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能够凝炼成一颗石子，潜伏见底，让时光像水一般在身上湍急而过，自己只知身在水中，不觉水流。
【1】至亲至爱
能被称为“至亲至爱”的关系，最确定无疑的当数父女母子。比友情更深厚，比爱情更长久，人人皆有，或许是上苍对世人的垂爱。
只是可惜的是，父母之于我们，是从始至终的呵护，而我们对于父母，常要度过童年的无知、少年的叛逆，直到成家立业、为人父母之后，才能稍有体会他们的爱是多么深沉。世间最令人心痛的，不是爱而不得之类的种种情爱，而是“子欲养而亲不待”的不可挽回。
中国人对感情向来含蓄，尤其是亲情，鲜有语言上的表达，父母之爱多沉默，而我们在这方面也很腼腆。
关于童年，常常从父母那里听到的，多是我的淘气，从来没听说过有何事令他们感动，或许是没有，或许是藏在心里没有说吧，我当然希望是后者。杨绛却不同，她自小便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暖人身心。
说起她的暖，倒想先说说她的可爱。
在杨绛去启明女校读书后不久，父亲杨荫杭受邀到上海的申报馆担任主笔，一家人便随父亲搬到了上海。
在“月头礼拜”之后的一天，大姐带着三姐和杨绛去看望父亲，姐妹俩欢喜得不得了。父亲大病初愈，面容不似从前红润，身体也消瘦了许多。与父亲许久未见，杨绛紧靠着父亲，小手拉着大手，舍不得松开。
杨绛年纪虽小，心思却细腻敏感，她乖乖在一旁，听着父亲与姐姐说话，心下有说不出的开心，同时又伴着些许难过。此时此刻，若是母亲也在，该有多好！
与惦念已久的女儿相见，父亲也格外高兴，说要带大家去吃大餐。以往，吃大餐可不是用来吃的，而是因为犯了错误，要接受批评教育。挨训的大餐，杨绛自然尝过，只是这真正的大餐，她还是头一次，不免有些紧张。餐桌上，她望着刀叉，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就仔细看父亲怎么用，然后一板一眼照做。
谁知即使是自觉学得有模有样，还是闹出了笑话。
面前的汤，她慢慢地喝着，一口接着一口，时不时还会吃点别的东西。站在一旁的服务员耐心地等着，每次以为她喝完了准备要撤走盘子的时候，她却又喝了起来，反反复复好几次，让服务员颇为无奈。原来，汤要一口气喝完，随后服务员便会将盘子撤走，而杨绛哪里知道这个讲究，不知不觉间给父亲和两个姐姐增添了笑料。
好不容易有机会吃顿真正的大餐，父亲便问杨绛，哪个最好吃。杨绛仔细想了想，不由得有些委屈，一顿饭的时间，注意力全部集中在学习刀叉的使用上，饭菜是什么味道则全然没有印象，只说得出冰激凌很好吃。
不知道这次以后，父亲有没有再带她去吃大餐，弥补一下她的小小遗憾。
父亲为人谦逊，行事低调，家庭教育方面也秉承一贯的风格。对待家中的男孩女孩，父亲秉持一律平等的原则，凡事以说教为主，绝不会动手打骂孩子，也不会宠溺他们，最难得的是，他不会滥用家长权威，而是时常以孩子的角度去解决问题，耐心地去了解孩子们的想法，从而更好地引导他们去辨别是非对错。
父亲赢得了孩子们的尊敬，他们喜爱他，也敬畏他。
杨绛曾好奇，父亲与自己一般大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左思右想之后，索性向父亲寻求答案，令她意想不到的是，父亲说就和普通孩子一样。父亲虽然这样说，但在杨绛心里，父亲一定不普通。
杨绛用“凝重有威”形容自己的父亲，兄弟姐妹虽与父亲亲近，却多少有些怕他，小心翼翼地不敢惹怒他。
不要说年纪尚小的孩子们，就是杨绛未来的丈夫钱锺书，首次登门拜访时，同样揣着几分畏惧，熟络后，他说“爸爸是‘望之俨然，接之也温’”，外表不怒自威，实则待人接物都有温度。
