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殖民批评是继后现代之后的一种批评思潮，美国学者德里克对它有较科学的概括：“（A）如实描述前殖民地社会的状况，在这种情况下它有着具体明确的指称对象，如后殖民地社会或后殖民地知识分子等。（B）描述殖民主义时代以后的全球状态。在这种情况它的用法比较抽象，缺乏具体的所指，同它企图取而代之的第三世界一样，意义模糊不清。（C）用于描述一种关于上述全球状态的话语，这种话语的认识论和心理取向正是上述全球状态的产物。”[1]其中，第二种意义是我们所说的后殖民主义。西方学者介入后殖民批评的视角各异，其中，詹姆逊提出了第三世界批评，借此融入了后殖民批评的大合唱，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批评界产生了极大影响。鉴于它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有必要梳理其得失。
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他集中阐释了自己的第三世界文学（文化）批评观。在这篇论文中，根据自己对世界的划分，詹姆逊解读了鲁迅等现代文学作家的文学文本，揭示了第三世界文学所受的压迫和对第一世界的反抗，并提出了对第三世界文学的基本看法：“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2]他还认为，第三世界文学（文化）不但能够为第一世界提供准确的定位，而且还有助于克服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困境，弥合第一世界主体的精神分裂，以促进第一世界文学（文化）的发展。
一、第三世界文学（文化）批评的意义
首先，应该肯定詹姆逊对第三世界文学（文化）的态度。詹姆逊是运用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理论来看待第一世界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的。“主奴关系”理论讲的是，在双方势均力敌的为争取对方承认的斗争中，一方愿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而另一方还顾虑到自己的生命和既得利益。矛盾可能这样解决：一方被打死，另一方成为奴隶主。但更为可能的是，双方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一方为了保存肉体，宁愿承认自己的失败，过上了苟且偷生的生活，另一方得到了对方的承认，并取得了统治对方的权力，以奴隶主的身份迫使对方为自己劳动。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地位却发生了辩证的逆转：奴隶主成为主人，是真正的人，奴隶主获得的“承认”一经达到就消失了，因为得不到真正的满足。继而是第二次逆转：奴隶被迫为奴隶主劳动，为他提供物质利益，在此过程中，奴隶对现实的真实情况和自己的抵抗有切肤的感受，可能萌生唯物主义意识。而奴隶主却沉醉于自己的幻想和理想主义，缺乏对现实具体情况的认识和把握。它以比喻的形式表达了人们的愿望，具有了民族寓言的功能，应当说，这种判断对于相当的作品是适合的，的确揭示了许多作品的文学（或文化）内涵，显示了他对第三世界文化活动的同情和支持。但这种概括却忽视了阶级矛盾，在现代中国社会中，民族矛盾常与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且阶级矛盾也常常通过民族矛盾表现出来，民族矛盾也可能转化为阶级矛盾。因此，仅仅以民族矛盾概括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显然抹杀了问题的复杂性，容易出现简单化倾向。从这个角度出发，詹姆逊认为美国正处于类似于奴隶主的地位，自己并不能认识和把握现实的真实情况。在文化方面，由于根植于文化上心理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传统，西方文化不习惯于接触现实和集体。由于处于弱势地位，第三世界能够更真实地体验到自己的处境，这样，第三世界文化中的寓言性质便为西方文化在了解现实的真实情况和提供自己准确定位方面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借鉴。
其次，从行文中间，我们不难看到詹姆逊对第三世界文化受压迫处境的同情，对帝国主义文化罪行的控诉和对反抗资本主义扩张的诉求。
詹姆逊力图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以较为客观、公正的态度看待第三世界的文学（文化）实践活动和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压迫（特别是文化压迫），在此基础上，充分地肯定了第三世界文本的意义和价值。詹姆逊能放弃自己的优越感，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并努力挖掘第三世界文化潜在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一个美国学者而言，这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了！
最后，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文化）理论对发展第三世界的文化创造和文化批评无疑有重要的启发。
