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学校教育篇
课堂教育：不让卓越落空
——美国精英大学的教辅工作
在学校提供的支持体系下，再难的课程，即便是学术准备在同学中处于劣势的学生，也有机会取得好成绩；只有无心学习的人，没有找不到足够资源去攻克难题的人。
美国的精英大学坚持培养全才，在本科教学中实行通识教育。哪怕你是数学奥林匹克冠军，也会被严格地要求修读艺术史课程。就算你是音乐天才，也要擅长做微积分题目。这就意味着，在校生必须统一上学校的基础核心课程。例如，麻省理工学院规定，任何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学习数学、生物、物理、历史等。教授不会因为你的专长或入学背景差异而降低教学标准，他们对所有学生一视同仁。每门课程的成绩对学生来说都非常重要，分数不高就让人“吃不了兜着走”——因为在美国，用人单位会把毕业生的在校成绩作为入职参考，大部分工作岗位的招聘都有明确的绩点要求。高校如何确保每一位肯努力学习的学生能够实现取得好成绩的愿望呢？这就得讲讲美国高校的教辅形式了。
吸引学生有高招
正式授课前，教授都会介绍自己及助教们的办公地点与答疑时间，以便学生上门求教。我刚到美国念本科时，以为学校让我们有疑问去找教授和助教，这只是客套话。直到有一次，因为博弈论课程的作业实在太难，我闷头做了十几个小时也无所建树，不得已才想到可以去教授和助教的办公室转转。到那儿后发现，原来教授和助教的办公室里人潮汹涌，俨然是一个小课堂。那天，我的问题不但得到了完满解决，我还跟教授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此后，但凡教授和助教答疑时间，我必然到场。
但并不是每位学生都敢去教授办公室：有些学生害怕被认为“无知”，有些学生害怕教授太严厉。为此，教授们想了各种招数来吸引学生。博弈论课程的教授每周会带她亲自烤的甜饼到办公室，供学生排队等候答疑时吃。每次我们都将她的甜饼一扫而光，她则笑呵呵地说希望我们把甜品和博弈论课程联系在一起。我写这段文字时，脑海里就浮现出了她那新鲜出炉的、带有姜和蜂蜜味道的甜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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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初，最新出炉的由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翻拍的《等你来电》（Call Me Maybe）在YouTube（视频分享网站）上成为了最火的音乐视频之一。这首原本是女生唱给刚认识的男生，请他给自己打电话的小情歌，成为教授和助教们招徕学生来请教问题的“吆喝”：视频中，办公室的门上贴的不是“请勿打扰”，甚至不是“进门前请敲门”，而是“请进”，从助教、教授到系里的“泰斗”（包括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们纷纷出镜，指着自己办公室前贴的号码牌，反复对学生唱：“虽然我刚遇到你，听起来有点儿疯狂，但这是我的办公室门牌号，作业有问题就请找我吧！”
巧用答疑时间
学生常常会直接把作业带到助教办公室去做，还有些学生即便已经完成作业，依然会到办公室与同学或助教进行讨论。这不是为了窃取答案，而是为了更加透彻地理解知识。我在哈佛大学上计量经济学课程时，教授为300个学生配备了7名三年级博士生做助教，7位助教每周分别有1个小时的不重叠的办公时间。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位女生分别请教了7位博士生同一个问题。如果说，刚进办公室时，她还完全弄不清楚这个问题的概念，6个小时后，她就摇身一变，成为这个问题的“专家”了。有意义的是，她比较了各位助教所用的方法，找出他们的矛盾和共同之处，再去教授的办公室把这些方法演示了一遍，经过教授画龙点睛般解释后，她就完全掌握了这个知识点。
助教＋写作中心
