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作品中的民族主义包含了现实和时代的内容，而这些又是通过象征主义手法表现出来的，所以颇有新意。《古城》是作家于“九·一八”的次年，在郁闷中为当时的北平画的一幅素描，但它何尝又不是整个受帝国主义蹂躏的中国的缩影呢？古城自己“如一位臃肿的老人，低头微微喘息着，噙着泪守着膝下这群无辜的孩子”。《叹息的船》和《破车上》更是通过别开生面而又富有个性的暗示，隐寓了现实中国的出路，提出了一些引人瞩目和思考的问题。前者写为飓风所困、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一条叹息的船的境况和遭际：被看作救星的美国兵舰擦肩而过，笔直向下游开去了。英国商船也曾被视为“援”船，但它“竟径自开向下游，稳当而且大方，如一有教养的绅士。随走却还闪着那秋波似的灯语。好像在说：‘爱莫能助啊。’”失望的人们疲倦、诅咒、抱怨、愤怒，但“直到天明，江边还躺着这条载满了叹息的船”。这里暗示：只有丢掉对西方列强和帝国主义的幻想，停止叹息，树起信心，奋起前行，才是真正的出路。这在《破车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路上，破车出了故障，司机——作者借人物之口说：“车破，它可走得动艰难的路。出毛病，等会就修好。反正得走，它不瘫倒，这才是中国。”果然，“真的，摆弄一阵，车又颤抖了，而且，隆隆震响了，它继续爬上那崎岖的路”。像这样站在特定历史的高处，对现实进行客观的远眺和深层的思索的作家在当时并不很多，而借助象征主义，赋抽象观念（出路）于可以感知的具体形式（船、车）则更不多见。作家对祖国一片深情，对现实倍加关注。在萧乾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象征主义与民族主义、现实性、时代性的合流。
然而，萧乾此类作品之所以获得成功，并不仅仅因为它反映了民族思想和现实内容，而是作品把象征性和民族性结合了起来。作家吸收外来的象征主义，加以中国化，使之变成中国读者可以理解的形式，从而多少为它寻得了一块生存的土壤。前面论及的《栗子》、《叹息的船》、《破车上》等象征意味较浓的作品，都以我们民族审美习惯与我国读者理性和知识的理解程度为限，并未出现过分复杂而神秘的不可理喻的东西。不仅如此，作家运用象征手法，表现民族意识和情感，反映中国人特有的精神面貌，使他的作品因而具有较为深刻的民族性，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萧乾曾作过这样的比喻：吸收异域营养，就像一个人吃多种副食品，有蔬菜也有脂肪，有淀粉也有蛋白。但他的主食却是他所经历的独特的民族生活和个人生活。这样消化的产物，必然留有作家的民族烙印和民族性格。像《栗子》、《小树叶》、《古城》、《链》等象征性较显豁的篇章，固然烙有民族的印记，表现了爱国的思想内容，即便《脚踏车的哲学》这样近乎晦涩的作品，却也还是通过有意味的象征形式，借骑车者（中产阶级）、人力车夫（劳动人民）和坐汽车的（军阀反动派）三种人，分析了我们民族的现状，揭露了国人的魂灵。
象征派强调通过有物质感的形象去表现、暗示事物的本质和普遍性的观念。马拉美就认为艺术品是用象征体镌刻出来的思想，创作要赋予抽象观念以具体的可感知的形式。这一特点，一方面可导致走向神秘主义，使作品成为除神灵之外谁也不懂的东西，另一方面，象征派也可表现哲理内容，使作品具有耐人寻味的深刻寓意。