詹姆逊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出发，揭示了部分第三世界文学文本具有的民族寓言特性。事实上，自《狂人日记》、《阿Q正传》诞生以后，其评论就汗牛充栋，但从民族寓言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的还不太多。这种解读有助于揭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文学所表现出的殖民性；以及弱肉强食格局下受压迫民族的焦虑心态。他从经济和文化诸层面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对第三世界（特别是文化方面）造成的恶果，而这是以现代化的名义进行的：“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作是人类学所称的独立或自主的文化。相反，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生死搏斗之中——这种文化搏斗的本身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受到资本的不同阶段或有时被委婉地称为现代化的渗透。”[3]而且第一世界的文化还有意、无意地歪曲了第三世界的形象。应该说，这些判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近代以后，随着中国殖民化、半殖民化程度的不断加剧，在政治、经济相继失去独立性的情况下，中国的文化也失去了独立性，被迫依附于强势文化，这极大地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学（文化）又较多地反映了处于弱势的民族国家在世界格局中所遭受压迫及其焦虑心态，以及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文学对引导人民反抗压迫、鼓舞民心、启蒙民众的作用的强调。从这种意义上讲，第三世界的文学（文化）都或潜在、或明显地表现了人们的反抗及其愿望。应当说，这个判断适合于相当多的第三世界文学文本，也确实揭示了作品内容方面的反抗特征。
实际上，詹姆逊是在其总体化思想指导下运用第三世界文学概念的：“这说明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必须包括从外部对我们自己（指第一世界）重新进行评估（也许我们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是在世界资本主义总体制度里的旧文化基础上强有力地工作着的努力的一部分。”[4]他是在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中来看待第三世界文化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它们有整体与局部、内部与外部、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应当肯定这种思路对于打破“就事论事”的狭隘做法，倡导世界的眼光和比较的眼光也是有意义的。
二、第三世界文学（文化）批评的困境和局限
第一，詹姆逊划分三个世界的标准是混乱的。划分前两个世界依据的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生产制度，它们体现了人类历史的构成性因素，但第三世界的依据则是“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体验（经验）”，划分标准的混乱必然会导致对具体国家定位的混乱。阿赫默德以印度为例说明了这种划分的困境。印度具备了资本主义国家应具有的所有特征，其跨国公司列世界第八，但其社会的悲惨状况又是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约四亿人的处境比《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描绘的还要悲惨。难怪阿赫默德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印度到底属于第一世界，还是属于第三世界？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南非呢？还有……但是我知道从韩国到新加坡的环太平洋国家，已构成了全球资本主义内部发展最快的地区。”[5]实际上，这种情况也表现在对第一世界的总体化过程中，同属资本主义阵营，欧陆文化内部本身就有较大的差异，更不必说欧陆文化与北美文化的差别更大了。因此，这种总体化抹杀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内部的差异，以损失其丰富性为代价，建立起自己对其文化特征的概括。这样，其三个世界理论便失去基础。
标准的混乱直接导致了“第三世界文学”概念的失效。阿赫默德认为，“在过去二百年时间里，西欧和北美的国家被深深地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本身在这些国家中已是那么的悠久；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在这些殖民宗主国普遍地发生作用；文化产品在它们之间的流通是那么地直接，那么地广泛，那么地便捷，人们可以清楚地说出它们之间具有某些文化同质性。”[6]但第三世界却远非如此，亚、非、拉美国家之间没有相同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经验”，也缺乏密切的联系。