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是一个分封的奴隶制国家，靠着各诸侯国的拱卫来维系统治。后来，皇室势微，诸侯争霸，各个侯国为了壮大自己的势力，自然不会满足于既有的势力范围。沿海侯国除了努力向内地拓展之外，也把自己的视野放到了海洋上。因为那里不仅有取之不尽的海鱼和海盐，还有并不遥远的待开阔的岛屿及新大陆。然而，这种开发与探索毕竟是各行其是的，不能形成全国性的力量。当时的各诸侯国虽然普遍意识到了海洋的博大与丰饶，但碍于地理位置的限制，那些内陆诸侯国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沿海各国突飞猛进地发展。从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以及越王勾践这春秋五霸的构成来看，除晋文公之外，其他四位所在的诸侯国都是沿海或者近海的，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这一时期，航海技术虽然处于单打独斗、各领风骚的局面，但是，那时候的侯国之间并没有如今天一样的国界严整，因此，航海的领先技术很快就会得到横向交流，所以，从中华大地来讲，航海技术还是整体得到了提升，只是存在时间差异而已。
“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的吴国。吴国地处今长江下游的沿海地区，定都于吴（今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和相城区，1995年6月前称吴县），是一个“不能一日而废舟楫之用”的海上强国。据载，吴王阖闾询问伍子胥船军之备如何，伍子胥说：“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楼船、桥船。令船军之教比陵（陆）军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当陵军之重车，小翼者当陵军之轻车，突冒者当陵军之冲车，楼船者当陵军之楼车，桥船者当陵军之轻足骠骑也”[1]。据传伍子胥所著的《水战兵法内经》记载：“大翼一艘，广一丈五尺二寸，长十丈，容战士二十六人，棹五十人，舳舻三人（专司航向），操长钩矛斧者四，（弓）弩各三十二（个），（箭）矢三千三百（支），甲兜鍪（盔甲）各三十二（套）；中翼一艘，广一丈三尺五寸，长九丈六尺（载员八十六名）；小翼一艘，广一丈二尺，长九丈（载员八十）”。
“文身断发以习水”的越国。越人与吴人一样自古习于航海，有文身断发的习俗。东汉人应劭在《汉书·地理志下》中注释说，由于“（越人）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像龙子，故不见伤害”。《越绝书》卷8中记载，越王勾践曾说：“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处，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由此不难看出越人相对发达的造船业与相对高超的航海术。
为了与邻近的宿敌吴国争霸，越国也建立了强大的水师。《吴越春秋》中说，越有“楼船之卒三千人”。《史记》中说，勾践有“习流二千”。那么，什么是“习流”呢？明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史记注》写道：“‘习流’谓士卒中之善泅者别为一军。《索隐》乃曰流放之罪人，非也。”也就是说，“习流”就是当时的水（海）军。
在海上运输方面，越国沿海路两次迁都就充分说明他们已经掌握了高超的航海技术。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充分利用擅长航海的国家优势，在连接山东半岛与三江五湖的战略要地琅琊“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并从会稽“徙都琅琊”。越国以庞大的水军船队，经浙江，绕东海北上，攻占琅琊（今山东胶南），到达琅琊港的戈船（船身装满刀戈）就有300艘之多。从此，越国称霸中原，勾践遂成为春秋末期最后一位霸主。这是第一次江海航运迁都。第二次迁都是在越王翳三十三年（公元前379年）。其时已值战国，越国自勾践传至五世越王翳时，国威大为下降。在强敌压境、国力衰微的情况下，越国已无法维持其在山东半岛的统治，只得离开琅琊，回迁吴地。越国两迁首都，人员之多，军辎之重，物资之巨，如果没有精湛的造船技术和高超的航海技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同时，越国造船的规模和数量也是极其可观的。《越绝书·卷八》载：“舟室者，勾践船宫也。去县五十里”。这个距离国都五十里，坐落在钱塘江南岸的“舟室”“船宫”，就是越国的造船工场。越国还设有专门管理造船的船官，《越绝书·卷三》载：“治须庐者，越人谓船为须庐”。“治须庐者”，即越国管理造船的船官。越国还有众多的造船工，被称之为“木客”“作士”“楼船卒”。越国所造船只，见于记载的主要有楼船、戈船、翼船、扁舟、方舟、舲等种类。从造船数量上看，除上文提到的两次迁都可知舟船数量之外，即使在越国衰落的时候，即公元前312年，越君还派使者公孙隅向魏襄王“献乘舟始罔及舟三百”[2]。
