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家的思维限制，我们可经由各种路径去探视它（比方层级系统森严的共容/排斥问题云云，韦伯讲出来的就不少），但如果只选一个聚焦地来说，我自己以为，在于国家只剩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就像马克思讲只剩一个阶级时就等于再没有阶级存在了、阶级已消灭一样；惟一一个国家，也差不多就等于再没有国家这个东西存在，国家不再被想，只有没边没界无限延伸出去的“一团”现实。人没有一个外部世界、一个自身世界以外的思维支点，没有一个远方牢牢站定可以回望、反思、检查并想象，可以把“国家”当一个完整的东西、当一件事来想；更无从比较，要比较至少得有两个或两种以上的国家，而且真心相信两者（以上）是完全成立的、对等的才行，“想要了解，就得比较”，这是布洛赫的名言，可也是基本常识，接近真理。
只有一个国家，大国家的尽头模样，这在中国长段的历史时间里，与其说是一种现实，不如说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意识通常比现实更顽强更紧抓不放，现实不再，意识依然，这几乎是通则。随着现实的不断打开来，日后中国仍不断遇见其他国族，有些甚至“暂时”比中国强大如汉初的匈奴和今天的美国，但问题就在于这个“暂时”，这是一种意识判定而不是现实认知，或直接说，不承认现实（现实是，人家这样的生存方式和形式，极可能远自于太古悠悠岁月，而且和此一方土地紧密黏着，并非你的王土）。现实里，对此中国发展出很多样甚至足够世故的策略，温和的蛮横的、人道的残忍的、耐心的鲁莽的（用五十年消化你或当下就挥兵消灭你吞下你），但这些都包含于此一意识之中，是此一意识的执行，而非动摇改变此一意识（当然，怀疑是滋生的、静悄悄生长的）。也因此，几代人对抗周旋下来，动用的可能是倾国资源，但中国对于这些国族的好奇和理解，事实证明，很少高出于、深刻于战略意义及其所需。苏武整整蹲点了北国匈奴十九年之久（十九年可以看到、可以认识并体会非常非常多，尽职的人类学者都做不到这样，但史书把苏武描述为一个不屈的、石像般彻底封闭自己的人，据说他甚至连羊肉都不肯吃，义不食周粟那样，只嚼冰雪和毡毛维持生命之最低限度热量。是十九年而不是十九天！），李陵显然也很愿意对话并努力寻求说明自己的机会，但就像昆德拉讲的这些故国之人“没有人对他说，讲给我们听吧”，也许事实上他们后来有多说出来什么，但实际上我们没有读到，在这样高悬不动不疑的意识底下，就算有这些“多余”的话语，大概也不被认真聆听，只能删除和遗忘，就像后代把子产琥珀也似的封存在《左传》里一样。
意识比现实顽强而且持久，甚至相当程度无视现实，这有很吊诡有很奇怪吗？其实也不会。我们直接这么说吧，这极可能更接近某种所谓的人性必然，如果人不勉强自己、不更积极地设法提升起自己的话，以至于最后得靠一次比一次更暴烈的事实真相，才能粉碎此一意识如同死亡或重生（到那时已是粉碎而非调整了）——我指的是，我们都可以从他人、从自身的成长过程一再看到此一普遍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早早看到他人确确实实的存在，跟自己一样半点也没少的就活在那里，也看到一个外于自己还远大于自己的世界，坚实、有物质厚度和硬度，会让自己撞起来鼻青眼肿，但某种“惟我”的意识仍可以保持，有时、有些人还保持得更久甚至一辈子。现实世界摆在眼前，但进入它不是一个跨步而是一个过程，并不容易并不舒服，多的是挫折、苦闷和茫然无依，还会失败，就像昆德拉《生活在别处》小说里写那个直到死去也“不知道该怎么进入世界”的年轻诗人。这一过程的加长和延迟，我们也可称之为人意识和思维的“幼态持续”，人走不出他的幼年期，不知道该如何较正确地缩小他自己，不知道怎么把自己恰当地置放在大世界里。