萧乾的一些作品，不仅使象征性和民族性达到一定程度的统一，而且努力把象征性和哲理性融合起来。作家的处女作《蚕》就试图在这方面做些努力。他写蚕抢食，意在表现自己的“一点点宗教哲学”：“蚕的生存不在神的恩泽，而在自身的斗争。”这是用达尔文的进化论来否定命运和神灵。可惜这里的象征意义太朦胧了。后来作者承认这是“一个严重的失败”，“猜出它那象征意义的，到今天也没有几位。大部分朋友把它当作别致的恋爱的故事”。处女作的失败并没有使他在这方面停止尝试的努力。《道旁》就是一篇带有象征色彩和哲理涵义的较成功的作品。作者说：“《道旁》与其说它是篇小说，倒不如说是篇寓言。”作品写一个刚从国外回来的青年工程师，为生活所迫，于新婚蜜月里下矿井遇难的故事。这对新婚夫妇住在“赖飞路”旁。赖飞路，暗示的是人生（Life）之路。借这个故事，作者想说明的是大风雨中小欢乐是难以维持下去的。“人生，安乐窝的另一端还有个煤矿，逃也无用！”世界是一个整体。在安乐的世界里，作家布置下太平和美丽，在另一地方，他又预伏了一座火山。通过这种构思和结构，作品意在警省沉湎于个人小天地里的人们：正视现实，做出一番壮烈的事业来。
综上所述，萧乾以民族主义思想为主导，融会了现实、时代和族群的较为深刻的内容，达到象征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结合，象征性和现实性、民族性、哲理性的统一。由此看来，萧乾接受象征主义影响，采用象征主义手法不是全盘照搬，而是积极扬弃，有所改造地吸收。
四
萧乾作品中的思想内容，寓于他独特的美学和艺术处理之中。他的作品，吸收象征派的艺术特点，加以融会贯通，改造生发，富有个性地表现了时代现实生活和作家自己的情绪感受，具有较大的艺术魅力和新颖独创的品格。这方面的特色，可归为下面几点：
其一，象征性与抒情性、音乐性的统一。一般来说，西方象征派反对直接描写外在的现实生活，也不愿直抒内心情怀，他们要求作家摆脱自然主义的描写，侧重表现内心的“最高真实”，通过独特的富有象征意义的形象抒写精神生活，表现出音乐的和谐与美好。他们所要求的抒情，是借物抒情，他们所追求的音乐美，是一种言辞和意象的内在和谐。萧乾的部分作品，受这种影响较为明显。有些作品在象征性的形象下，翻滚着深沉的情绪波浪，流动着和谐而优美的乐感。他的一些以小孩眼光写世界的作品，就带有象征、抒情和乐感三者合而为一的艺术特点，借此作品揭示了人类潜在的人性美，充盈着浓厚的抒情味。
《俘虏》的故事很简单：一个13岁的尖刻而带童贞、稚气的小姑娘荔子，因为顶撞了男孩首领铁柱儿，她的伙伴小猫咪咪便被当做俘虏扣押了起来，但最后他们还是归于和解。读这篇小说，我们寻思：“俘虏”是指小猫咪咪呢还是指荔子？原来，主要指荔子。它是明指咪咪暗指荔子。更主要的是，作家以此象征性地暗示了柱子乃至铁柱儿人性的复归，心灵的苏醒。作品的客观描写，透示出作家的主观世界的感受和内在情绪的波动：“一阵颤巍巍娇滴滴，含了呜咽的声音又为晚风吹过来了”：“咪咪……谁拴着我的咪咪，把它放回来。”铁柱儿听了，感到不舒服。他知道一个淌着泪的女孩正倚着什么树，在某黑暗角落里向他哀求呢。他真想早些还给她，因为“声音变得更颤巍，更凄凉，几乎是哭着喊出的了”：“咪咪……谁拴了我的咪咪，劳驾放出来，积德了……”这次，铁柱儿的心灵被撼动了，“铁柱儿刚硬的心里感到出奇地不舒服”，他决定开释“俘虏”。放还时他邀荔子一起做松灯，荔子改变前次态度，点头同意。在七月闹灯节上，铁柱儿很友好地关心着荔子，荔子呢？“粉红的荷灯映着荔子粉红的笑。”作家使用反复等手法和富有诗意的文字，描写了荔子多次悲哀的呼唤和铁柱儿相应的情绪变化，展示了人人友好相处的理想，赞颂了人性的美好。作品所表现的一切，带有田园牧歌的情调，较少现实气息。《落日》则不同。死去的妈妈如沉落下去的太阳，“孩子抱了那个冰凉的身子，隔着眼泪看这个世界”。“世界对他从此永远是冰凉的了。”作者用伤感的笔调、诗化的语言，抒写了母亲的伟大天性和深厚的母子之情，同时，揭露了冷酷冰凉的现实世界。