唐代学者欧阳询所著《艺文类聚》引《周书》记载：“周成王时，于越献舟”。周朝都城在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越人献舟须经海上航行，从东海出发，穿黄海，绕山东半岛至渤海，而后入济水逆流而上，再沿黄河、渭水到达周都。现代学者认为，越国献给周王室的大船用料，当为本地生长的或杉木，或松木，或樟木，或楠木。船上悬挂着用竹篾编成的原始风帆，船尾拖着长桨辅助操向，而且要远观起伏的海岸，参照日月星辰以保持航线。所谓献舟，实际上是献了宝贵的造船技术和航海知识。
越国的主要根据地在今浙江省境内，但越族人的分布很广，往南自今福建、广东直至越南的北部，其沿海地区及附近岛屿都是越族的居住地，所以被称为“百越”。为了开展政治、外交活动，越国常利用越人在南海活动并与海外进行贸易的方便条件，以奇珍异宝来交好同盟或者缓解敌对关系。楚国称霸时，百越朝贡，楚王竟称“黄金、珠玑、犀象出于楚，寡人无求于晋国”。楚王所说的珠玑、犀象，无疑是来自百越的朝贡。后来，越虽被楚国所灭，但“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仍控制着南海的航海贸易。直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发大军50万治理岭南，也是看中了越国之地能给朝廷带来“犀角、象齿、翡翠、珠玑”等海外传统商品。在春秋战国时期，越人主要通过珠江口的番禺（今广东省广州市）进行航海贸易。“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果布之凑”。由此不难想象当时在南海之上舟船往来、互通有无的航海贸易景况。
“海王之国”的齐国。春秋前期，齐国的疆域并不临海，向东方通往大海的途径被由莱夷族、东夷族等组成的莱国所阻断。公元前7世纪中期，齐桓公成为东方霸主，并将势力扩展到山东半岛东部，通过莱国把鱼、盐等海产品输往内陆。公元前567年，齐国征服莱国，其辖地扩大，成为能直接控制环山东半岛以及渤海航行的海上强国。据《孟子·梁惠王下》称：公元前6世纪中后期至公元前5世纪初的齐景公曾对晏子说：“吾欲观于转附、朝舞（今山东半岛东北端成山），遵海而南，放于琅邪。”由此可见，从山东半岛北部出渤海海峡，再沿黄海海岸南下至胶州湾一带的航路已被打通。这条黄渤海航路还可以延伸直达东海钱塘江口。关于齐景公的航海活动，《说苑·正谏篇》中说他曾“游于海上而乐之，六月不归”。此时，齐国已掌握了山东半岛沿海的航行权，海船也已相当可靠和舒适，沿海航行相当活跃，舟来船往，习以为常。
“水陆责权明晰”的楚国。立国之初，楚国即在长江中下游一带，距离出海口并不遥远。因此，它的内河航运和海上航运都很发达。特别是至楚怀王二十三年（公元前306年），楚王趁越内乱而灭越国，把江东建设为郡，同时创立了航运管制体系。如1957年在安徽省寿县城东丘家花园出土的“鄂君启金节”，就是战国时期楚怀王赐给鄂地封君启的行路符节，分为“车节”、“舟节”。“舟节”就是特许的水上航运优惠通过凭证，上面规定了船队规模：“屯三舟为一舿，五十舿”；航行区域“自鄂往”，即湖北、湖南、江西的水路范围；征税办法“见其金节则毋政（征）”，“不见其金节则政”。行路符节不但反映了春秋战国水上航运之发展，而且开阔了其后千余年唐宋市舶管理制度的先河。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可以得知，春秋战国时期的造船及航海技术已经相当发达，而且，当时的人们还掌握了比较丰富的地理、天文及水文知识。
航海地理知识。春秋战国之前，由于航海活动与能力所限，人们常把海洋看作世界的边际，即俗称的“天涯海角”。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的观察目光开始延伸到了海外，出现了邹衍的“大九州”说和海上“三神山”的传说，及把奇幻与现实杂糅的《山海经》、《穆天子传》、《逸周书·王会解》，和较为真实可信的《尚书·禹贡》、《周礼·职方氏》。这些著作，充分反映了人们探索航海地理知识的艰苦历程。那个时期的人们已经开始懂得了海洋并非世界边际，在茫茫大海中还有很多已知和未知的陆地与岛屿。同时，先民们也开始将中国大陆外侧的水域划分为几个不同名称的古代海区。如将今天的渤海称为“北海”，今天的黄海称为“东海”，今天的东海称为“南海”。
海洋气象知识。春秋战国的海洋气象知识主要体现在对风的认识上，当时人们已经意识到了风对于海上航行的重要意义。《吕氏春秋》提出八面来风的概念：“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飓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周礼·春官》又说：“保章氏……以十有二风察天地之和。”所谓“十有二风”，即十二个月中风来的方向，也就是古人计时“从子至亥”的十二辰（十二支）风。即：子是正月，风向来自北；丑是二月，风向来自东北偏北；寅是三月，风向来自东北偏东；卯是四月，风向来自东；辰是五月，风向来自东南偏东；巳是六月，风向来自东南偏南；午是七月，风向来自南；未是八月，风向来自西南偏南；申是九月，风向来自西南偏西；酉是十月，风向来自西；戌是十一月，风向来自西北偏西；亥是十二月，风向来自西北偏北。
