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生命降临
1982年12月15日，天气阴森寒冷，灰雾蒙蒙。傍晚时分，刺骨的寒风夹杂着并不太洁净的雪渣子，稀稀洒洒地散落下来。
一个迫不及待的生命，就要在这如此恶劣的天气下降临了！这是否预示着将来命运的多舛与荆棘？也许是想早点看到这个五光十色妙不可言的世界，以至于违背了正常分娩的过程和规律，产时以最快的速度，拼了性命般的来到了人间——那就是我。
“脐绕颈一周，绕体两周，分娩过快，造成高度苍白窒息脑缺氧后遗症，终身残疾。”医生为我今后的一生，做出了郑重且致命的“判决”。
今年32岁的我，能活在这个世上真是个奇迹！也许出世时太匆忙，也许老天爷惩罚我，在千百万的脑瘫患者中，我是患最严重的病症。因为我除了有一个能正常思维的大脑，身体基本与植物人无区别，只是比植物人还多了个抖动症。我不能坐立行走，不会支配自己的手脚，语言更是含糊不清，身体在不停地痉挛颤动，只有在熟睡的时候，才能安静下来。出生那一刻，脐带紧紧缠绕着我20分钟没有呼吸而只有心跳，但顽强的生的欲望，却让我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年轻的父母当时并没有把医生的“判决”当真，而是心存侥幸，满怀希望地祈盼着我能和正常孩子一样，会坐立，会行走，会说话，甚至幻想着他们漂亮的公主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3个月身体强直；6个月不会坐；8个月不会爬；1岁了还站不起来；2岁时全身瘫软无力不停地抽动；3岁了脑袋还耷拉着抬不起头来，更不会吐字发音……我就像个外星人一样，存活在地球上。就这样，我在母亲怀抱里长到三四岁。因为除了抱着我，就是躺在床上，别无选择。
到了四五岁大，我便有了强烈的要求，再也不愿意让母亲抱着了，更不愿意直挺挺地躺在床上。于是，父亲开始为我特制了我人生的第一把小椅子：三面用软布夹棉花包裹，前面用一块可开关的横木板挡住，底下安装4个小轱辘，这样就可以在屋里来回推动。
我不会坐，只能瘫靠在椅子里，然后美其名曰地管那个姿势叫“坐”。我就是以这样的姿势，一“坐”就是32年！这期间，随着年龄的增长，不知更换了多少把特制的沙发椅！即使这样，我依然自得地享受着大自然给予的一切，自主呼吸着新鲜空气，感受着生命带来的喜怒哀乐……
漫长的32年，虽然躯体的每个“零件”都处于“报废”状态，但我的灵魂并没有向命运屈服！
2．童年的回忆
我很小时候的事情已经记不清了，只依稀记得那是4岁的生日刚过完。有一天，我瘫坐在小椅子里，照例做着每天重复必做的事：对着家里新买来的双卡录音机（这台录音机是父亲节省了自己很长一段时间的早点钱，专门买来为我练习说话用的），学着磁带里的发音。录音机里，纯正的普通话正在反复播放着一个甜甜的声音“妈妈”。当我嘴里的唾沫已经感到干枯，嗓子已经感到嘶哑，“妈……”终于，我第一次发出了音似“妈妈”的声调。虽然含糊不清，可母亲却坚信那是在叫她！她听懂了，流泪了！4年间难以想象的艰辛抚育，今天，终于得到了这声最珍贵的回报！
我用迟来的、发自内心的，也是世界上最美最动听的字眼儿，送给了母亲！
我终于会开口说话了！尽管那不叫说话而是在支吾。但万幸没有如大夫所说，是个哑女……
小时候我很难缠。由于身体的原因，不允许我像其他小孩子那样无忧无虑、自由自在地玩耍。语言的障碍又无情地阻止了我与小伙伴们的交流，再加上父母总觉得亏欠我，于是过分地宠爱，事事依顺着。久而久之，便养成了唯我独尊的坏脾气。不知为什么，大家都在背地里喊我“樊梨花”，曾经被我偷听到过。有时候母亲被我纠缠得苦不堪言时，就顾不得我的“自尊”了，会当着我的面骂上一句“真是个难缠的樊梨花！”等长大一点后，我才明白那是贬义词，天津方言就是“辄哩”，有点横竖不是的意思。
