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沈钧儒、孙怀仁、周新民、潘大逵、吴清友、张定夫等，发起成立大学教授救国会。同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四周年纪念日上午，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布成立。当天会议由沈钧儒主持。他说——
今天是我国最惨痛、最光荣的一天！四年前的今天，十九路军在敌军进攻面前分期抗战，历时三十四天，不惜重大牺牲，写下光荣的历史篇章。肉体给炮弹摧毁，鲜血流遍了庙行、吴淞、江湾、八字桥等地，使这些地方成为永放光辉的地名，而军队番号如十九路军的七十八师、六十师、六十一师和第五军的八十八师也给人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总结教训可归为三点：（一）军人应捍卫国家，以尽天职；（二）民众要团结起来，支援抗战；（三）当前求保持和平是梦想，只有抵抗侵略才能求得民族生存。
这段文字摘自《爱国主义的丰碑——中国人民救国会纪念文集》一书。
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圆明园路169号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礼堂秘密举行。会议通过了救国会章程和大会宣言，并确定《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四十多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孙晓村、曹孟君、何伟等十四人为常务委员。6月12日，沈钧儒、章乃器把救国会宣言和纲领等文件面交上海市长吴铁城，希望取得合法地位。吴铁城不予承认，表示将取缔一切救国团体，逮捕救国会负责人。沈钧儒、章乃器也表示，“忠于宣言中的每一句话，宁可坐牢而不愿卖国”。
梁漱溟在《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中也说到沈钧儒和救国会——“沈老（钧儒）主要奔走的事儿是组织了一个‘救国会’。所谓救国会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反对蒋介石打内战、不抗日，救国会就是说不要打内战，抗日还是第一，要跟共产党和其他的党派合作。救国会提倡的是这么一个主张。这个主张不合蒋的意思，蒋老是想打共产党。……可是全国都同情他们救国会的主张，都主张抗日，特别是那位孙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她就反对蒋……”
潘光旦的见识
1948年，潘光旦著《政学罪言》一书由储安平主持的观察社出版。4月初版，7月再版，11月三版，可见受读者欢迎。
书中有《国难与教育的忏悔》和《再论教育的忏悔》两文，皆写于1936年，对当时的教育弊端作了痛切的分析与批评。前文中说——
近代所谓新教育有许多对不起青年与国家的地方。自国难一天比一天的严重，而此种对不起之处才一天比一天的无可掩饰，至最近且到一完全暴露的程度。这种对不起的地方可以用一句话总括起来说：教育没有能使受教的人做一个“人”，做一个“士”。
近代中国的教育没有能跳出三个范围：一是公民、平民或义务教育，二是职业或技能教育，三是专家或人才教育。这三种教育和做人之道都离得很远。第一种目的在普及，而所普及的不过是识几个字，教大众会看简单的宣传文字；说得最好听，也无非教人取得相当的所谓“社会化”，至于在“社会化”之前或“社会化”之际，个人应该有些什么修养上的准备，便在不论不议之列。第二种教育的目的显而易见是专教人学些吃饭本领；绳以“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原则，这种教育本是无可厚非的。但至少那一点“荣辱”的道理应当和吃饭的智能同时灌输到受教育的脑筋里去……第三种所谓人才教育最耸人听闻，其实充其量也不过是一种专家教育以至于文官教育，和做人做士的目的全不相干……
……
国难的形成，自有它的内因外缘，若就其内因而论，我始终以为教育要负很大的责任。教育没有教一般人做人，更没有教一些有聪明智慧的人做士，没有教大家见利思义，安不忘危，没有教我们择善固执，矢志不渝，也没有教我们谅解别人的立场而收分工合作之效。我以为近代的教育不知做人造士为何物，是错了的，错了，应知忏悔。
