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线待了约3周后，英国独立工党[1]从本国派了一支二三十人的分遣队抵达阿尔库维耶雷。为了将前线所有的英国士兵统一组织起来，我和威廉斯也被派到了这支队伍中。我们的新据点位于奥斯库罗山，在之前驻守的据点以西数英里，从这儿可以望见萨拉戈萨。
据点位于凸出的石灰岩上，岩石犹如剃刀背般锋利，战壕以水平走势一直延伸至悬崖，好似崖沙燕的窠臼。战壕位于地底极深处，里面漆黑一片，异常狭小，人在其中甚至无法跪地，更别说站立了。我们左方的山峰上驻扎着另外两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队伍，其中的一支队伍吸引着前线所有士兵，因为那里有3个负责炊事的女民兵。这些女人算不得漂亮，但也足以使该据点在这清一色男兵的环境里独树一帜了。我们右方500码，在阿尔库维耶雷公路拐弯处是一个加联社党的据点。夜幕中，可以看到我方沿着阿尔库维耶雷公路蜿蜒前行的补给车的灯光，同时，法西斯分子的车辆则从萨拉戈萨驶来。西南方12英里外，稀疏的灯光组成了一条细长的光带，好似从舰船舷窗透出的灯光。自从1936年8月起，政府军便对该地虎视眈眈，现在依旧如此。
我们这支分遣队大约30人，包括1名西班牙人（威廉斯的连襟拉蒙），还配有12名西班牙机枪手。除了一两个讨厌鬼——众所周知，战争中总是不乏流氓人渣——英国士兵无论在体力上还是在心智上都是极为杰出的。其中最棒的要数鲍勃·斯迈利——其祖父是著名矿工领袖——可他后来却惨死于巴伦西亚。尽管言语不同，沟通困难，英、西两国士兵却一直相处融洽，西班牙人的个性由此可见一斑。我们发现所有西班牙士兵都会两句英语。一句是“好了，宝贝”，另一句则是巴塞罗那妓女用来招揽英国水手的话，恐怕排印工不会把它排印出来，在此略过不表。
前线依旧平静如故，零星有子弹的破空声，极少情况下会传来法西斯分子迫击炮的炮响，彼时，所有人都会冲向壕沟顶，看看炮弹在哪个山头爆炸了。此处，敌人距离我们更近些，相隔大约三四百码。敌方最近的据点正对着我们，那排机枪射击孔总是挑惹着我们攻击的欲望。法西斯分子甚少动用步枪射击，但只要有人冒头，就会遭到机枪集中扫射。不过直到十几天后我们才出现第一名伤员。与我们对峙的是由西班牙人组成的部队，但据逃兵的消息称，其中还有少部分德国士官。过去那里还有摩尔人[2]——那些可怜的家伙，他们肯定被冻得够呛！——在无人荒地上曾出现摩尔人的尸首，成了当地的一道独特景观。我们左方一二英里处的阵地不再连成一片，那儿是一片低洼地，草木繁茂，属无人占据的中间地带。白天，我们和法西斯分子都曾在那一带巡逻。尽管我从未在数百码内遇到过法西斯巡逻队，但类似童子军的任务倒也不失趣味。匍匐潜行很长时间后，我们可以穿过法西斯的部分前沿防线，甚至可以看到飘扬着保皇党旗帜的农舍，那里就是当地的法西斯总指挥部。偶尔，我们会用步枪对着那儿一阵齐射，然后趁敌人的机枪锁定我们之前迅速隐蔽起来。我希望能够打碎几扇窗户，可我们和农舍相隔足足有800米远，而且考虑到我们手上尽是些破枪，甚至连能否打到农舍都难说。
天气大多晴朗且寒冷。正午间有时出太阳，但寒冷依旧。山坡上到处可见野番红花和鸢尾花的绿苗破土而出，显然，春天正在降临，只是脚步姗姗。夜晚比其他任何时候更冷。有时站岗完毕，我们会将炊事房的余火灰扒到一起，站在火红的灰堆上取暖。这对靴子来说很不好，可双脚却大为受用。有些清晨，山顶破晓时分的景致非常壮观，即便不做晨祷，早起也是值得的。我讨厌山，无论它们看起来有多么壮观。可有时，我们后方的山顶出现破晓的晨光，第一缕细细的金光如同利剑划破黑暗，渐强的光亮和火红的云海继而向无尽的远方伸展。即使彻夜未眠，膝盖以下双腿发麻，或许还得再等3个小时才有东西吃，这样的景致也值得一看。我在战时所看过的晨景比之前所见的——我希望，也包括余生岁月——总和还多。
