
对历史上经常得到人们好评的人物，在元代知识分子心中，却自有一把衡量他们的尺子。屈原历来作为爱国的先驱受到无数人的赞扬。司马迁不仅在《史记》中为屈原立传，极为推崇，并且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14]的精神鞭策自己。一生傲岸的李白深深敬佩屈原，他说：“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15]肯定了屈原的不朽。然而，元代知识分子却认为他的举动不可理解：既然世人皆混浊，屈原就应当和大家一起混浊，混浊得越厉害越好。而屈原一定要“独清”，那就由他清，清死也任他去。如马致远说“屈原清死由他恁，醉和醒争甚”（〔拨不断〕）。张养浩也有同样的看法，他的〔普天乐〕就表达了这样的情绪：
楚《离骚》，谁能解？就中之意，日月明白。恨尚存，人何在？空快活了湘江鱼虾蟹。这先生畅好是胡来。怎如向青山影里，狂歌痛饮，其乐无涯！
张养浩责备屈原不识时务，因此“空快活了湘江鱼虾蟹”，太不值得了。元代曲家还认为伯夷、叔齐宁可忍饥挨饿，也不食周朝的粮食，不过是白争闲气。而豫让、鉏麑、伍子胥、屈原、韩信都是因为过于贪恋功名利禄，积极谋求进身而不肯及早收心抽身，所以没得到好下场。
元代知识分子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心理，是因为他们在遭受惨痛的教训后，发觉一切努力都是枉然，顿时生出虚无幻灭感来。青史留名，尽忠尽孝，不过是徒劳的挣扎而已，而保性全真，归隐江湖，去追求高举远蹈、冲淡玄远的生活才是一条正路。因此，元代的曲家对功成身退的范蠡、张良、严光等人倍加赞赏。“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更是他们的楷模。我们且看两首散曲：
那老子觑功名如梦蝶，五斗米腰懒折，百里侯心便舍。十年事可嗟，九日酒须赊。种著三径黄花，栽著五株杨柳，望东篱归去也！[16]
羡柴桑处士高哉！绿柳新栽，黄菊初开。稚子牵衣，山妻举案，喜劝蒿莱。审容膝清幽故宅，信怡颜潇洒书斋。隔断尘埃。五斗微官，一笑归来。[17]
在这种心态的影响下，元代知识分子学禅问道蔚然成风，以求在林泉丘壑中找到心与自然的最佳契合点。但是，由于一味追求逃避现实的生活，其冷落感也随之而生。
四、远离尘嚣的冷落感
元代知识分子在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就用种种方法来解脱自己，慰藉自己的心灵。由于当时禅宗盛行，全真道教发展迅猛，于是，他们有的学道，有的参禅，有的既学道又参禅，而禅宗提倡的“本心即佛”颇受文人们欢迎。禅那种解脱一切外在羁绊，既不讲苦行，也不讲坐禅，更不要读经，追求闲适人生哲学的简便理论，很容易被人接受。禅宗和尚为了追求自然的生活情趣，四处寻找清幽胜地，在大自然中陶冶禅性，或者是洒脱风流，不拘俗礼，作出清高淡泊的样子来。在生活情趣上，禅宗与中国士大夫达到了完全的融合。这种哲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性格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禅宗讲究适意，面对成功与灾难，不是大喜大悲，而是以克制、和谐的方法追求内心世界的平衡，达到精神上的解脱与人生完美境界的实现。元代的画家，这方面的特点就很突出。他们“以统治于异族人种之下，每多生不逢辰之感；故凡文人学士，以及士夫者流，每欲藉笔墨，以书写其思想寄托，以为消遣。故从事绘画者，非寓康乐林泉之意，即带渊明怀晋之思”[18]。因此，元代的山水画就将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融合于云烟风物之中，不论写春景、秋景或夏景、冬景，写崇山峻岭或浅汀平坡，总是给人以冷落、清淡或荒寒之感，追求一种“无人间烟火”的境界，其实这都是当时人们心态的一种外化。如卢挚的〔沉醉东风〕《秋景》说：“挂绝壁枯松倒依，落残霞孤鹜齐飞，四周不尽山，一望无穷水。散西风满天秋意。”冯子振的散曲则另有一番趣味：“长绳短系虚名住，倾浊酒劝邻父。草亭前矮树当门，画出轻烟疏雨。”[19]在这种环境里，元代知识分子在心里筑起一道堤防，来躲避“乱纷纷蜂酿蜜，急攘攘蝇争血”[20]这样的社会的侵扰。
