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礼节性的陋规，只是小头，对官员们来说不过是零花钱而已。陋规中的大头，则来源于火耗、关税、盐课、漕运等。以火耗为例。地方州县在征税之后，要将碎银铸造成五十两一个的大银锭。在铸造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损耗。正常铸银的损耗不过百分之一二，官方就将这些损耗额外摊派到民众头上。
对于征收火耗，政府没有明确规定，地方官员就将火耗加派到十分之一二，或者十分之三四，捞取巨额利益。州县一级捞到钱了，自然要孝敬督抚，督抚们则孝敬京官，彼此共享此项巨利。火耗之外，在盐业，漕运、驿站等领域，官员们通过各种手法，也捞取巨额陋规。
陋规收入在正常工资的十倍，乃至百倍以上。根据地区不同，陋规的收入也不同，但即使最偏僻的地区，陋规的收入也很可观。
与京官相比，地方官获取陋规的机会更多，所得更为丰厚。如雍正元年，河南巡抚一年各项陋规不下二十万两，素称贫瘠的贵州巡抚每年的陋规在二万两左右。道光年间，张集馨担任以“肥缺”而闻名的陕西督粮道，每年陋规有三四十万两。京官刘彬士得知自己被外放到浙江任巡抚后，踌躇满志地道：“老夫穷翰林出身，在京二十余年，欠下一屁股债，今番须要还债了。”浙江人闻听后，惊呼刘彬士如“饿虎出林，急不能待。”
陋规拿不上台面，所有人都知道他的存在，且都分了一杯羹，达成利益共享。陋规的危害极大，它既造成了国库的损失，也加重了民间的负担。嘉庆年间，有大臣提出将陋规的数目明确、合法化，以杜绝弊端，嘉庆批复“实不可行”。
道光刚当上皇帝，将颇有创新精神的英和调入军机处。英和一入军机处就建议将各省陋规加以清查，应该革除的就革除，可以保留的就公开、明确。刚当上皇帝的道光还有点锐气，立刻同意，摩拳擦掌，要大干一把。随后十几天，道光接连颁布谕旨，指示地方官员必须清查陋规。不想督抚们却联合起来，给了新皇帝一个下马威。
各省督抚们认为，陋规这种丑事，怎么能明确公开？可以说一套做一套，但是绝不能给民众知道，一旦知道了，怎么进行统治？陋规一禁，官僚怎么维持生活？谁来帮你统治？
道光被督抚们这一逼，顿时没话说了，只好收回成命，下令停止陋规改革。道光尴尬地解释：“朕刚没了老爹，心里乱糟糟，听了英和的话乱搞。朕刚当上皇帝，没啥经验，还请各位多多包涵，多多原谅。”道光在谕旨中还灰溜溜地道：“为君之难，诸臣亦当谅朕之心。”
为了向地方督抚表示歉意，道光不得不将英和作为替罪羊，将他赶出了军机处。两江总督孙玉庭反对废除陋规最为激烈，却被赐给了“公忠大臣”的匾额，于是群臣叹服，竞相赞叹道光为天下圣主。
既然不能改革，那就保持原状，拖延一日是一日了。道光主政时，清国这艘大船已是锈迹斑斑。道光是个没有魄力的皇帝，他无胆无力推行改革，也无心将船的内部构造换掉，重新起航，他只是想将船涂抹一把，不沉即可。但要想这艘船不沉没，对多年积习总是要有所整顿。也正是这一定程度上的整顿，才给了曹振镛一方天地，以收拾颓败之局。
清代关系国计民生的，不外漕运、盐、国库存银粮之类。在曹振镛辅佐下，道光就漕运、仓库、盐税等，做了系列整顿。曹振镛从政经验丰富，又深得韬光养晦之道，行事不似英和那样咄咄逼人，锋芒毕露，所以能连续担任首席军机大臣十四年，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弊政加以整顿。
漕粮弊端，首在浮收，根源在旗丁。运送漕粮的旗丁，在各州县索要帮忙的小费，不给就在漕粮上捣鬼。各地官员为了应对勒索，不得不多征收漕粮。由于漕粮“浮收”严重，各省督抚不堪重负，纷纷打报告给中央请求将上交的漕粮打折。
漕粮运输途中，旗丁也暗中捣鬼，比如将石灰撒入米上，再将温水灌入舱底。待米粒发涨后，每石米可以多出数升。多处来的米就被旗丁盗出贩卖，至于入库的漕粮，因为受过潮自然容易发潮霉变。经过千里运河，江南漕米运抵京仓。一路上各种开支，导致米价暴涨，一石漕米需银十八两，是正常价格的十八倍。
曹振镛建议从源头上着手，各省督抚及漕运总督，打击旗丁勒索州县，一旦查出即从严处理。但曹振镛的办法，不过是周期性的严打运动，时间一长，旗丁照样。所以道光六年，英和主持了漕粮经海路运输北上的试验，效果极佳，成本更少，运输更快。不想各地反对声四起，因为无数人的饭碗将要被断送，无数的利益链将被切断。屈从于压力，道光最后还是选择了走内河运送漕粮。