我们这里人手不足，这意味着每个人的站岗时间更长，自然也更加疲惫。即使是在战事最平静的时候，睡眠时间也难以保障。由于睡眠不足，我已开始感到不适。除了站岗和巡逻以外，夜间警报和执勤也始终不停。待在一个好似兽穴的壕沟内，双脚冻得生疼，在这种情形下，无论如何都难以好好休息。在前线的头三四个月里，我连续24小时不睡估计不超过12次，但睡饱的次数也没那么多。一周只睡二三十个小时是家常便饭。睡眠不足的影响倒没想象的那么糟，只是人会变得木讷，在山里爬上爬下变得愈加困难。这倒还能挺得住，只是饥饿感始终萦绕不去——天哪，我们简直饿疯了！所有食物看起来都那么美味，哪怕是千篇一律的扁豆。凡是在西班牙待过的人最终看到这东西都会觉得反胃。我们的用水来自数里之外，靠骡子和可怜的小毛驴驮至前线。不知为何，阿拉贡地区的农民对骡子爱护备至，对毛驴却是一副硬心肠。如果有毛驴在半道上拒绝前进，赶驴的经常就朝着它的驴蛋子踢上一脚。蜡烛不再配给，火柴也已告罄。西班牙士兵教我们如何用压缩牛奶罐、子弹夹和少许破布制作橄榄油油灯。一般很难弄到橄榄油，但只消一点儿，就能点着灯，摇曳的火苗伴着烟雾，亮度只有蜡烛的1/4，只能让人勉强看清步枪摆放的位置。
这里似乎没有爆发任何真正战斗的可能性。我们离开波塞罗山时，我清点了一下自己的弹匣，发现在将近3周时间里，我只朝敌方开了3枪。有人说杀死一个敌人需要1000发子弹，照这么算，要打死一个法西斯分子，我还得等上20年。在奥斯库罗山，双方阵地更加接近，交火也更频繁，但我有理由相信自己一个敌人也没打中过。实际上，当时在前线，真正的利器不是步枪而是扩音喇叭。既然无法杀死敌人，那么就朝对方大声嚷嚷。这种作战方式非比寻常，有必要对其解释一番。
只要敌我双方阵地间的距离近到可以听见彼此的声音，呼喊声便在战壕间此起彼伏地响起。我们会喊：“法西斯分子——娘娘腔！”而对方则回应道：“西班牙万岁！佛朗哥万岁！”或者，当知道我方阵营有英国人时，他们会高喊：“英国佬，滚回家去！我们的国家不需要外国佬！”那些支持政府的民兵组织常用高喊煽动性口号的方式打击敌方士气。在处于有利地形的据点内，士兵（通常是机枪手）人手一个扩音喇叭，负责向敌方喊话。一般而言，他们喊话的内容都有固定套路，言辞满溢着革命激情，告诉法西斯士兵，他们不过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马前卒，他们所反对的是自己的阶级等诸如此类的言语，并敦促他们弃暗投明。这些口号被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有时几乎彻夜不止。喊话无疑起了作用，所有人都认为法西斯逃兵源源不断地前来投诚的部分原因正在于此。可以想见，某个可怜的哨兵——很可能是个被强征入伍的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工会成员，在岗哨上冻得瑟瑟发抖，此时，黑暗中不断响起“不要和你自己的阶级为敌！”的口号声，定然会对他造成影响。选择逃跑还是坚守就在这一念之间。当然，这种做法显然与英国士兵的战争观格格不入。第一次目睹这种做法时，我承认自己感到震惊和反感。不去打死敌人，反而琢磨着如何策反敌人，天下竟有这般道理！不过现在，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我觉得这都不失为一种得当的策略。在没有大炮的情况下，要在交火中击伤敌人且自己全身而退是极其困难的。如果能策反一定数量的逃兵，那自然是再好不过。事实上，逃兵比死人更有用，因为他们能提供情报。可一开始，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不妥，觉得西班牙人对待战争的态度不够严肃。我们右下方加联社党岗哨里负责呼号的家伙实在是个中翘楚。有时候，他喊的不是什么革命口号，而是仅仅告诉法西斯分子我们吃的东西比他们好得多。他关于政府物资配给的言论多少有点臆想的成分。“黄油土司！”——可以听到他的声音在空旷的山谷间回荡——“咱们就在这儿享用黄油土司！多诱人的黄油土司啊！”在那冰冷的夜晚，听到黄油土司能令许多法西斯分子垂涎欲滴。其实，我丝毫也不怀疑，他和我们一样，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或者好几个月没见到过黄油了。尽管我明知他在撒谎，但也不禁口水直流。