助教的帮助对母语非英语的国际学生学习文科（包括历史、政治、社会学、哲学等）课程尤为重要。文科课程一般一个学期会布置写多篇文章。像我上的一门公共财政课，就要求在阅读几百页的财政报表之后，写出3份报告提交给政府。报告要求观点明确、语言精练，要提供足够的专业知识解释，还要有充足的证据和合理的逻辑分析。要做到这三点，是一门学问，也是一门艺术。我的强项是对专业知识的透彻分析，但我需要助教帮助组织语言，用美式思维方式合理地将自己的论点层层铺叙出来。
通常来说，这类课程会安排至少一名助教阅读学生文章的初稿。除此以外，还可以到学校图书馆写作中心寻求帮助，由经验丰富的高年级学生（包括博士生）进行写作指导。我一般会把文章带到写作中心反复修改，直到自己完全满意为止。写作中心的“小老师”们特别严格，不但会把握文章的整体思路，还会从每个句子里面挑毛病，要求每个字在文中都起作用，不能有任何废话，不能有逻辑跳跃，一定要让普通读者能快速明白和理解。每次我自信地把一篇自以为好的文章带去，换回来的常常是满纸红色的叉号。虽然纸上被画得乱七八糟，但我的思路却豁然开朗，我带着清晰的思路回到电脑前，再进行新一轮的思考与写作。有一次，为了一篇文章，我竟然去了11次，所有的写作助教都认识我了。我一直很感激有这样的写作训练，它不但让我在课堂的学习中拿到满意的分数，更让我的思维变得更加严谨。
暴雪也阻止不了答疑
哈佛大学的教授非常忙，但即便是诺贝尔奖得主，也有固定的时间留给学生。我的任课教授中，最忙的是劳伦斯·萨默斯——他曾经是哈佛大学的校长，现在是奥巴马的“御用”经济学家，平时上完课就坐飞机回华盛顿。尽管如此，他仍会在课后专门留出时间和学生讨论问题，并且每个学期都会抽出时间邀请学生和他共进午餐。
我在本科和研究生阶段，一共当过3年的助教。有一次，麻省剑桥市（哈佛大学的所在地）下大雪，汽车已经无法正常行驶，学校白天也已经停课。但当天晚上是答疑办公时间，教授没有通知我不上班，我就必须去办公室。在下着大雪的夜里，我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去学校的路上，心想：到点没学生来的话，我就赶紧撤吧。但“美梦”没能成真。到约定时间，班上竟然来了好几位学生，他们有的人衣服、鞋子都湿了。有些人确实有不会的题目，有些人已经把题目做完，只是希望和我讨论。他们并非都是出于对知识的热爱而来，很多人只是延续他们被培养起来的做作业的方法和惯性：上课认真听讲，下课做作业，如果有不会的就去找助教帮忙。
个人助教“开小灶”
在学习过程中，如果学生在助教和教授办公时间接受帮助后仍然跟不上进度，还可以与教授预约额外的时间讲题，或者通过学校申请个人助教，安排一对一辅导。个人助教通常是上过申请者需要帮助的课程的学生。他们做这项工作，既实现了帮助其他人的愿望，又有学校提供的薪水可拿，算是勤工俭学——学校做出这样的安排非常合理，毕竟，公益并不意味着免费。
不仅如此，学校还为学习压力大的学生提供了心理咨询服务。学生遇到精神压力过大、无法缓解的情况时，可以找学校心理辅导中心的医生聊天；如果仍然解决不了，还可以通过学校获得专业的心理医生的帮助。不少“高材生”因为以前偏科而在不擅长的科目上觉得比较受挫，所以需要精神方面的帮助。相当一部分学生会像体检一样，定时去看心理医生，调整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状态。
总之，在学校提供的支持体系下，再难的课程，即便是学术准备在同学中处于劣势的学生，也有机会取得好成绩；只有无心学习的人，没有找不到足够资源去攻克难题的人。
同学影响：名校最值钱的是什么？
精英学校的最大优势是，只要把好的学生招进来，就算硬件和教育质量跟不上，毕业生自然也会很优秀。真是这样吗？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家长和学生都在追逐名校，在学生努力学习的一刻，他们脑袋里面幻想出来激励自己的，往往是得到录取通知书那一刻的荣耀。其实这幻想也不无道理，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就是信息效应（signaling effect），只要被名校录取了，就已经证明了学生的实力，不管入校后成绩如何，一张录取通知书已经成为获取某些工作的敲门砖。除了信息效应以外，名校有更好的师资和环境，这也当然是为学生的升学或者找工作加码，但是家长、学生则认为是同学们之间的影响。
三个学霸好友