世间万物皆有联系，一个人活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受各种各样的影响，最深远的莫过于父母对我们人格形成的影响。父母的性情，虽说不会完全复刻到孩子身上，也会有明显的印记。杨绛温婉又不失刚强，无疑有父母的缘故，而对待生活的态度，更是有几分相像。
有一次，父亲带着一家人去拜访朋友，对杨家来说，这样的情形并不多见。父亲的朋友开车专程来接大家，这是杨绛第一次坐汽车，这奇妙的感觉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不过是个开始罢了，抵达目的地后，望着绿树成荫的花园、别致大气的洋房，还有穿着统一的仆人，随着映入眼帘的事物越多，杨绛越是感到惊叹。
这是她从未见过的生活，眼见之处全是新鲜玩意儿，同来的姐妹也深有体会，回到家后，感叹仍在继续。父亲无意间听到了她们的对话，淡淡说道：“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有寥寥几个字，却让杨绛悄悄记在了心里。
不被繁杂遮蔽双眼，不被俗尘蒙住心智，不受外物牵绊，简单过活，这是父亲长久以来对孩子们的期许。
尤其是“善良”二字，父亲始终恪守做一个自己想成为的“好人”，即便有诸多诱惑，这一点他也不会忘。
父亲对家中的几个孩子，从不会偏袒哪一个，但对杨绛的爱，却是比其他孩子多了几分。有一次午饭后，正当大家准备散去的时候，父亲对杨绛说：“其实我喜欢有人陪陪，只是别出声。”此后，杨绛成为唯一一个可以陪父亲午休的孩子，她知道父亲喜静，便在一旁静静看书，不吵不闹，默默陪着父亲。
杨绛生来乖巧懂事，四五岁时，原本正是顽皮的年纪，她已然懂得体贴别人。有一次，她剥了很多瓜子仁，装在一个小木碗里，端到母亲面前，给母亲吃。家里但凡有好吃的，母亲自然不舍得吃，为了哄杨绛开心，她假装吃了几粒，可杨绛却不依，她一直盯着母亲的嘴，小手紧紧拉着母亲的手，示意她快些吃完。母亲知道这是女儿的一番心意，便将碗里的瓜子仁全部吃了下去。
杨绛看着母亲接受了自己的爱意，开心得合不拢嘴——她虽小，却懂得尽己所能去爱人。
了解杨绛的些许暖心之举，有一个想法很强烈：想做这样一个贴心的女儿，想要这样一个贴心的女儿。
【2】力求心安
在父亲杨荫杭看来，世界上唯有医生和律师这两种职业可做，他做不成医生，所以选择当律师。一个是救死扶伤，挽救生命，一个是除恶扬善，匡扶正义，二者皆是以大善为先，只是后者要与社会的黑暗面相对抗，仍需十足的勇气。
斟酌一番后，杨荫杭决心重操旧业，继续律师生涯。
到底在哪定居，则成了首要问题，上海社会复杂，杨荫杭很是不中意这里，犹豫再三，决定以苏州为家。想要从事律师行业，至少得有办公的地方，租赁的房子可以满足一时，却无法长远，于是购置房产提上了日程。
最终选定了一处名为“安徐堂”的旧宅子，当地人称之为“一文厅”，其背后还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
据说明代奸臣魏忠贤横行霸道，有人曾上奏称“五城造反”，其中便包括苏州城。为了护一城百姓安稳，当时有个徐大老爷，将“五城”改为“五人”，苏州百姓才得以脱困。人们感激徐大老爷的大恩大德，一人一文钱，凑足了款子，为徐大老爷修建了“一文厅”。
可想而知，这处宅子已有些年头，残破不堪，价钱却不低，杨荫杭用一大笔保险费买了下来，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好好修葺一番。他拆掉许多破落的小房子，将后园的面积扩大，种下花草树木，一时间旧宅变新宅，一派新气象。
若不是工作需要，杨荫杭是坚决不会置办房产的，他认为，经营家产不仅劳心劳力，甚至会受房产奴役。