4岁那年，母亲为我生了个妹妹，其目的是将来能和我做个伴并照顾我。在她很小的时候便承担起了照顾我的“重担”。如果母亲出门买菜，就会为我们准备一些零食，吩咐只有不大点儿的妹妹喂我。记得有一次吃红薯，妹妹咬了一小口放到我嘴里。由于我的咀嚼功能不好，掉了一些渣渣在我的衣服上。会“过日子”的妹妹便用小手捏起来重新放回我嘴里，我趁机使劲一咬，只听得可怜的小妹“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小手被咬出了红印。正巧母亲从外面赶回来，问我为什么要咬妹妹，我理直气壮、含糊不清地噜噜着“谁让她把掉在我身上的渣渣还放回我嘴里？我不吃掉了的东西！”那时的我，可算得上名副其实的“小刺儿头”。
夏天的傍晚很长。有一天吃过晚饭后，天还是亮亮的，一丝微风吹过，感觉身上好惬意。父亲为了哄我开心，就在自家的小院子里摆放了张圆桌说：“我们玩扑克牌吧？”并让我首先挑选跟谁一拨。通常情况下，我都会选择父亲，觉得大男人肯定会赢牌。懂事的妹妹则任由我挑选，她顺从地依偎在母亲身边。不知咋搞的，那天晚上父亲的手气特臭，一直不停地输牌。最后，我终于碍不住“面子”忍不住爆发了！在我高昂的哭闹声中结束了牌局。从此后，我便又多了个外号，叫“输不起”。
小时候我家住平房。一个大院子里住着十几户人家，这是父亲单位的集体宿舍。院儿里有一个和我妹妹同岁的小女孩儿，永远拖着两条鼻涕，衣服也总是脏兮兮的。天热的时候，父亲就把我推出来“坐”到家门口，看着妹妹她们玩耍。每当那个胖乎乎流着两条鼻涕的女孩儿过来找我妹玩的时候，我就会用只有我妹能听懂的话严加制止，“冉冉，别跟她玩，要不然会蹭你一身大鼻涕，快过来”。我大声呀呀着。那女孩儿好奇地看着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她要是能听懂我说的话，非过来撸我一大嘴巴不可！而我，连跑的可能性都没有，只能干挨着。小时候，我有点势利眼！
童年的夏天，趣事可多了。离我家不远有个第二游泳馆，我们每年夏天都会去那里游泳。像我这样重症脑瘫的患者是不允许到游泳池的。幸亏我二姨父是体工大队的手球教练，他认识那里的工作人员，每次去都是他抱着我，给我套上救生圈，然后我们一大家子全都跳进水里，享受着水中的欢快。我也四肢乱动着，引来周遭的人全都盯着我瞧。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家庭里，还没有空调，连电风扇都少得可怜。那时不知父母哪来的那么大胆子，夜里热得睡不着时，竟然带着我和妹妹还有邻居一家，下到北安桥海河里游泳！弄得一身水草回来，还得再洗个澡……现在想想，有点后怕。当初我要是乱扑腾，他们一把没抓住，我就成了海河里鱼虾们的美食了，也写不成这段了。
母亲怀妹妹那年，因为不再方便带着我，就特意请了个小姐姐来。这小姐姐叫小花，比我大13岁，是我爷爷本家的亲戚，那年刚好中学毕业，在农村没事干。我非常喜欢她，因为她性格开朗，爱说爱笑，又有文化。没事时，她就给我讲笑话或者为我念儿童画报。我每次睡觉，她都必唱歌哄着我。我记得，只要她唱起那首“妈妈的吻，甜蜜的吻……”我便会像吃了迷魂药似的，迷迷糊糊地进入甜美的梦乡。
为了保证妹妹不再遭遇和我一样的下场，母亲快要临产的那半个月，提前住进了医院接受检查。我和小花姐姐便住到了奶奶家。中午没事时，花姐姐就会抱着我到离家很近的妇产科医院去看望母亲。每次和母亲分手时，我都要哭闹一场，不明白为什么要和她分离。每逢这时，小花姐姐就使出所有花招来哄劝我：买我最喜欢吃的冰激凌，还有那漂亮的蝴蝶头饰，当然还少不了我最喜爱看的色泽鲜艳、五彩缤纷的儿童画报。而每每这时，我便会乖乖地听从她的话，跟着她回家。
模糊的记忆里，有一次我要喝水，小花姐把我抱到里屋的小床上躺下，然后回身到外屋去拿我的奶瓶子准备倒水喂我。这时，一件很惨的事情发生了：不知是紧张还是小床太窄，我一下子从床上滚落到地上！真不巧，正好磕在垫床腿的砖头上，鲜血顿时涌了出来。听到我的哀号声，爷爷奶奶和小花姐姐同时跑进来，小花姐姐傻了眼：一看到我头上的血止不住地流，她的泪水也止不住地流。爷爷用最快的速度找了辆三轮车（因为那时还没有出租车），奶奶抱着我，小花姐姐手足无措地在旁边跟着，直奔离家最近的医院而去……
现在我的脑袋上依然留着那个时候缝合的疤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