海洋水文与天文知识。春秋战国时期，人们对潮汐的认识日趋明确，知道“朝宗于海”，开始懂得了潮汐与海洋的关系。《禹贡》中也说：“朝夕迎之，则遂行而上。”这段文字说明当时的航海者已能利用潮流进行航行了。
这一时期，天文学有了长足的进步，沿黄、赤道带将临近天区划分成28个区域的28宿体系已经齐备，为度量日、月运动的空间位置提供了参照坐标。对夜间航行定向价值最大的北极星已有所记载。《尚书·舜典》中提到：“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对于“璇玑玉衡”所指的是什么，史上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指星象：《史记·天官书》上说：“北斗七星，所谓‘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纬书《春秋运斗枢》更把北斗七星的名称与璇玑玉衡联系起来：“北斗七星第一天枢，第二璇，第三玑，第四权，第五玉衡，第六开阳，第七摇光。一至四为魁，五至七为杓（柄）。合为斗。居阴布阳﹐故称北斗。”另一种观点认为“璇玑玉衡”是观测星辰的工具，从汉代起，认为璇玑玉衡是仪器的也大有人在。西汉学者孔安国说：璇玑玉衡为“正天之器，可运转”，肯定璇玑玉衡为仪器。东汉学者郑玄说：“运动为玑，持正为衡，以玉为之，视其行度。”这也是指的仪器。更有人主张“璇玑玉衡”就是浑仪﹐东汉学者马融说：“上天之体不可得知，测天之事见于经者，唯玑衡一事。玑衡者，即今之浑仪也。”
“璇玑玉衡”无论是指星辰还是观测星辰的工具，都足以说明了当时人们对于天文知识的掌握。
古人既然掌握和认识了航海技术和天文、水文知识，那么，从事海上远航与发现，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史记》中的探寻“三神山”。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写道：“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傅在渤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行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自在焉。其物禽尽白，而黄金为宫阙。未至，望之为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云。”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燕齐东面的海洋有三座神山，齐威王、齐宣王、燕昭王曾多次派遣船队出海远航。同时，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测：既然探索神山是由一国的国君所派遣，那么船队的规模及船只的建造水平肯定是最高的；三座神山位于渤海之中，而且有人到达过；当时远航已用风帆，但因不能很好利用风向及风速，而被风所左右，所以船队最终也没有到达。显然，人们寻找神山的航行，实质是人们前赴后继，向深海大洋探险活动的曲折写照。
发现朝鲜半岛与日本列岛。我国山东半岛与黄、渤海地区居民对朝鲜半岛的航海地理位置的认识，到战国时已见之于文献资料。《山海经卷十八·海内经》称：“东海之内，北海之隅，有国名曰朝鲜。”“东海”指现在的黄海，“北海”指现在的渤海。当时人们已知道朝鲜在今黄海水域，与渤海相距不远。同时，随着朝鲜半岛沿岸航迹的延伸，当时中国人已航至半岛的南部与东南部了。朝鲜半岛南部多次发现具有中国战国时代的文物特色的铜铎、铜剑，这说明了当时的航海者已来往于黄海两岸。
随着中国海船到达朝鲜半岛的南岸和东南岸，跨海去日本列岛就顺理成章了。《山海经·海内北经》中说：“倭属燕”，“巨燕在东北陬”。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已知道倭在朝鲜半岛南面，一些北方沿海居民纷纷以朝鲜半岛为中介，渡海至日本列岛，并带去先进的金属文化与水稻种植技术，使处于石器时代并过着原始渔猎生活的倭国开始从绳文文化的缓慢发展中摆脱出来，向着使用金属工具和进行水稻种植的弥生式文化飞速转变。
春秋战国是一个战乱纷争、承上启下的历史时期，也是我国航海技术继往开来的重要时期。秦朝的建立，把各侯国纷乱的技术整合，才铸就了秦始皇的四次海巡。
注释：
[1]《太平御览》卷770。
[2]《水经·河水注》引《竹书纪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