此外，对子女而言，家产的弊大于利：某家少爷若是没有家产，他或许自食其力，做出一番成绩，但有了家产，只知享乐却没有后顾之忧，大好前程便葬送在了家产手中。他教育子女向来遵循自己的原则：“我的子女没有遗产，我只教育他们能够自立。”
父母的言传身教，让杨绛早早明白自立自强是一个人多么重要的素养。在新旧交替的年代，多少女性还被封建思想囚困一处，她们依赖于家庭，丈夫和孩子即是一切，没有自我，也不知自我，全然为他人活着，独自自主对她们而言，太过遥远。
全家搬入“安徐堂”时，前后的破房子还没有完全拆除，因为长时间都未有人住过，想要彻底收拾好尚需时日，尤其是掀起砖后，可以看到砖下密密麻麻的鼻涕虫和蜘蛛，到处都是，处理起来很是麻烦。杨荫杭想到一个办法，他让孩子们来干活，不是义务劳动，而是有奖励的，鼻涕虫一个铜板一个，小蜘蛛一个铜板三个，大蜘蛛三个铜板一个。
当杨绛学校放假回家时，发现弟弟妹妹都在努力干活赚钱，就连因病休学在家的三姐，也没有闲着，一起忙得不亦乐乎。小弟弟战绩最佳，母亲唐须荌向丈夫打趣道：“不好了，你把老小教育得唯利是图了。”物质奖励确实奏效，没过多久，院子里便不再见鼻涕虫和蜘蛛的身影。实际上，孩子们的钱是赚到了，有的十几元，有的几十元，一样乖乖存在母亲那里，时日一长，不论是作为“存户”的弟弟妹妹，还是作为“银行”的母亲，都忘了这笔款项的存在，毕竟孩子们随时用钱随时开口就行，也没有自留的意义。
对于父亲的良苦用心，杨绛有自己的见解，“劳动教育”的本质是鼓励孩子们赚钱，而不是教育“劳动光荣”，而对于赚钱这方面，她实在提不起兴趣，这种淡然，多少受母亲的影响，身外之物而已，并不放在心上。
杨绛认为，“假如我们对某一件东西非常艳羡，父亲常常也只说一句话：‘世界上的好东西多着呢……’意思是：得你自己去争取。也许这又是一项‘劳动教育’，可是我觉得更像鼓吹‘个人奋斗’。我私下的反应是，天下的好东西多着呢，你能样样都有吗？”
不与人争，修剪世俗的欲望，清净自在地活着。大千世界，五光十色，诱惑繁多，不经意间就容易迷失自我，利欲熏心者大有人在。活这一生，岂能只为钱财疲于奔命？
世人皆善妒，也常因一些小事斤斤计较。母亲唐须荌则没那么多小心思。家里人口众多，要操心的事自然就多，母亲整日里忙前忙后，几乎片刻不停，然而杨绛的两个姑母则做起了甩手掌柜，家务事从不过问，在杨绛看来，她们未免有些自大、自私。三姑母常说，如果她动手抹了桌子，那女佣便不会再干这个活。诸如此类的事还有很多，以至于家里的佣人常因“姑太太难伺候”而辞去工作，到头来，平白无故地给母亲添了很多麻烦。
即便如此，母亲却从不多言多语，不去计较，也就没有烦恼。
杨绛生在富裕家庭，可她从未有多少大小姐脾气，有佣人可以使唤，却从不对人指手画脚，时时刻刻都谦逊有礼。力所能及的事，从不去麻烦旁人，而旁人但凡有需要帮助的地方，她都会诚心诚意地施以援手。
名与利，在杨绛的人生中从未有过一席之地，纵然荣华富贵惹人艳羡，但于她而言，维持温饱即可，在她心中，尚有更多值得在意的事情。
【3】无畏无惧
习惯了顺从，一个“不”字就要更多勇气。
我们往往羞于拒绝，担心旁人会闹情绪，担心得罪朋友，担心误了他人的事……然而种种担忧之中，却无一点是关于自己。受人之托，便倾尽心力，这自然是应有的担当，只是很多时候，是不想被托付的。
拒绝的话说不出口，只好忍下不情愿。这样真的好吗？
杨绛一家在苏州安顿下来后，紧接着就是安排上学的事。这一年，杨绛十六岁，到了念中学的年纪，就读于苏州振华女校。从外表看去，她像是十三四岁，小巧可人。
北伐战争打破了平稳的日子，局势动荡，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接连游行抗议，时不时还会召开群众大会，人们群情激昂，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表达不满。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群众的力量则不可小觑。
