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5年10月到新中国成立前的延安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的成熟期，也是近百年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传播、发展、探索与创新过程中具有承前启后意义的重要转折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后，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文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文艺实践和理论发展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地创造新的理论成果，开拓新的理论境界，形成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拓展与创新，既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贡献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又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发展和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笔者认为，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创新，突出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伴随着“西风东渐”的时代洪流而揭开序幕的。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至1927年，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初步探索时期。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文艺现实进行分析，探讨无产阶级艺术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并结合中国社会实践的需要提出了“革命文学”的主张。从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兴起到1937年的左翼文艺时期，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运用时期。左翼文艺运动在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提出了许多精辟的理论见解，但理论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生搬硬套和庸俗社会学错误，使某些批评文章显得生硬和粗疏。在1938年10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正式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主张。他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942年2月8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所作的《反对党八股》的著名讲演中指出，如果不反对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2]。这种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马克思主义的做法，不但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事业的发展和理论的创新，而且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光辉历程中的第一座丰碑——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文艺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1935年10月党中央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移驻陕北后，陕甘宁边区成为比较稳定的革命根据地，随着大批文化人汇聚延安，延安文艺出现了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延安时期，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对革命文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系统、完整地阐述了一系列重要的文艺观点，制定了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文艺思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标志着具有严整理论形态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立。
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进入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讲话》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之一，是于1943年10月19日在延安《解放日报》正式发表的。次日，中央总学委向全党发出通知，要求把《讲话》“必须当作整风必读文件”，并高度评价《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3]。
毛泽东在《讲话》中依据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原理，对中国新文艺运动中已经提出而长期未能解决的一系列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科学的阐述，提出了许多新的理论和新的命题，体现着一种理论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文艺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从中国社会现实和文艺现状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以新的理论拓展和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毛泽东在《讲话》中科学地总结了“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艺运动，特别是左翼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围绕着“文艺为大众”和“如何为大众”这两个中心问题，全面深刻地论述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文艺的阶级性与人性、文艺批评、文艺统一战线等一系列重要的文艺问题，从理论上做出深刻的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的回答。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第一次较为系统的理论阐述，体现了毛泽东面对文艺现实，解决新情况新问题，勇于理论创新的精神。这种理论创新以严整的理论形态和理论的创造性，极大地丰富、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推向成熟发展的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在《讲话》中并不是从文艺理论的知识范畴内来阐述他的文艺思想的，而是从政治家的视界，从革命的政治战略家的高度，把文学艺术作为革命事业的组成部分和有力武器来加以审视并提出要求的。由此决定，毛泽东文艺思想具有突出的实践性和功利性特色。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思考是从中国革命的现实出发的，他明确要求文学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并强调无产阶级文艺要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在抗日战争的形势下，毛泽东要求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把文艺作为在阶级斗争、民族斗争的血与火中“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应当说，毛泽东的革命功利主义文艺观，是结合中国革命的实际，从无产阶级文艺为人民群众的利益和革命目标的一致而提出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特殊的意义，不能忽视其历史背景而简单地否定。
毛泽东文艺思想来自中国革命和中国文艺的实践，是对“五四”以来中国新文艺运动的科学总结，同时又回到革命实践中去，指导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文艺方针政策的理论基础，成功引领了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由于受历史条件的限制，毛泽东的《讲话》中也存在着对文艺政治教育功能的过分强调和对审美特性重视不够的缺陷，特别是有些在具体环境中提出的文艺策略后来被作为僵死的教条，对新中国文艺发展造成了一些负面影响。
二、全面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纲领，指明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
延安时期，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充分认识到文化建设在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已开始重视文化革命领导权问题，完整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纲领，指明了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纲领，完全是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的一种理论创造，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从没有论述过，因而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
1940年1月4日至12日在延安举行的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文化界代表多达五六百人，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1月9日，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2月20日在《解放》杂志发表时改题为《新民主主义论》。这篇重要文献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五四”运动以来中国文化现代化转型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和文化价值体系重建的方向，制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和纲领，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学说和唯物主义反映论，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定了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的理论纲领，构建文化革命领导权。毛泽东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是在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下进行的，是中国革命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新政治”和“新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4]。他高度评价革命文化的作用，认为“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5]。毛泽东不仅明确提出了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总任务，而且强调文化的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是有机的统一，认为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基本特性。他还全面论述了文化艺术中的“中”、“外”、“古”、“今”诸方面的关系，要求批判地吸收和继承古往今来一切有价值的中外文化遗产，为建设和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指明了前进方向。