后文中说——
最可痛心的还是师道本身的扫地……师不过是一个教员，不过是一个教书匠，与百业的员司匠工根本上没有分别。他最多也不过是一个专家，与专门智识的传授与间或替毕业的学生帮同寻找职业的出路以外，别无责任。……现代教育真可以说是十分可怜了。……教育又往往以服务相号召，说教育的一大目的是为人群造福，这是和“官吏便是公仆”的议论一鼻孔出气的。自服务之论出，而个人人格修养之论便等于废弃，识浅之徒往往己未立而欲立人，己未成而思成物，此种学成的人越多，社会生活便越发走不上健全之路。西洋一位人文思想家说得好，“这世界所责成我们的东西，还有比服务更重要的一件咧，那东西就是我们的榜样”。
教育不能供给做人的榜样，试问更有何种社会活动能够。这是近代教育在方法上的最大的错误。错误了应该忏悔。
裘法祖考博士学位
1936年年底，裘法祖到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留学深造。对外国医科学生，德国提供一种优待的学位考试——完成一篇论文，参加四门临床学科考试，合格了即可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本国学生则必须参加国家考试。国家考试至为严格，全是口试，一个月里考完十四门功课。每门功课要持续半天到一整天。
裘法祖谢绝了对外国学生的优待，决心同德国学生一样先参加国家考试，再参加博士学位考试。
他的导师叫布龙纳，是名家，治学严谨，一丝不苟，每天工作十个小时以上。早晨七点半准时参加晨会，听取各大病区主治医师汇报。周二早晨率全体外科医生参加病例尸体解剖研讨会，研究上周死亡病例诊断的正确性和手术的适应性。每周四晚上参加新文献报告会……某天，一位年资较高的医生上班前因喝酒有微醉状，布龙纳立即禁止该医生做手术，并辞退其职位，丝毫不予通融。
裘法祖在外科工作一年后，导师才允许他做第一个阑尾切除手术。术后第五天，患者去世。尸体解剖证明，裘法祖的手术没有任何问题，导师仍以严肃目光对他说：“她（死者）是一位四个孩子的母亲。”这句话，裘法祖记了一辈子。
平时上课，主要是实践。必修课第一节，教授会指定参考书，学生自己读。课堂上是请病人到现场，老师讲述这种疾病。有什么病人，就讲什么病。以外科为例，当天有一个脓胸病人，就把他带进教室，先讲病史，续讲诊断，再讲治疗。第二天有破伤风病人，就讲破伤风。裘法祖说，先看了病人和疾病，再阅读这种疾病在书中有关章节，印象极深。
牢记着医科学生曾经的宣誓，经过刻苦求知，裘法祖申请考试。
1939年9月里，按照德国国家考试的严格标准，裘法祖完成了全部十四门功课的考试，取得最高分。体重因此减轻五公斤。
1943年，“二战”中的德军开始溃败，慕尼黑不时遭到轰炸。一天上午的一次胃癌根治手术中，他做布龙纳教授的第一助手。警报响起，美国军机在空中轰炸，他们把手术改在地下手术室继续进行。钢筋混凝土墙壁厚达两米，他们仍能感觉到地下深层的晃动，“灯则像一条船在水里摇摆一样”。
裘法祖在慕尼黑地下深层晃动中施行手术的时候，国内政坛因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和活跃，也在发生着深层的震动和变化。
1946年，裘法祖回国。十年后，成为民盟一员。
——主要史料见《旅德追忆——二十世纪几代中国留德学者回忆录》
闻一多的风采
为筹备纪念李公朴、闻一多的活动，接触到一些过去没有见过的史料，如赵元任拍摄的照片，袁复礼手绘的地图，闻一多1945年当选民盟云南支部常委的选票，等等。
这些散落多年、蒙尘已久、偶然碰上的史料，记录了民盟前辈的风采和足迹，标志着知识分子走出书斋、投身民主运动的情怀。
当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途中，曾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长沙也待不下去，继续南迁，组织了师生混编的湘黔滇旅行团。团里又设有辅导团，帮助学生克服困难。闻一多是辅导团教授之一。
“万里长征，辞别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不无悲壮。