它们“不是作为单一的文化整合体，而是作为高度差异化的东西，被同化进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结构当中，每一个国家都在文化方面建立起自身与宗主国之间的（不平等）交流，每一个国家都获得了自身显明的阶级形式”[7]。鉴于这些国家之间在历史、现实和文化方面的巨大差异，因此“根本就不存在一个能够成为内在统一的理论对象的第三世界文学”。既然这个前提难以成立，那么詹姆逊对第三世界文学及其特征的概况也就失去了基础。而且，“大多数文学生产，不论其是‘第一世界’还是‘第三世界’的，一般都不会受某种因素直接而统一的决定，不论这种因素在构成社会总体形式时有多么关键的作用。文学文本是以一种高度差异化的方式写成的，通常受多种相互争论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语境的决定，因此任何一种复杂的文本，在它被总体化为一个普遍性的范畴之前，一般都得产生在为它提供能量和形式的语境群之内”[8]。这也导致了其理论的非历史化倾向：“在逻辑上，人们会更加惊奇于詹姆逊对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的差异和他性关系的绝对坚持和强调，以及对‘第三世界’的‘经验’可以在单一的叙述方式之内被包容和交流的强调。通过把资本主义置于第一世界，把社会主义置于第二世界，詹姆逊的理论冻结了全球的空间，使其非历史化，而那些有巨大推动力的斗争又恰恰发生在这个空间中。”[9]
实际上，在对詹姆逊文本的定位上也反映这种标准的失效。詹姆逊是美国知识分子，他在政治上认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他反对第一世界的霸权及其对第三世界的压迫，倡导第三世界文学。这样，他本人的文章应该“放在他出身的第一世界，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上的第二世界，还是放在他所同情并认同的第三世界里呢？”[10]
第二，二元对立、本质主义的思维方式限制了他的论证。詹姆逊是以二元对立的模式来使用第三世界概念的，但文化上的二元对立（民族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选择，“强调民族经验对第三世界知识分子的认识构成的关键性作用，也强调对那种体验（经验）的叙事采取超越‘民族寓言’的方式”。其结果就是以“民族”概念代替了“集体”概念。与此相反，“如果我们开始不以民族主义而仅仅以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个人经验与公共经验之间关系来思考寓言化的过程，那么就有可能发现，寓言化绝不是所谓第三世界独有的特征”[11]。
在看待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文化关系时，同样体现了这种思维方式。在詹姆逊看来，“所有的第三世界文本都应该被读作……民族寓言”。阿赫默德认为有两个疑点：其一，第三世界文本出现的时间该如何确定；其二，在具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经验的国家的文本中，地理上的分布是否应成为判断第三世界文学文本的主要依据？事实上，建立第三世界的认知美学使詹姆逊难以摆脱其本质主义立场。他认为，第一世界文本的特征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严重分裂。”其实，这个结论源于他对工业社会的概括，它适合于现代主义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文化，但詹姆逊却把它视为第一世界文化的特征。而且，在概括第一世界文化特性时，他滑动在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西方文明之间，使人对第一世界文本的特征莫衷一是。这种含混导致了他论证的随意性，他选择鲁迅的文本来解读，虽然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充其量只是第三世界（也许中国更合适）文本的一个特例而已，仅就中国现代文学而言，鲁迅的文本难以代表其他所有的文本，更何况整个第三世界的文本。因此，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经验层面上看，这个结论都是缺乏依据和严密论证的。这样，其合理性便值得怀疑了。获取这些特征之后，詹姆逊便以二元对立的方式对其进行比较。他以经验来界定第三世界，“从这一排斥性的强调中必然会伴生出一个政治范畴——‘民族’，这一范畴以民族主义作为其特有的被限定了的意识形态；而且，由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优先权，就在理论上推断出了‘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都必然……应被当作民族寓言……去阅读。’”[12]“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永远是政治知识分子。”[13]其原因在于，第三世界与第一世界的对抗，在争取生存（或发展）的过程中，民族主义承担着唤起一致对外的鼓动作用，鉴于此，民族主义才吸引着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而且，在詹姆逊看来，民族主义也是抵制资本主义扩张的重要力量。但他忽视了民族主义作用的多样性：事实上，不能以本质主义来理解民族主义，它有多种表现形态，并没有统一的价值和本质，其作用也有积极和消极之别。具体而言，民族主义作用的发挥要受到许多条件的限制：运用民族主义的目的，运用民族主义哪些内容，民族主义使用者的政治性质。
