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书摊上的经历，有时候想起来很令人欣慰。我有一年在北京看旧书，见到一本光绪二十七年印刷的丁福保编的《卫生学问答》，拿起来翻了翻，看到是江绍原的一本藏书，就要下了。上有毛笔题写“绍原十九年三月得自北平旧书摊上”，盖有江绍原的印章。当时的想法不是要看这本书，也不是因为是江绍原的藏书，而是因为江绍原上世纪50年代初曾在山西大学教过书，那时我正着意收集外省学者与山西关系的史料。
过了一些年，等我有心情整理旧书的时候，细细看了这本书，感觉非常有意思。江绍原在中国民俗学方面的贡献早有定评，他是比较系统使用西方民俗学理论研究中国文化的学者。我手边还有他的一本《中国古代旅行之研究》，这本书可能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人都要看的。江绍原此书主要考订中国古书中常提到的玉瑞和祭玉两种玉器，一般认为那是皇帝使者的职权象征物和祭祀之玉。而江绍原认为那是古人旅行时身上所带的辟邪御凶之物，是具有法术功用的宝物。我基本没有这方面的知识，但能感觉到老辈学者的学术趣味。下面再说丁福保的这本书。
丁福保在近代介绍西医进入中国方面，做过重要贡献。吴葆真当年为著名的“丁氏医学丛书”写序时就说：“后世之作医史者，推论医学界改良之巨子，舍仲祜其谁。”曾科进为《汉译临床医典》作序也认为“论我国改良医学者，丁君为第一伟人”。这本《汉译临床医典》是日本人写的，我也买到过。
丁福保《卫生学问答》虽然是一个通俗读本，但我以为对于研究西医中国传播史很有意义，其中有两问专门讲这方面问题。这本书的序言之一是无锡人杨模在山西武备学堂任上写的——阎锡山1902年进入这个学堂，那时杨模已经回到无锡办埃实学堂去了。杨模当时聘请近代著名算学家华蘅芳为总教习，丁福保教算学。丁福保曾说过，他的算学知识得自于华氏兄弟。后来是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人张百熙将丁福保请入译学馆，做了算学和生理学教习。
《卫生学问答》最早是1900年由山西武备学堂刻印的，我看到的这本书封面标明1905年在“上海科学书局印行”，已是洋装书了，版权页上注明此书是在日本印刷的。丁福保和杨模都曾到过日本。
去年春节前，我在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听过金观涛和刘青峰两先生的一次演讲，主题是从“格物致知”到“科学”“生产力”，是他们近年所做的知识体系和文化关系的思想史研究。他们用数据库检索证明，1900年前，“科学”一词在中国还很少使用。他们主要以中国文献为主，考察现代汉语中有关“科学”论述的出现频率，揭示中国现代科学观念形成的机制。他们提出的结论是：在20世纪初废科举、兴办新式教育之前，因为科举制的存在，中国士大夫不可能广泛接受用“科学”一词译“Science”。
从丁福保《卫生学问答》验证他们的判断，非常准确。因为这本1900年完成的书，在1905年重印时，虽然封面上已出现了“上海科学书局印行”的字样，但在书中几处凡意思为“科学”的地方，还是用“格致”。比如其中有一问是“问：格致学何以有裨于治心？答：格致学所以推阐事物之理者也，假如前事与后事有相应，一物与他物有相关，人苟深求其相应相关之理，则能明决于万事万物之所以然，故欲练心才，须从所闻所见所知者得一总理，再将后来之事试验，果与此总理相贯否，如此惯于讲求，明决之心，自然生矣。”
如果一个学术判断，能从另外看似不相关的材料得到验证，说明这个学术研究的结果是靠得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