2月的一天，我们发现有法西斯飞机朝我方飞来。和往常一样，机枪被架到开阔地带，枪管朝上，每个人都仰卧在地瞄准目标。像我们这样孤立的据点并不值得轰炸，法西斯经过我方上空的少数的几架飞机往往会选择绕行，从而避开机枪火力网。可这一回，飞机径直飞了过来，但飞行高度超出了机枪射程。飞机上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白色的闪光物，在空中不住地翻滚。其中的少部分落入了我们的据点。原来是法西斯报刊《阿拉贡先驱报》，上面刊载了马拉加沦陷的消息。
当晚，法西斯分子发动了一次袭击，结果无功而返。当时我刚准备躺下休息，就在半梦半醒之时，头顶响起一阵震耳欲聋的枪弹声，有人在战壕中高喊：“敌人进攻了！”我抄起步枪，潜行至自己位于据点最高处的岗位，岗位旁就是机枪。那里一片漆黑，骇人的喧嚣响彻天际。根据对方火力，我判断有5挺机枪在朝我们射击。又响起了一阵巨大的爆炸声，法西斯的那些傻瓜大概把手雷投到了己方的防护墙上，结果炸弹在自己的据点引爆了。周遭一片黑暗，伸手不见五指。我们左侧山谷下亮起一片步枪的绿色火光，可能是一组法西斯巡逻小队正准备包抄。黑暗中，子弹在我们周围乱飞，响起阵阵爆裂声。有一小部分炸弹从头顶呼啸而过，但落点都离我们很远，而且大多都是哑弹（这在战争中是常有的事儿）。我所面临的局势颇为严峻，因为后方的山顶又有另一架机枪开始射击——这枪实际上是支援我方的，但当时我们误以为自己陷入了包围。我们自己的机枪卡壳了，那些该死的弹药总是卡住枪膛，而清膛杆也在黑夜中不知去向。显然，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站在那儿等死。西班牙机枪手不屑于隐蔽，甚至刻意暴露自己，我也只好效仿。那是我经历的第一次交火，让我感到羞愧的是，我发觉自己吓坏了。我注意到，人在遭到猛烈攻击时都有相同的感受——相比被子弹击中而言，更令你害怕的是不知道哪里会被击中。你会不住地胡思乱想，究竟子弹会打中身体哪个部位，而这会令你全身高度紧张，异常痛苦。
一两个小时过后，交火渐渐平息。其间，我们只有一人受伤。法西斯分子把几架机枪推进到了无人地带，但他们始终和我们保持相当的距离，并未企图向我们的防护墙发动猛攻。事实上，他们并非真的想要进攻，只是浪费些子弹，制造点喧闹，庆贺他们攻占了马拉加。关于这次交火，我收获的最宝贵的经验在于，不要轻信报刊上的讯息。因为一两天之后，报纸和广播报道了以下消息：敌人的骑兵队和坦克部队向我方发动了猛烈进攻（交火地点可是在垂直的山坡上），但被英勇的英国人击溃了。
对于法西斯分子散布的马拉加沦陷的消息，我们只当是谎言。可第二天，谣言越传越真。一两天之后，消息被官方证实了。这个令人感到耻辱的事件一点点浮出水面——守军如何不做丝毫抵抗就放弃了城镇，意大利人的怒火没能发泄在撤离的部队身上，却反而拿可怜的平民撒气，部分平民遭到机枪驱赶至100英里以外。这则消息令前线的所有人都颇感丧气，无论事实究竟是怎样，所有的民兵都相信马拉加的沦陷是因为叛徒出卖。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谈论背叛和分歧。头一遭，关于这场战争的怀疑在我心中隐隐浮现。而在此之前，对与错显得那么简单明了。
2月中旬，我们撤离奥斯库罗山，同该地区的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部队一起被派去围攻韦斯卡。卡车载着我们行驶了50英里，穿越冬季的平原，那里修剪过的葡萄藤还未发芽，冬麦的嫩叶从土壤中探出头来。新战壕距离韦斯卡4公里，从这里可以看到韦斯卡灯火闪烁，城里的建筑小得好似玩具一般。数月之前，当攻下谢塔莫时，政府军将领曾乐观地表示：“明天我们将在韦斯卡城内喝咖啡。”结果，他的话落空了。虽然攻势猛烈，但政府军并未能攻克韦斯卡。于是，那句“明天我们将在韦斯卡喝咖啡”的豪言成了全军流传的笑话。假如我有机会重回西班牙，定要在韦斯卡喝上一杯咖啡。
注释：
[1]英国独立工党：成立于1893年，是英国的一个社会主义政党。
[2]摩尔人：中世纪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对北非穆斯林的贬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