漕粮之外，盐政更是弊端诸多。一些经过官方许可的盐商，暗中贩卖盐引。清初发行盐引时，好比发行原始股，招商购买，买到盐引的盐商，将名字及盐引数目登记入册，然后按册派给盐引。盐商手中的盐引，可以世代相传。当年没有买原始股的人，眼红于盐业的暴利，就从盐商手中再买盐引。如同股票一样，买的人多了，价格自然被推高，盐价也跟着走高。官府卖的盐价格居高不下，民间贩卖私盐的人自然也就更多，导致官盐卖不掉，政府税收减少。
道光十年（1830），两江总督陶澍整理盐务，决定打破原先盐商对盐引的垄断，开放盐引，让资金涌入。陶澍的改革触动了很多人的利益，遭到了极大阻力。曹振镛家族很多人在扬州从事盐业交易，陶澍本人则是曹振镛的门生，一时间投鼠忌器，难以下手，就写信给曹振镛讨教。曹振镛看了信后，回复他道：“只要有利于国家，你就放心去做，不要担心我家，世上有饿死的宰相吗？”曹振镛这样表态了，陶澍遂一展身手，整顿盐政。
面对危局，道光初期曾有诸多系列整顿措施，诸如改漕入海，裁撤兵员，清查浮收，裁定陋规等等，但这些措施，或是受到官员抵制，不得不提前中止，如裁定陋规；或是虎头蛇尾，草草收场，如改漕入海；或是收效甚微，一如既往，如清查浮收。唯一能推行下去的改革，也就是陶澍主持的盐引改革。但这改革也仅限于两淮地区，并没有推广到给全国，也不能挽回道光朝衰败的局面。
道光不是个有勇气、有担当的人，所以选了小心谨慎的曹振镛辅政。才气卓著，率性敢言，勇于任事的英和则相应地被冷落。曹振镛没有大刀阔斧的改革，也没有英和那样直率敢言，但终究还是能恪尽职守，本人也能洁身自爱，非贪赃枉法之徒。后世对他虽然评价不高，终究未将他列入“奸相”的行列。
在走向萧条的时代，作为首席军机大臣，曹振镛实回天之力，也没法开出根治的药方，只能小心谨慎地辅佐着道光。而在这样的时代，有识之士人都意识到了危机，他们期待着中枢能够振起，有所变革，有所进取，有所突破。然而，曹振镛却让他们失望，于是乎，在众多的民间野史之中，曹振镛也成了庸碌的代言词。
清史稿中，也不见他的显赫政绩，野史之中，更无他的风雅趣谈。后世对曹振镛评价极低，常以“庸庸碌碌”、“只会磕头”来评介他，但曹振镛不是“庸碌”二字所能简单概括的。在道光萧条之中，他小心谨慎的维持着平稳局面，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整顿，也是着实不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林则徐就将曹振镛赞誉为国朝第一人。
无疑道光喜欢曹振镛，并把他当作是可以依靠的人。曹振镛死后，道光在追悼词中夸奖他：“实心任事，体用兼优，外貌讷然。”
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曹振镛所辅佐的是充满情趣，附庸风雅的帝王，所处的又是一个蒸蒸向上的时代。他木讷的面具一定会脱下，表情一定会更丰富，也会留下更多的文人逸闻。在政治舞台上，他的拳脚也会从慢柔的太极转为刚猛的泰拳。
曹振镛身处萧条之世，他也很是无奈，他没法如盛世的名臣那样，扬眉吐气，扬鞭万里，开拓疆域。他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站在经进水的船上，辅佐皇帝，操控着大清这艘巨轮。他如果稍一用力，开的过猛，大清可能就会沉没。
曹振镛主政的十四年间，以无为清静为目标，小心谨慎，如履薄冰。道光十五年时，曹振镛走到了最后，他以八十一岁高龄死于任上。道光赐给他象征着文臣最高荣誉的“文正”谥号。
人性极其复杂，很难用一个好字，抑或一个坏字来笼统、绝对地评判一个人。对曹振镛这样的重臣，史书很难评价他，乃至于没法评价他。他就如同一池清水，你仔细看，他是清澈见底的，再细看，其中难免也有污浊。更重要的是，这一池清水，却是一潭死水，死水中沉淀的不仅仅是曹振镛，更是大清帝国。
秦桧再世穆彰阿？
提起清代的权臣，鳌拜给人的印象是飞扬跋扈，和珅是贪腐无度，曹振镛庸庸碌碌的话。那么，一提起穆彰阿，立场坚定的士大夫们无不咬牙切齿，恨不得冲到他面前，指着他鼻子痛骂他是“秦桧再世”。但穆彰阿这个“再世秦桧”，青年时却对岳飞崇敬无比。在岳飞墓前，穆彰阿无限感慨，作诗祭奠忠魂，声讨贼桧，不想几十年后，自己却被称为“秦桧”了。