元代知识分子一方面通过大自然来荡涤自己的心灵，一方面却由于不得志、无人过问而感叹唏嘘。文人的失落感非常突出。秋郊野外，游子天涯的作品频频展示其冷落荒寒的心情。如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
作者运用白描的手法，精心选取生活中常见而有特征的事物，用寥寥二十八字，勾勒出一幅萧索苍凉的暮秋晚景图画，并且以景寓情，抒发了羁旅天涯的游子孤寂凄楚的心情。郑光祖的〔双调·折桂令〕《旅怀》也给人以相似感受：
弊裘尘土压征鞍，鞭倦袅芦花。弓剑萧萧，一竟入烟霞。动羁怀：西风禾黍，秋水蒹葭。千点万点，老树寒鸦。三行两行，写高寒，呀呀雁落平沙。曲岸西边，近水涡、鱼网纶竿钓艖。断桥东下，傍溪沙、疏篱茅舍人家。见满山满谷，红叶黄花。正是凄凉时候，离人又在天涯。
王国维曾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21]这首散曲通过对山边水涯的荒村及凄凉的景物的描写来抒发离人的心情。而此种心情正是元代知识分子——这些被社会排挤的人们的共同心态。
这种冷落的心境一直延续到元散曲的后期，也就是从武宗至元末（1308-1368）[22]。这个时期的元曲创作以张可久、乔古等人为代表，他们纵情诗酒，放浪山水，对现实表现出冷漠的态度。由于长期的重压，他们连牢骚不平之气也没有了，只有在哀叹声中怀念旧有的风物与繁华。张可久的〔越调·寨儿落〕《忆鉴湖》就展示出这样的心态：
画鼓鸣，紫箫声，记年年贺家湖上景。竞渡人争，载酒船行，罗绮越王城。风风雨雨清明，莺莺燕燕关情。柳擎和泪眼，花坠断肠英。望海亭，何处越山青。
此曲前半回忆绍兴鉴湖上龙舟竞渡的热闹景况，后半写当前的冷落景物和凄婉心情。两相对比，更增加了艺术的感染力。
远离尘嚣的冷落感可以说是元代文人心态的第一主调，即使豁达如关汉卿，当他从锦阵花营、书会勾栏退出来时，也时时叹息“闲快活”罢了。元散曲可以说是被社会排挤的一群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而他们正是在这巨大的沉痛中，才对人生、对生活产生了深沉的思索；才摆脱了传统的因袭负担，将一代新的文艺样式搬上舞台；才一扫文人的酸腐习气，直开明代思想解放的先河。可以说，元散曲是元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壮丽画卷，通过它，一代文人的辛酸、甘甜、痛苦都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1987年9月22日于北京
（原载《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1期）
注释：
[1]胡侍：《真珠船》（关中丛书），卷四“元曲”，陕西通志馆印。
[2]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98页。
[3]陈高：《不系舟渔集》卷三。
[4]朱思本：《观猎诗》，《贞一斋诗文稿》。
[5]《外国戏剧》1980年第1期。
[6]陶宗仪：《辍耕录》。
[7]王骥德：《曲律》。
[8]朱经：《青楼集序》。
[9]钟嗣成：《录鬼簿》。
[10]关汉卿：〔四块玉〕《闲适》。
[11]赵善庆：〔梧叶儿〕《隐居》。
[12]王德信：〔集贤宾〕《退隐》。
[13]白朴：〔阳春曲〕《知几》。
[14]《报任安书》。
[15]《全唐诗》第5册。
[16]（元）徐再思：〔红锦袍〕。
[17]（元）鲜于必仁：〔折桂令〕。
[18]潘天寿：《中国绘画史》。
[19]〔鹦鹉曲〕《溪山小景》。
[20]马致远：〔双调·夜行船〕《秋思》。
[21]《人间词话》。
[22]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