大家毕业后往往最怀念的是与同学们相处的时光，从宿舍到上课，大家都在一起交流，因此同学们对我的成绩和性格都有深深的影响。我刚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经常管不住自己，因为高中读书太辛苦了，读大学的时候就会有一点放松。看到室友们每个周末都想着去参加派对，平时大家聊天都常常在吹嘘自己读书多么不给力，我更加没有心思学习了，我有时连续旷课好几次，以至于教授都发来邮件警告我。本科第一个学期的成绩单上的分数惨不忍睹，第二学期开学很久后我才敢看第一学期的成绩。
幸运的是，我遇到了一个好朋友叫小熊千里，机缘巧合，我和她好几节课都在一起上，因此平时经常在一起学习、吃饭。她是从日本庆应大学来的交换生，也是冲绳岛当年“高考”的“状元”。她读书很专注，没有太多的杂念。虽然她也像其他日本姑娘一样，每天早早起来化妆，然后穿上漂亮的衣服和高跟鞋出门，周末也会和小伙伴们一起参加派对，但是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像其他女孩一样会叽叽喳喳地讨论八卦，而是经常讨论“国际大事”。和她在一起的半年，我真正感受到了她从内到外都非常自律的风范。她绝对不会逃课，而且作业一布置下来，她提前两个星期就开始做。学国际关系专业的她，如此努力不是为了进政府部门工作，而是因为她对发展中国家的小手工业感兴趣，希望找到合理的政策，支持小手工业的发展，从而解决贫困问题。受她影响，那个时候的我对社会收入分配均等方面的问题很感兴趣。可惜交换生的项目结束之后，她很快就回去了。
后来，我又交到了一个非常努力且严谨的朋友——阿里萨。她是犹太人与黑人的混血儿，在新泽西的郊区长大，算是美国中产阶级教育的典型。她的努力劲头比小熊千里更大，每天上课都拉着我早早地坐在第一排，教授的答疑时间她也从不缺勤。距离交作业的期限还有好几天，她就逼着我和她讨论作业。如果有争议的问题，我们还可以有充足的时间问助教。她的奋斗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在大公司做个精算师，像她家里人一样，继续过上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她对国家大事并不感兴趣，但是对生活中的细节要求精益求精，不管是妆容还是作业，都工整精致，让人挑不出毛病。
读博士期间，我又交到了另一个好朋友，他是来自墨西哥的赫尔。他身材高挑，一头卷发，之前在投资银行工作过，因此就算在读博士的时候，他每天也穿着烫得很坚挺的西装，洒着香水。他家里是房地产开发商，初看是个吊儿郎当的花花公子，但是接触下来，发现他格外勤奋。除去周六一天，每天早上九点半到晚上八点，他都雷打不动地在图书馆复习功课或者做研究。这很难得，因为他的研究经费是世界银行给的，他不用给教授做研究，除了好几年后的毕业论文，并没有什么外在的压力督促他每天努力学习。周六，有时我们会一起去公园里面踩单车，或者去纽约下城逛街，我不由感叹阳光明媚，诗酒趁年华，不如周日也接着出去玩吧。他则狠狠地瞪我一眼说：“那些六七年才能毕业的人也是这么想哦，明天一定要记得早早到图书馆。”他是富二代，也是一个特别爱国的人，我们在一起喝酒的时候，讨论的话题往往是墨西哥接受了美国式的思维，这样对自己国家的发展到底是有益还是无益；中国劳动力怎么转型，是靠教育还是靠投资环境的改变，等等。
同龄效应——从小学到大学
本科毕业快四年了，政治课上讲到的日本内阁斗争对经济发展的深远影响我早已不记得，但是我不会忘记每天走进图书馆看到小熊千里在那里读书的时候的安心感觉。代数我早已不记得，但是我不会忘记每次与阿里萨讨论作业的情形。而在我觉得压力太大的时候，我更加想起赫尔总是笑眯眯地看着我说：“梦晗，我保证你一定会没事的，一定会好的。”他们的内心如此强大，从来不抱怨生活中的压力，像阳光一样灿烂，我从他们身上吸收到的正能量，让我一辈子都受用无穷。虽然这些朋友现在散落在世界各地，但是每次想到他们，我感觉他们就像在我的身边一样，我又有了无穷的斗志。有趣的是，在研究中我们已经把“同龄效应”量化，用来考察拥有更好的同龄人，是否会对一个人的成绩、工资，甚至社会态度和社会关系等有影响。但是对于做研究而言，勤奋的人自然喜欢和勤奋的人玩，因此，如果我们简单地比较朋友的分配的话，当然会发现，那些拥有勤奋朋友的人的成绩自然更好。为了控制这个内生性，研究者利用学校宿舍的随机分配和座位的随机分配研究发现，和成绩好的人做室友或者同桌，真的对学生的成绩有着积极的影响。在美国、中国、以色列、肯尼亚、南非等国家和地区的高校与小学进行类似的研究，都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