其二，暗示与隐喻的多样而灵活的运用。萧乾在运用象征主义的暗示这种艺术手段时作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发挥，作品在标题、结构、意象、背景、情绪等方面创造性地运用暗示，从而深化作品的内在意义，充分显示作品的艺术功能。
暗示，是象征主义的主要特征。马拉美说：“与直接表现对象相反，我认为必须去暗示。”[7]象征主义把大千世界山水草木看作向人们发出信息的“神秘的象征森林”，认为外界事物与人的内心世界能互相感应契合，诗人的任务就在于寻觅思想的“客观对应物”。这种具有神秘性倾向的观点，使诗几乎变成上帝的“象征”，宗教的哲学。象征主义诗人瓦雷里曾认为：“诗人传达他所接受而未必了解的东西，因为这东西乃神秘的声音所赐予。”[8]
萧乾剔除了象征主义中神秘性的东西，吸收了极富概括力和表现力的暗示和隐喻方法。他的许多作品标题就是象征性的，题目本身就是一种隐喻，一种审美的“对应物”。《栗子》、《小树叶》是不屈不挠的爱国学生的象征；《叹息的船》、《破车上》、《古城》等则暗示了灾难深重的现代中国；《链》既是受压迫、受剥削的苦难群众的象征，也隐喻了历史的长期沉淀和人类的延续链条。其次是结构暗示。在《脚踏车的哲学》中，作家利用对比、烘托等手法细腻地作了描写，分析和揭示了国民党、中小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这三个不同社会阶层的心理状况。这种构思和结构上的特色；正是作品暗示、隐喻上的特点，是耐人寻味的。再次，意象暗示。作家爱国忧民，具有较为强烈的爱国心和民族情绪。他在一些作品中努力把整个社会当作一个整体，通过自己的深沉的思索和内心的感受，表现一些社会问题和本质现象。这类作品多是总体上的意向暗示和隐喻。像《叹息的船》、《破车上》等就是对整个中国现实进行的反思和暗示。这种意向上的暗示，具有较大的艺术概括力，易使人产生丰富联想和深入思考。再次，背景暗示。《道旁》的背景是赖飞路（人生路），它“永如一条巨蛇，蜿蜒，漫长，平静地躺在中央”。在这儿会发生无数人生的悲喜剧，工程师之死就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悲剧。长篇《梦之谷》的背景暗示和隐喻也是很明显的。因为它是“梦之谷”，所以较少现实、时代风云，而能于此表演一出颇为纯洁动人的青年男女爱情故事。又因为这“梦之谷”是在地上而非虚无缥缈的天上，所以小说里仍有时代的投影、现实的折光，那令人迷醉的美好爱情终于为恶霸官僚破坏，不可避免地演为悲剧。
其三，对比、烘托、联想和心理描写等多种手法的运用，感伤与梦幻，象征和暗示造成作品风格上的灵动之美。象征主义的产生与悲观主义、虚无主义思想有很大关系。感伤主义可以说是象征主义的特征之一。象征主义者（如韩波和魏尔伦）还相当强调诗人的梦幻和直觉，期冀走向内心世界、梦的世界，以使作品取得一种内在的真实性。
萧乾的有些作品表现出一种感伤情调。《梦之谷》就是最典型的反映，短篇《叹息的船》、《道旁》等也具有这种色彩。这种感伤和梦幻的结合、情绪暗示与意念象征的统一，使作品语言富于抒情，风格呈一种空灵的流动的美。