这种二元对立思维还表现在詹姆逊让第三世界在“民族主义”和全球性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由于其第三世界建立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体验（经验）”之上，这样其民族概念便打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性。总体化的渴望使其没有考虑到其概括严密性——二者之外的第二世界——既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后现代主义，事实上，曾有力地抵制美国霸权，但又非民族主义的第三世界的实践已被全球范围内的社会主义政治实践所吸纳。[14]
第三，詹姆逊仍然难以克服自己的殖民情结。从詹姆逊把第三世界作家的文本都视为“非典范”的做法中，阿赫默德看到了其缺憾。阿赫默德认为，目前，对于许多没有英译的亚、非、拉美文学文本而言，英美学者把它们排除在“经典”之外是可以理解的，但詹姆逊把像聂鲁达、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等人的作品视为“非经典”，应该说带有严重的偏见。詹姆逊强调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差异、对立，不仅不能消弭其对立，反而在客观上起到了强化、加剧其对立的效果。这只能从其文化背景找原因了：“一方面他反对白人中心主义的偏见，另一方面，当他认为第三世界文学都是‘非典范’的时候，他不自觉地流露出来的却正是同样性质的偏见。任何认识都是以一定的系统为条件的，杰姆逊的认识也是以西方文化这个大的系统为条件的。因此，当他观察和思考第三世界问题时，无论怎样努力，他仍然很难超越西方文化预设的‘自我’与‘他者’、‘中心’与‘边缘’、‘典范’与‘非典范’等认识基素（epistomes）和基本符码。”[15]由于其最终（或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研究第三世界文化，而是希望从中挖掘出对第一世界可资借鉴的经验或教训，一方面反映了其谦和的心态；另一方面他寄希望于第三世界文化，以摆脱晚期资本主义的困境，这是其殖民情结的无意识流露。
三、中国的后殖民文学（文化）批评的选择
中国的第三世界文学（文化）批评与詹姆逊的理论有直接的联系，或者说就是对这一理论的回应。正如王宁所言：“‘第三世界文化（Third world culture）’这一术语之所以在中国的环境下广为人们谈论，主要是由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影响以及他基于西方的视角对作为一种民族寓言的第三世界文本的阅读所致，同时也因为就后殖民主义问题在学术界展开的讨论所引发。”[16]他进而指出：“如同‘东方主义’一样，‘第三世界文化’或‘第三世界批评’本身也是一个西方人的建构，但是它同时也在中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样也就为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直接就一个共同的话题进行对话铺平了道路，可惜这样的对话尚未进入实质的层面。”[17]我认为，这个判断是符合实际的，但问题要比这更为复杂，我们应从中找出对促进文化发展更有价值的东西。
（一）从表面上看，中国的“第三世界文学（文化）批评”与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文化）批评”有直接的对应关系，但应该承认，中国的“第三世界文学（文化）批评”确实有其理论和现实意义。我国曾经长期遭受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落后和不平等仍然存在，这是中国产生“第三世界文学（文化）批评”的基础。但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还存在着交流和共同提高的关系，第三世界又特别需要吸收先进的文化资源来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关键是我们不能步詹姆逊的后尘，而应该对这种压迫有清醒的认识，找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真问题及其症结，并予以解决。“第三世界文学（文化）批评”有助于我们看清世界格局中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特别是文化方面）的不平等关系，以利于制订我们的文化发展战略，并找出我们的应对措施。
（二）应该看到，在西方语境中，詹姆逊倡导第三世界文学有具体的针对性，他想以此来抵制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化在全球的扩张，也为了弥补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的分裂，这有其合理性和实践意义。但是，对于倡导第三世界批评的中国第三世界批评家而言，如果照搬这个结论，可能会由于丧失针对性而使其意义受到削弱。事实上，中国的“第三世界文学（文化）批评”已经出现了这种症结。由于急于与国际学术接轨，往往在批评中追赶潮流，忽略了自己文化建设中的真问题，缺乏问题意识直接导致了舍本逐末的结果。较早从事第三世界文化批评的张颐武曾经强调过对抗西方文化的意义，并把它提高到文化建设的战略地位上来对待。他认为，中国文化界应当持一种“后乌托邦”精神：“所谓‘后乌托邦’精神不是一种具体的社会理想。它所包含的是对第三世界的母语与文化的捍卫，是对民族特性的争取。它是对民族被西方所压抑的‘潜历史’记忆的释放。”[18]这样，其批评目的便成了挖掘民族的潜力，以图与西方对抗。诚然，我们的文化建设应该立足于我们的民族自身，不应该盲从于西方，依附于西方话语，但对文化“民族性”的不适当的强调脱离了中国的实际，掩盖了真问题，转移了人民的视线，其消极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近代以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深入，哪里还有纯粹的民族特性？保持纯粹的民族特性又谈何容易！