一次，学生会发出通知，要求各校组织学生上街游行搞宣传，形式很简单，就是拿一个板凳，站在上面演讲，向往来的群众呼吁革命，动员大家团结起来。口齿伶俐的杨绛自然是同学心中的最佳人选，她被推选出来，可生在先进知识分子家庭的她却并不愿意参加，究其原因，是“当时苏州风气闭塞，街上的轻薄人很会欺负女孩子”。
想要革命的斗志是好的，但是也并不是必须参加不可。学校有规定，凡是家里不赞成，便可光明正大地拒绝开会、游行等活动。周末放假后，杨绛回到家赶忙向父亲道明了原委，恳请他帮忙，拜托他说家里不赞成。
杨荫杭听罢，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女儿，他直言：“你不肯，就别去，不用借爸爸来挡。”言下之意，这个忙他不帮，不去可以，但他不会开口。
杨绛有些气馁，接着说道：“不行啊，少数得服从多数呀。”我们也时常如此，心里明明有自己的打算，却还是默默服从大多数人的主意，有时是心甘情愿，有时是迫不得已。
杨荫杭对左右为难的女儿说：“该服从的就服从；你有理，也可以说。去不去由你。”为了鼓励女儿勇敢说“不”，父亲给她讲了一个自己的故事。在他担任江苏省高等审判厅厅长的时候，张勋不知打败了哪位军阀胜利入京，江苏绅士联名登报拥戴欢迎。他的属下未与他商议，擅自把他的名字也列入其中。下属以为，名字既已见报，纵然他不情不愿，也不好再说些什么。然而，他岂是这般没有原则的人，“名器不可以假人”，他立即在报上登了一条大字启事，申明自己并没有欢迎。
周遭的人常说杨荫杭不通世故，可他却不以为然。
他对女儿说：“你知道林肯说的一句话吗？Dare tosay no（敢于说不）！你敢吗？”杨绛想了想，稍有无奈地说：“敢。”来到学校，杨绛没多做解释，只是一再坚持“我不赞成，我不去”。想不到她会拒绝，同学们颇感意外，然而事实证明她是对的，街上确有不怀好意的军人对女同学非礼。她不去，是明智的，而她敢于说不去，更是勇气可嘉。
回想一下自己，有多少次想要说“不”，犹豫再三，话到嘴边还是变成了“好的”。心有不甘，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如此想来，竟不如一个十六岁的小姑娘有勇气。今后，定然还会有关于接受或拒绝的问题，希望能够随心而定，才不枉活在世上这些年。
父亲的故事以及他的教诲刻在杨绛心中，与其逃避，不如直视问题。人生在世，难免会身处两难的境地，碍于情面，纠结于内心，究竟哪一样才是真正的意愿，别人不知道，自己必须清楚。坚持自己的主张会带来短期的麻烦，其实总好过一味地顺从他人，带来长久的烦恼。
杨绛向来不争不抢，同时，她也恪守自己的人生准则，不愿被他人践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舒适度，不希望他人叨扰，这就必须学会拒绝——何苦劳心劳力，到头来还要苦了自己？
对于名利，杨绛一生之中看得很淡。高中国文老师曾在班上讲诗，留下作业，让学生作诗一首。杨绛作了一首《斋居书怀》：“世人皆为利，扰扰如逐鹿。安得遨游此，翛然自脱俗。”国文老师大赞不已，批注道“仙童好静”。
父亲对杨绛的教育秉承孔夫子“大叩则大鸣，小叩则小鸣”的理念，他固执地认为女孩子身体娇柔，不宜过分用功。纵观与他同时期留学美国的女同学，都因用功过度而伤了身体，从而早早离世。
他常向杨绛说起自己的一个同学，每门功课都是满分，然而父亲对这个同学的评价却是“他是个低能”。
成绩不能代表一切，杨绛聪颖伶俐，成绩优异，却很少得满分。天下的诸多家长，哪一个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考试得一百分，恐怕得了九十九分，都会换来一顿批评教育。杨荫杭却正好相反，成绩并没有那么重要。