秦桧不是一日炼成的，穆彰阿也不是生来就奸坏的，他早年为官，勇于任事，政绩累累。乾隆四十七年（1783）穆彰阿在北京出生，老爹光泰在嘉庆年做到右翼总兵。大概酒喝多了，光泰毛遂自荐，请兼任兵部侍郎，反而丢了官。所幸儿子穆彰阿争气，嘉庆九年中了举人。此年是英和主考，穆彰阿也算是英和的门生了。
嘉庆十年，穆彰阿初入仕途时，老师英和因为政坛纠纷被连降三级，但不久再被启用。英和也是科举正途出身，对同是满人，才华横溢的门生穆彰阿额外照顾。有人提携，在官场上升起来也快。到嘉庆十九年，穆彰阿已升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此后又转任刑部左侍郎。
嘉庆二十年，官运顺畅的支持穆彰阿突然被降职。此年刑部所进呈死刑立决人数多达五十二人。嘉庆素称“仁义”，用刑主张宽缓。现在一下来了这么多死刑案，嘉庆认定是刑部拖沓，积压了案件所致。受此牵连，穆彰阿也被降职以观后效。降职这回事，其实也是嘉庆磨合下穆彰阿，让他吃点苦头，好珍惜来之不易的前途。到了次年，穆彰阿果然又被大用。
道光朝前期，形成了汉人以曹振镛为首，满人以英和为首的辅政格局。在老师英和的扶持下，再加上办理昌陵（嘉庆陵墓）工程有功，穆彰阿成了道光最亲信的臣子之一。
由于漕运弊端连连，道光朝有改漕入海之说，其中倡议最为卖力者就是英和。道光五年，英和上《筹漕运变通全局疏》，请将漕运改为海运。但地方官员，如两江总督孙玉庭、漕运总督魏元煌等人，对此反应消极。道光遂以陶澎为江苏巡抚，穆彰阿为漕运总督，琦善为两江总督，主持漕运改海运。漕运总督也是个不可小觑的官职，与总督一样，都是正二品。
为了漕运改海运，两江地方大员竟全被撤换，穆彰阿等人自然不敢怠慢。九月份，穆彰阿亲自押送漕船，经海北上，至通州交卸后才回京。初次试验成功之后，次年海运正式启动，第一批八百艘漕船由上海北上。穆彰阿此时改任工部侍郎，以钦差大臣身份在天津验收漕米。验收过程中，穆彰阿根据实际情况，修改海运章程，加速了漕米入仓的速度。因为办理海运极有功劳，穆彰阿此年被授工部尚书，进入了一品大员行列。
漕运改海运，轰轰烈烈地搞了一年之后，却突然停止。所有人都知道海运的好处，但漕运一改海运，十几万旗丁、水手、纤夫就要失业，流落在江湖，走上亡命之路，运河两岸的无数城镇也将因此而衰落。道光下不了决心，就在道光七年下旨，所有海运停止，一切漕粮照常河运。
道光七年，穆彰阿受命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军机大臣名称很多，有军机大臣、军机处行走、军机大臣上行走、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之类。军机大臣名目虽多，区别不大，都是军机大臣，只是加上“学习”二字的是实习生。清代在军机处学习“行走”的大臣很多，实习期满，合格的自然留在军机处，皇帝就不再下旨实授了。唯一的例外是穆彰阿，“学习”行走了一年，次年被实授军机大臣。
在军机处近二百年历史中，满、蒙翰林担任军机大臣者，前后共六人，分别是尹继善、梦麟、那彦成、英和、桂芳、穆彰阿。穆彰阿入军机处，也是英和力荐的结果。英和是穆彰阿的双重座师，即举人和进士的老师。穆彰阿入仕之后，英和对他大力提拔，在重案审判、漕运改海、视察河工等重大事务上，都可看到英和频频带着门生穆彰阿出入。道光八年，穆彰阿被实授军机大臣之后，英和大喜道：“词林传为盛事，亦门墙之光也。”
不过此年英和本人倒了大霉，因为监修的孝穆皇后墓地工程渗水，差点掉了脑袋。最终皇太后出面，劝告道光“不应以家法诛大臣”，才保住了一条命。
道光八年（1828），英和被发往黑龙江做苦差，两个在官场上正如日中天的儿子也被革职一起同行。英和所有家产被充公，临时寄居在一个古庙中，身患重病。此时穆彰阿伸出援手，不但亲自前去探望英和，更每年接济他一万两银子。
在道光朝的历史上，英和的作用被大大的限制了。道光对英和也有深刻了解，认为“英和人本明白，性复敢言。”但英和的一生也是悲催，老碰上倒霉事，一直没能得到施展身手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