张闻天作为中国共产党重要的理论家，也对新文化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思考，提出许多精辟的理论见解，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做出重要贡献。1940年1月5日，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的张闻天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做了《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张闻天明确提出了“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观，并对这四方面内容进行深刻阐述，揭示其内在联系，还特别强调“在新文化中最有地位的，最能得到推崇的主义与学说，应该是能够为新文化的全部要求的实现而斗争的主义与学说，为最富有革命性与科学性的主义与学说。马克思列宁主义就是这样的主义与学说”[6]。张闻天在阐述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内容和性质后，还分析了中华民族新文化与旧文化、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探讨了新文化与大众化、新文化的形式及新文化的历史发展等一系列理论问题，以理论创新精神努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程。
三、坚持人民主体艺术观，明确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宗旨
艺术与人民大众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从人民群众是人类历史的创造者的基本原理出发，认为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马克思、恩格斯要求革命文学要努力反映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生活和斗争，表现“穷人和受轻视的阶级”的生活和命运。20世纪初，列宁提出艺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重要命题；在与蔡特金的谈话中，又提出了“艺术属于人民”的著名观点，明确要求艺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
继承和发扬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艺术观，强调文学艺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革命文艺的光荣传统，也是进步文艺工作者的神圣职责。早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郭沫若就号召革命作家要“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写出“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7]。左翼文艺运动时期，左翼艺术家已把文艺大众化理论付诸实践，大力提倡戏剧的大众化、音乐的大众化和面向工农群众的大众美术，为实现革命文艺和人民大众的结合做出重要贡献。但是，文艺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在中国革命文艺运动中并没有得到真正解决，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文艺界仍有许多人存在模糊认识。因此，贯穿毛泽东《讲话》的根本精神，就是坚持人民主体艺术观，着重解决文艺与人民大众的关系。毛泽东有一句名言：“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8]由此出发，他在《讲话》中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艺术要自觉地为人民大众服务，并把工农兵作为人民大众的主体，强调文艺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从而确定了革命文艺的根本方向，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毛泽东的《讲话》围绕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核心命题，全面论述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革命、文艺与人民大众、普及与提高、文学遗产的批判继承等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以人民为主体的艺术观。毛泽东强调，文艺为什么人服务“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他看来，为人民大众服务是革命文艺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一切革命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离开了为群众和如何为的问题，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和确立无产阶级文艺的特质。毛泽东还根据中国当时的阶级状况，对“人民大众”作了具体分析，指出工农兵是人民大众的主体，而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同盟者，这四种人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他明确地表示：“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9]1944年，毛泽东看了在延安演出的评剧（即京剧）《逼上梁山》后，给编导者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10]为了落实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宗旨，毛泽东号召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长期深入生活，才能创作出为人民大众所喜爱的艺术精品。
毛泽东《讲话》所阐述的人民主体艺术观，充分体现了以文艺的人民性为基点来构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特征，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宝库增添了新的光辉。坚持人文关怀，聆听人民呼声，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中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命脉之所在，应当成为文艺工作者始终不渝的根本宗旨。
四、倡导文艺的中国气派，创造中华民族新文艺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产生在19世纪中叶欧洲特定历史文化条件下的一种异质文化成果，与中国传统文化有明显的区别。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就要把来自西方思想文化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文化艺术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相结合，以促进中华民族新文艺的发展，这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对文艺作品民族形式与民族风格的强调、重视和提倡，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重要内容和鲜明特色。1938年到1941年，在延安开展了颇具规模的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形式大讨论，艾思奇的《旧形式运用的基本原则》，巴人的《中国气派与中国作风》，周扬的《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萧三的《论诗歌的民族形式》，郭沫若的《“民族形式”商兑》等文章，对文艺的民族性、民族形式和民族传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抗战时期这场“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文艺民族化、文艺大众化问题讨论的深入和发展，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对民族形式问题的关注和重视。毛泽东历来主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要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论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坚决反对“洋八股”和“教条主义”，呼吁建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1]。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最根本的特点是有中国特色的民族文化。他说：“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12]毛泽东的《讲话》，用大量篇幅论述了普及与提高的关系，特别强调文艺的大众化和民族形式。他要求作家、艺术家要注意文艺的民族独创性，反对“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反对没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的教条主义。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再次强调：“中国应当建立自己的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新文化”；学习进步的外国文化，要与发展中国文化的实际相结合，认为“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13]。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在毛泽东《讲话》精神的指引下，解放区文学艺术创作沿着大众化、科学化、民族化的方向发展，出现了崭新的气象。1943年春节，延安掀起了盛大的新秧歌活动，创作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十二把镰刀》等一批反映新生活的秧歌剧目。在学习借鉴民间文艺的过程中，许多艺术家从民间文艺和民俗文化中吸取养料，挖掘中华民族的特质，创作了一大批反映时代要求，深为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例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马可等作曲、贺敬之和丁毅执笔的新歌剧《白毛女》，是借用秧歌剧形式并改造民间流传的“白毛仙姑”故事而创作的；马健翎的新歌剧《血泪仇》，是利用改造秦腔的成功之作；李季的诗歌《王贵与李香香》，采用了陕北民歌“信天游”的形式；民间说书艺人韩起祥的《刘巧团圆》，是根据陕北说书整理的曲艺作品；赵树理的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学习借鉴了民间故事的叙事手法。1945年10月21日，周恩来在重庆举行的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会员联欢晚会的讲话中，高度评价延安文艺的民族化创作道路，认为延安的艺术家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因此发现了深厚的民间艺术源泉，如秧歌舞等等，中国的新歌剧是从这里发展出来的，话剧也要吸收这个形式的优良因素”[14]。延安文艺以崭新的时代风貌和鲜明的民族特色，引领中华民族新文艺的发展方向。
毛泽东关于文艺民族性的论述，科学地揭示了文艺发展中学习外国进步文艺与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辩证关系，为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的中华民族新文艺提供了明确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突出贡献。当前，在开放的世界环境中，我们应当在保持民族艺术主导地位的基础上，认真借鉴、吸收外来文化的有益成果，经过吸收、消化和融合，使之与中华民族艺术传统结合起来，创造出更多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优秀作品，以独具民族特色的文化艺术为世界文艺增添异彩。
（原载《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3期）
注释：
[1]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33页。
[3]《中共中央总学委通知》，《解放日报》1943年10月22日。
[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5]同上，第708页。
[6]张闻天：《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解放》第103期，1940年4月10日。
[7]郭沫若：《革命与文学》，《郭沫若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
[8]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9]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3页。
[10]毛泽东：《致杨绍萱、齐燕铭》，《毛泽东文艺论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78页。
[11]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12]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13]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3页。
[14]周恩来：《延安的文艺活动》，《新华日报》1945年10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