高中时，杨绛甚至仍分不清平仄声。杨荫杭没有丝毫着急，甚至宽慰女儿说：“不要紧，到时候自然会懂。”
终于有一天，杨绛能将四声分辨清楚，杨荫杭出题考她，答对了，他高兴，答错了，他仍高兴，绝无半点怒色。
自幼，杨绛便对文学情有独钟，常常是她对某些书展露出兴趣后，父亲便将那本书放在她的桌上，哪怕是需要登梯爬高去橱顶拿，他也一定会为她把书准备好。
词章小说是杨绛的最爱，父亲便时常为她购置，满足她的阅读兴趣。如果某本书她长期不读，这本书便会在某一天消失，不再出现。
只要确保杨绛不会误入歧途便好，剩下的皆可顺其自然，由着她的心性，自在生长。
有些道理，她年纪尚小、阅历尚浅，自然不懂，作为父亲，便是将她不懂却又需要的道理讲给她听。父亲给她上了勇敢说“不”的一节课，足以让她受益终生。
你呢，敢不敢？
【4】青涩光阴
你可否记得，曾经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若是有意无意想起时，又作何感想？
1998年，杨绛发表《“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一文，用轻快的口吻讲述了中学时代令她记忆犹新的一件尴尬又有趣的事。
大约是1926年，正是杨绛上高中一二年级的时候，暑假期间，学校的教务长王佩诤先生办了一个“平旦学社”，每星期会邀请名人前来讲学。
一次，章太炎先生要来讲学，王佩诤先生事先叮嘱杨绛，让她做记录。杨绛以为的“做记录”就是做笔记，听大学者讲学，这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如此简单的任务，杨绛便答应下来。
因为大姐也要去听讲，所以姐妹俩相约一起去。出门前，大姐又换衣服又换鞋，好半天才收拾妥当，杨绛无奈，也只好在一旁默默等着。匆忙赶到礼堂时，章太炎先生已经开讲。偌大的苏州青年大会礼堂，此时挤满了前来听讲的人，不但空座难寻，甚至座位间的空隙都有人摆好了小板凳。没办法，杨绛和大姐不得不往里挤，正当她准备挤过去的时候，会场的工作人员却叫她过去，说是记录人员的座位在台上，让她上去。
突然听到要上台，杨绛往台上瞅了瞅，章太炎先生正津津有味地谈着他的掌故，他左侧有三个座位，一位是王佩诤先生，一位是国文老师马先生，一位是两位老师的老师金松岑先生，三个人已经开始动笔做记录。他右侧有两个座位，靠里的座位上是一位女士，她是金松岑先生的亲戚，是一位教师，可谓才貌双全。靠右边的座位空着，她明白过来，自己便是要坐在那里。
原来要上台做记录，这是她万万没有想到的，而且台下乌压压全是人，心里不免有些紧张，甚至有些胆怯，何况她还迟到了，又有些羞愧。不过她答应教务长在先，没有理由失信于他，做了一番思想斗争后，她慢慢朝台上走去。
台上的人和台下的人不约而同地看着杨绛，章太炎先生看了一眼她，又接着讲掌故。坐下后，杨绛稍微松了一口气。她定了定心，准备认真听讲。
章太炎先生大谈掌故，台上其他几位记录员笔尖不停，认真地做着记录，台下的听众安静极了，侧耳倾听，也有人时不时在小本子上记着什么。如此严肃的氛围中，杨绛紧张极了，望着桌子上摆放整齐的砚台、毛笔和一沓毛边纸，她心中默默大呼糟糕，想到自己毛笔字是“出奇的拙劣”，不由得难以下笔。不单字迹不美观，拿笔的姿势也不好看，她的老师曾将她拿笔的样子比作拿扫帚。尤其是旁边的几位老师奋笔疾书，个个潇洒自如，自己与之相比，真是天壤之别。可她人已经坐在这里，断然不能有半点退缩，只好磨墨，提笔开始记录。
好不容易说服自己平静下来，可又惊讶地发现，她根本无法听懂章太炎先生的话。一是章太炎先生操一口杭州官话，杨绛听起来如同听天书一般；二是她稀里糊涂，压根不知道章太炎先生所讲的是何人何事，一时慌了神。