事实上，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民族主义有很强的情绪性和排他性非理性色彩，在第三世界的实践中，它有可能通过与保守力量结合起来成为坚持落后文化、拒斥发达文化的重要力量，而且对其不适当的强调有可能掩盖民族内部之间的紧张和矛盾冲突，起到转嫁矛盾、避实就虚的消极作用。另一方面，民族主义有助于提高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有效地调动起全民族的积极性，不但能促进本民族的发展，而且也能以民族道义成为反霸权的重要力量。如果缺乏对复杂情况的具体分析，盲目地提倡民族主义，就会夸大民族主义的作用，这样，它对第三世界的意义就值得怀疑了。在现代中国的发展中，民族矛盾常与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阶级矛盾常常通过民族矛盾表现出来，民族矛盾也可能转化为阶级矛盾。因此，仅仅以民族文化的对抗来概括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显然抹杀了问题的复杂性，容易出现简单化倾向。鉴于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与民族主义的复杂关系，如果过分强调民族主义，强调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拒斥与斗争则有可能使他们受到盲目排外情绪的支配，缺乏对民族主义进行批判性反思，从而导致非理性情绪泛滥的消极后果。因此在承认民族主义对于捍卫第三世界利益、抵制全球资本主义扩张的作用的同时，有必要强调第三世界知识分子要立足于本土的历史与现实，抛弃对民族主义的本质主义式的认识，反对从赞成或反对的二元论立场出发将其简单化。要强调问题意识，及时地调整其方向与策略，充分发挥其作用，还要看到其消极后果，引导全民理智地对待其非理性因素，防止保守情绪的泛滥，
（三）我们应该立足于本民族的文化建设，挖掘我国传统文化的潜力，学习西方先进的东西，以取得竞争的有利位置。对抗国外的文化压迫固然重要，但相比之下，文化的发展显得更为重要。为此，我们应该转换视角，积极吸收外来文化资源，把文化的发展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予以重视。对此“我们当前迫切需要的并不是对抗，而是对话，在这种东方和西方的对话中，也许暂时处于弱势的我们会失去一些东西，但是如果我们能使西方学者改变由来已久形成的对东方或东方文化的偏见，我们至少可以说迈出了颇为值得的一步。”[19]当然，第三世界文学（文化）批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对话的基础，可以此为契机，改变西方学者的偏见，吸收国外文化资源，通过对话，达到相互提高。在此基础上，逐步推进我们的文化建设。
（原载《学习与探索》2005年第1期，《人大资料·文艺理论》2005年第5期转载）
注释：
[1](美)阿里夫·德里克：《后殖民氛围——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46——447页。
[2](美)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23页。
[3](美)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21页。
[4](美)詹明信：《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编，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521——522页。
[5]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9页。
[6]同上，第342——343页。
[7]同上，第343页。
[8]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3页。
[9]同上，第343——344页。
[10]同上，第354页。
[11]同上，第349页。
[12]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337页。
[13](美)詹姆逊：《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
[14]罗钢、刘象愚主编：《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36——337页。
[15]罗钢：《关于后殖民话语和后殖民理论的若干问题》，《文艺研究》1997年第3期。
[16]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2页。
[17]同上，第122——123页.
[18]张颐武：《后现代性与“后新时期”》，《文艺研究》1993年第1期。
[19]王宁、薛晓源主编：《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