“离别”时，确定了三条进入云南的路线。冯友兰、朱自清、陈岱孙等走广西入越南去昆明一路，有车有船，还可沿途观赏桂林山水。闻一多很想和他们同行，后来得知这一路条件虽好，费用也很高，就放弃了车船观景的想法，改为和学生们一起，步行去云南。师生们听说闻教授报名步行，多有惊异。杨振声甚至开其玩笑说：“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
《临时大学学生军由湘经黔入滇行军计划要图》规定：“行程第一星期每日不得超过二十公里，尔后逐渐增加至三十五公里，为最大限度。”图上详细标明宿营地（较大之村镇）、大休地（较小之村庄），说明每天行进间大休息一次，每到一个县城休息一天。走这条路线的师生跋山涉水，历经湘、黔、滇三省二十七县，为期六十八天，行程三千三百余里。
有一幅渡江照片，记录了他们“涉水”的场面。照片上，闻一多按照船夫要求，屈身低头，蹲在宽窄仅容一人的小船里，旁边就是急流。一路凶险之状，略可想见。
即便如此，闻一多仍有从容气象。有学生日记记载：“闻教授以年逾知命，参加步行，尤得团员敬佩。渠蓄有长须，沿途识与不识，皆以‘大胡子’称之，但颔首微笑，不以为忤。其手持之旱烟杆长达三尺，可以代替拐杖，倦则路边席地而坐，点火吸旱烟，几口瘾足，精神百倍，继续上路。其平实旷达作风，有足多者。”
其实，闻一多的胡须是上路以后无暇顾及才留的。另外还有李继侗、冯友兰等，都留了长须。闻一多途中给夫人写信说：“这次临大搬到昆明，搬出好几个胡子。大家都只说我与冯芝生的最美。”
旅行团到达昆明，学校举行了盛大仪式。闻一多见到杨振声时，没忘记那个玩笑，他对杨说：“这次我要是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两人大笑。
回到课堂上，闻一多又进入如鱼得水的环境。
《联大八年》中有回忆文章描述他讲课的场面说——
初夏的黄昏……七点钟，电灯已经亮了，闻先生高梳着他那浓厚的黑发，架着银边的眼镜，穿着黑色的长衫，抱着他那数年来钻研所得的大叠的手稿抄本，像一位道士样的昂然走进教室里来。当学生们乱七八糟地起立致敬又复坐下之后，他也坐下了；但并不即刻开讲，却慢条斯理地掏出他的纸烟盒，打开来，对着学生们露出他那洁白的牙齿作蔼然的一笑，问道：“哪位吸？”学生们笑了，自然并没有谁接受这gentleman风味的礼让。于是闻先生自己擦火柴吸了一支，使一阵烟雾在电灯下更增添了他道士般神秘的面容。于是像念“坐场诗”一样，他搭着极其迂缓的腔调，念道：“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这样地，他便开讲起来。
张申府受冤枉
张申府的女儿张燕妮写回忆文章，说其父当年先是受蒋介石的冤枉，后是得到共产党的帮助，过程如下——
日本侵华期间，武汉失守后，人心浮动。一次，蒋介石召见国民参政会的部分参政员座谈局势。张申府第一个发言。言犹未了，蒋介石突然发难，指责张申府“反对政府”，说：“你不但写文章反对政府，还在防空洞里反对政府。”蒋介石表示其指责有根有据，是曾任山西财政厅长的某人在防空洞内亲耳听到了张申府的话。张申府被蒋介石的话弄得莫名其妙，辩白说，根本没有这回事，纯属无中生有。蒋介石仍然一口咬定，不依不饶。局面一下子很僵。此时，陈布雷出面打圆场，让蒋介石下了台阶。会议结束后，走出会场，左舜生对张申府说：“您今天是代人受过。”张申府才知道，激起蒋介石愤怒的那番话是章伯钧说的。
张申府说——
我平白无故挨了蒋介石一通骂，怒气未平，就提出要离开重庆去打游击。当时政治部长是张治中，他听说后跑来一再慰留，我才未走。但到了1940年底发布第二届参政员名单时，我和章伯钧都被除名了。
接着，政治部设计委员的名义也被取消了，这样薪金也就没有了。我没有别的收入，生活拮据，日趋困难。就在这个时候，党了解到这种情况，及时给了我热情的关怀和帮助。周恩来出面让我在《新华日报》上办一个《科学专页》副刊，每月送给我一百五十块钱（包括投稿费）。1942年2月，《科学专页》创刊。这个专栏，集中介绍世界著名的学者，并且翻译一些科学名著。我的生活因此得到了保障。
——史料见《肝胆相照见真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与民主人士的交往》第606页
胡愈之出版《西行漫记》
1938年1月24日，著名美国记者斯诺写下一句话——“向英勇的中国致敬”。
这句话写于《西行漫记》“1938年中译本作者序”结语。作者“致敬”来历话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