与其他几位老师的座位不同，杨绛的座位是在讲台前面，她的一举一动都会落在听众的眼中。作为一名记录人员，自然是要动笔记录的，否则干坐着，多少有些奇怪。然而，杨绛努力想听懂章太炎先生的话，可依然不知所云。
坐在台上的她简直如坐针毡，那支毛笔被她拿起来又放下，反复好多次。她默默想着：怎么办？假装着乱写吧，交卷时怎么交代？况且乱写写也要写得很快才像。
冒充张天师画符吧，我又从没画过符。连连地画圈圈、竖杠杠，难免给台下人识破。思来想去，最终决定，干脆放下笔认真听讲，索性什么都不要记了。
虽然十分想弄明白到底说的是什么人、什么事，可到底还是听不懂。挣扎许久后，杨绛只好认真地看着章太炎先生，仿佛使劲儿看着就能把他说的每句话看到心里去。她的座位距离先生最近，看得也最清楚，多年以后她写道：“他个子小小的，穿一件半旧的藕色绸长衫，狭长脸儿。脸色苍白，戴一副老式眼镜，据说一个人的全神注视会使对方发痒，大概我的全神注视使他脸上痒痒了。他一面讲，一面频频转脸看我。我当时十五六岁，少女打扮，梳一条又粗又短的辫子，穿件淡湖色纱衫，白夏布长裤，白鞋白袜。这么一个十足的中学生，高高地坐在记录席上，呆呆地一字不记，确是个怪东西。”
放宽了心，杨绛便细心观察起来，她看到先生的鼻子里塞了一个小小的纸卷儿，这让她想起很久前听说章太炎先生有“脑漏”病的事，不由得暗想，难道塞纸卷儿是因为这个病？转念一想，脑子能漏吗，不可能吧？
或许是流鼻血呢？或许流的是脓？又或许只是鼻涕。
不多时，章太炎先生就发现了杨绛的奇怪之处，这个记录员不但一字不记，而且目不转睛盯着自己看来看去，这让他有些不舒服。随后，他时不时转过脸望向杨绛，结果每次都会迎上她天真的眼神，如此反复许多次，估计先生最后也是无可奈何，只好由她看吧。
章太炎先生谈了一个小时的掌故，杨绛则煎熬了一个小时，毫不夸张地说，是度秒如年。万分辛苦地等来了结束，从始至终，杨绛的稿纸上空空如也，没有记录一个字、一个词。工作人员收走了她的空白页，告诉她随后还有一个招待会，让她先不要走。她呆呆地站在人群之中，没人招呼她，也没人告诉她该做些什么，只得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她搞不清自己是主人还是客人，最后偷偷溜之大吉，才算摆脱了尴尬。
谁知，第二天苏州报上登载了一则新闻，说章太炎先生谈掌故，有个女孩子上台记录，却一字没记。用杨绛自己的话说，便是“我出的洋相上了报，同学都知道了”。开学后，国文班上，同学们将她出丑的事当笑谈，国文老师马先生无奈地对她说：“杨季康，你真笨！你不能装样儿写写吗？”
杨绛多少有些委屈，她在文章中写道：“我只好服笨。装样儿写写我又没演习过，敢在台上尝试吗！好在报上只说我一字未记，没说我一句也听不懂。我原是去听讲的，没想到我却是高高地坐在讲台上，看章太炎先生谈掌故。”
虚情假意的话，不说；弄虚作假的事，不做。这便是杨绛，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与其装腔作势，不如大大方方。
多年后，杨绛不再是那个梳着麻花大辫子的小女生，不禁感慨道：“掌故岂是人人能懂的！国文课上老师讲课文上的典故，我若能好好听，就够我学习的了。上课不好好听讲，倒赶来听章太炎先生谈掌故！真是典型的‘名人崇拜’，也该说是无识学子的势利眼吧。”
或许，教务长虽交给她记录的任务，却并没有指望她能够真正记下些什么，不过是走个形式，只是当时年纪小，哪会想到这些。如今多少年过去了，“看”章太炎先生讲掌故这件事，仍在记忆中挥之不去。
曾经算是尴尬，如今想来，却唯有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