中国是个历史经历丰硕的国族，老于世故而且事事不乏睿智，这一处的幼态持续，这上头的停滞不前，于是想起来更让人扼腕，事实上，最终也零存整付地多付出巨大而悲伤的不必要代价——一直到两千年后的近代，尤其清末民初，中国面对沧海之阔轮船之奇的扑面而来更大世界，基本上仍和汉代当年面对匈奴相去不远，相较于同时期比方说日本（一个锁国心态出了名、高度神经质自怜自哀的国家），这个被迫才进入现代世界的过程如此跌跌撞撞、如此不顺利而且偏颇，别说是更深刻的思维引入和发生（出版工作的人最知道，太多西学中国还是辗转从日本习得的，包括一堆翻译名词），就连建构一支舰队都处理得如此荒唐。关于这段难堪的历史，一般的说法是中国五千年的苍老和朽坏，但我以为这是中国这两千年的此一幼态持续，两千多年悠悠时光，不调整不预备，所以陌生、猝不及防、手忙脚乱不知所措，犯的错多是幼稚的错误。
这段历史的反省很多也很沉恸，可有人因此怀念子产吗？或怀念认出子产、并认真记录下子产的某个或某些鲁国人吗？好像并没有。我们会说这太远了吧，的确是，那些人、那些思维和作为、那种曾经有过的人的处境，已忘得一干二净仿佛连回忆都不可能了。
由个人到国家的宽容课程
今天我们已充分知道了，或直接说，都看到了，很多进一步的思维并不在“我”之中发生，而是在我之外，在我和你、我和他们这一犬牙交错之地才演化也似的缓缓发生、发现并且发明。
比方权力这讨厌的东西，我们都知道或已经看到了，这是当代思维重大无比到不能没有的一处根本核心，一个思维起点和焦点，成果已不止于、停留于国家里、政治中，而是一再试图穿透、理解并掌握权力的所谓“本质”或说其更完整模样，各种途径各个面向地想弄清楚这究竟是个什么鬼东西，它还散落、依存、隐身在哪里，以什么样的变异面貌，怎么对我们作用、怎么不放过地折磨我们；我们可不可以脱离它，可有某一种它并不存在的世界，或至少它不存在也无需存在仍能运行不殆的世界一小角；它可能被消灭吗？或说有没有更好的替代之物；它有多少成分是自然的如同万物存在自有其质量和产生作用的力场，又有多少比例其实只是人的作为、人的诡计，凡此种种。对权力的如此思索，无可阻止的最终是一整个大思维网络的形成且继续伸展向前，几乎和整个现代思维、和整个眼前世界重叠，想证实此一成果的人，只需要跑一趟书店翻翻看看即可。但在中国，由于封闭在单一一个国家的、唯我的意识里头，人很难有机会把权力当一个完整的、有边界有全貌的东西来看来想来驳斥（要看某一物的完整模样就必须站它外头，甚至相隔一段距离，也就是从某一个没有它的地点回望），人于是只能紧紧贴住无际无垠的现实和它相处，随之起伏周旋，仿佛是二维的而非三维的；也就是你完全陷身于它里面，举不起自己当然也举不起它，很多进一步的发现和真正的反省遂无从发生，也难以思索其意义（难以“获得一个意义”，卡尔维诺）。这往后两千多年，我们说，中国对权力的某一部分理解和应用可以非常精密，精密到直至幽暗残忍险狠变态的地步，但很难超出某种帝王术统治术的小小范围，人大体上只能选择迎向它或弃绝它两种（以某种个体抉择的、抒情的方式和语言，其实是躲避，并时时心生天下之大何处容身之感）。直至今天，很让人沮丧的，人们仍动辄像谈论朱元璋和雍正那样谈论领导人，今夕何夕兮同样的语言、形式和视角，仿佛现代这几百年没有发生，没有当下世界，没有这一大堆新的思维成果、途径和工具（经济分析、社会分析……）。需要证实此事的人连书店都不必跑（书店里有一堆这样的书摆在醒目的位置），在家打开电视转到连续剧频道即可。
多年来，我一直不那么“看得起”马基雅维利，当然我并非不知他的重大历史意义和价值，正是欧陆这一大块呼之欲出思维的关键起点，但也就这样了。马基雅维利实际上并没说出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他基本上是抒情的，甚至是表演的，尤其你如果先知道子产以及读过《孙子兵法》和稍后的《韩非子》——内容相差太远了，其广度深度精微度稠密度。这不是要说我们这边比你们那边厉害而且还可以让你们千年以上时间，而是指出来一个无可奈何如花落的历史事实：在西欧，马基雅维利之路由术走向道；在中国，子产、韩非之路则由道删除、缩减、返回成术。这与其本身内容无关，是两边不同的历史走向使然，即使中国这边本来有更充裕的演化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