作品风格的这种灵动之美是依靠多种多样的表现手法体现出来的，而这些手法的运用又是和作品的象征性结合起来的。先说对比。这在《脚踏车的哲学》中尤为突出。作品写三种车及其主人是放在同一条马路上同时来写的，借助对比，作品就把三种社会阶层的各自特性区别得更加鲜明，表现得更加突出了。除了对比，作家有时还使用烘托渲染的手法。写古城，作品用了灰色的调子：初冬的天，灰暗而且低垂，简直把人压得呼不出气来。天空盘旋着一只灰色的铁鸟（飞机），城门低暗的洞口正熙熙攘攘地过着一个个直愣着呆呆眼睛的路人，古城自己如一位臃肿的老人，低头微微喘息着……这种渲染烘托，是一种曲折的表现方式和暗示性的形象，倾诉了作者的内心感情的波动和较为复杂的情绪。像这种主观的微妙变化和外射，必须借助联想来完成。在作者方面，构思酝酿以至表现要有联想参加，在读者方面，亦需必要的联想、猜测、探索，才能发挥作品的暗示功效。在有些作品（如《梦之谷》）中，作家还把心理描写和象征性的隐喻结合了起来，因而使作品意象上的隐喻暗示呈现立体性的流动画面。
五
萧乾认为：“人类的一切事业都是在不断尝试、大胆的尝试中得到完善，成熟起来的，小说写作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对于外国新的流派、新的技巧，我们应认真加以研究，不应忽视，更不可排斥。但我们绝不可当它的奴隶，要当它的主人，就是不去盲目追随，机械模仿。”
这是值得注意的历史经验。现代文学史上人们吸收象征主义，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其原因都源于此。鲁迅在他的《狂人日记》、《药》、《长明灯》、《野草》等作品中借鉴象征主义手法，把现实主义的客观性和象征主义的暗示性融为一体，使其现实主义方法产生了新的艺术功能，增加了作品的艺术魅力。茅盾早年在理论上对象征主义曾发生过较大的兴趣，后来的一些作品也带有象征色彩。象征主义在他手中得到了改造，象征与写实、象征手法与白描手法得到融合，象征主义表现手法被牢固地建立在现实主义和民族传统的基础之上，作品含有纷纭复杂的社会内容。鲁迅、茅盾之能获致成功，是因为他们创造性地加以运用，积极地生发和改造了象征主义。现代文学史上的李金发，较早地大量采用象征主义进行诗歌创作，影响较大。他的作品虽然表现出可贵的探索勇气，但机械模仿，孤立运用，未能和民族传统、时代现实结合起来，未能把根深扎于我们民族的社会的土壤之中，一味歌颂人生命运的悲哀，吟味死亡和爱情，描写梦幻和自然，因而流于感伤、神秘与晦涩，导致创作传播的损害。
萧乾的作品，虽然尚缺乏鲁迅作品中的思想深度和力度，也较少茅盾作品中丰富广阔的社会内容，但他勇于探索，努力创新，积极扬弃，在他的作品中，通过暗示、抒情、烘托、联想等手法，把象征性与时代性、现实性、民族性结合了起来，表现出诚挚的民族主义感情和较为积极的思想倾向。因此，萧乾的实践，值得肯定。我们分析和研究他的创作，有助于了解西方象征主义在中国现代作家身上的潜在影响和消长渗透，对于我们今天借鉴象征主义也是不无意义的。
（原载《外国文学》1986年第1期）
注释：
[1](法)马·亚·基亚：《比较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31页。
[2]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3]同上。
[4]吕本中：《童蒙时训》。
[5]沈祥龙：《论词随笔》。
[6]陈燊选编：《欧美作家论列夫·托尔斯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
[7]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262页。
[8]伍蠡甫主编：《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37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