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再版我的长篇小说《剩下的都属于你》，这个小说的成书时间比较早，读者可以从故事里交代的地铁票价推算出来早到什么程度，在我的故事里地铁车票尚三毛钱一张，当时北京的地铁只有唯一的一条线路，即现在被延长了的、被称为一号线、从国贸到八宝山的线路。2004年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时候，本来想校订一下，因为忙于别的事情无暇顾及，就那样拿给出版社了。
现在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惠及再版，尽管为五脏庙的供奉仍忙碌终日，但我野心勃勃，还是觉得应该重新校订一下以后再版，为此拖了很长时间没有交稿，现在离合同约定的交稿时间越来越近，我一遍又一遍地重看这个小说，发现了很多幼稚，很多表述上的问题，很多意识上的不及意，它就像一个学步的孩子，但事过多年，孩子已经长大成人，美丑是它自己的造化，想想其实也没有必要再给他做一番涂脂抹粉的整形了，不如利用这个再版的机会跟大家谈谈我的文学构成。
我出生于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祖父来自内蒙古喀喇沁旗，在民国时期的蒙藏学校（现在的民族大学前身）读书，现在的民族大学仍存有他当年带领一些学生参加学运的记录，父亲在一个民国时期的园林专科学校完成了园林学的专业教育，母亲出生于一个辽宁小镇上的基督教牧师家庭，在教会学校完成了产科接生专业的学习。父亲年轻时应该是个典型的文学青年，我刚刚记事的时候，家里有很多文学书籍，他给了我很多文学教育，要求我随着年龄的增长，背诵大量由浅入深的古代诗词，小的时候，我在同龄的孩子们当中很以这个为荣，至今，仍有很多诗词印象深刻，我顺口就可以完整背出来。父母也没有忽视对我的外国文学教育，小时候母亲给我订阅了《小朋友》彩色画刊，尽管中苏关系已经交恶，但画刊里仍有很多前东欧国家的儿童故事，画刊里系着红领巾，穿着金色小皮鞋，在一面巨大的红旗下行少先队礼的金发碧眼的小姑娘，和插图版通俗本少儿读物古希腊罗马神话故事里的人物形象，在我童年的小脑瓜里编织了很多文学幻想。童年的生活虽然算不上多优越，但也衣食无忧，我成年以后回想，理解了当时父母所承受的压力，他们在那么大的压力下，仍让我享受到了他们提供的力所能及的幸福，他们不仅尊重我的文学梦想，父亲甚至还为我请了老师，斥巨资买了八十键的德国手风琴，和同院子里五十多个孩子比较起来，我读到很多的课外书，那时母亲对我做错事的惩罚就是“今天你不能看书”或者“你不做好功课，今天就别看书”。
大概是在我能勉强读懂《水浒传》的年纪吧，“文革”来了，在“文革”的环境里，学校里什么都不学，就学会了“批判”这个那个的，和如何用漫画手法丑化***，以及一些“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河深海深不如阶级友爱深，千好万好不如社会主义好，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诸如此类的一堆儿歌。父亲再也无暇顾及我了，记忆中他不经常在家，凡是他在家的时间就是伏在桌子上写东西，可惜不是文学，是写给机关里的有关部门的交代和给各种人的信，那些信分别是给很多很多年前打过交道，可能还有他少年时期的玩伴儿的，为了证明某个人在某个时间说了某话，或者证明某件事情的发生经过。他写的时候表情悲痛，目光凝重，有时眼含热泪，我记忆深刻，写完封好，由我做小邮差，投递到大街上的邮筒里，因为寄的次数太多，我很烦，有几次我把不贴邮票的信件扔进邮筒，拿卖邮票的钱买了糖吃。父亲，在您生前我没来得及向您坦承，愿您在天之灵原谅我，值得庆幸的是，在天上，您再也不用写那么多毫无用处让您痛苦不堪的文字了。
一九六七冬天，我十一岁的时候，父母被下放到了不同的地方，我随母亲下放到了甘肃省庆阳县。那是我第一次出远门，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加上两天一夜的卡车山路才到达目的地，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民间，民生的贫穷破败凋敝荒凉，文革派性中人们的粗俗野蛮尽入我童年的眼底，在心中引起了巨大的波澜，我产生了一些对这个世界初步的怀疑，也许幼稚，但成人的世界从此不再神秘。
半年以后母亲为了能让我受到稍好的教育，把我送回北京，这时哥哥姐姐也已经去了不同的地方插队，家里的房子已经被一对进驻到母亲原单位的“工宣队”领导夫妻住进，他们对我很友好，女工宣队员已经怀孕，由她们安排，在北京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环境中一间14平米的小房子里，我安顿下来了。
我开始了一个人在北京的独立生活，那时我十二岁，相对于后来而言，我的美好童年生活结束了。在全国人民只能读毛和马列著作的严厉的禁令下，当然也无书可读，我曾亲眼看见一个姑娘手里拿着一本《安娜·卡列尼娜》在火车上看，被车上的一个戴着红袖章的军人叫到餐车上，她被叫去的一段时间里，她母亲紧张得哭了，过一会儿姑娘沮丧地回来，手里的书没了。在那样的气氛下，火车上众目睽睽读这样的书，用现在的话来说，姑娘确实有点装，但是姑娘长得很漂亮，军人借反对资产阶级腐朽没落之名，把姑娘单独叫走，也许更装。
我的学生证比别的孩子多出了一页纸，蜡版油印的，学校盖着章，证明我的父母在外地，每年可以凭着这一页小纸片两次买火车票去探亲。那时所有的人出门都需要介绍信，到北京来要凭“县团级”以上的证明才可以买到火车票，我的学生证在同龄的孩子们中间居然意味着一种小小的特权，一年两次的出门上路，让我在同龄的孩子们当中显得见多识广，也显得比同龄的孩子们成熟。从此我迷上了出门上路，在路上遇到了大量穷于奔命的知识青年，他们经历了家庭的变故，政治风云的诡诈，理想主义的破灭，颓废虚无，酗酒打架偷偷地乱交，在完全封闭的社会环境里鼓吹着“人家外国”，议论着一堆外国文化名人的名字，向往着“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这些颓废虚无深刻地影响了我，我觉得他们的行为举止有一种潇洒，引起了我的好奇，也引起了一种我内心深处向往的神秘，我追随他们、模仿他们，从他们那儿我得到了一些以前没有的知识，和悄悄流传的以前从未读到过的文学名著，甚至很多极为内部的书籍，比如德热拉斯的《新阶级》等，现在我家里仍藏有一本当年印刷的、印数极为有限的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现在它已经变成了时髦的话题，我早在四十多年前已经读完，也许因为没有完全理解，当年它并未像“震撼”了现在的许多人一样的震撼我。
路上的生活让我着迷，我在极大程度上得到了在学校里得不到的好奇心满足，我开始逃离学校，借口看望父母，去一个人的“旅行”，出门儿后当然马上就会变成实质上的流浪。我跑了很多地方，学会了逃票，当时知识青年的术语叫扒车，当然也学会了讨饭，有时一人有时跟一些比我的大的知识青年们一起混迹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