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医院里就母亲一个人护理我。她双手扶住我的头部，可我的脚又不停地抖动起来，一个人真是顾得了头又顾不了脚。就这样上下忙乎了半天，累得母亲满头大汗，急得直掉眼泪……后来母亲说，她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因为她第一次尝到了一个人担当的绝望滋味。
每天的康复治疗是多样化的：带电针灸，雾化，按摩，吃中药，做PT，还有功能训练。给我做按摩的蒋医生，人高马大，粗粗壮壮，以至于第一次见到她时，竟然把她当成男医生了！母亲让我管她亲切叫“医生哥哥。”弄得她尴尬地耸耸肩，也不辩解。
她剪了个“板寸”的小子头，还戴了副黑边眼镜，穿衣打扮也很中性，足有1.70多高的个子。难怪母亲看走了“眼”。她看上去比我大不了几岁。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不过，她在给我治疗时，可从不讲究朋友情分的。按摩时就像和面似的使劲揣揉我。有一次父亲从天津赶来看我，正巧赶上蒋医生为我按摩。看到父亲，我再也忍不住疼痛了，牙齿一松没咬住，竟哭出了声。
针灸科的陈医生是海南人，瘦瘦弱弱的，脾气超级好，说话总是轻声细语。她买了很多卡通书和玩具给那些在针灸时哭闹的小病友。其实她只比我大3岁。每天一次的头灸都让我痛苦不堪。脑袋上扎满了针灸不算，还要再通上电，又疼又胀地必须忍耐一个小时。由于不停地抖动，每次针灸，都需要好几个人过来帮忙按着，以免针弯在里面或折在里面。
针灸科室里整天哭声不断，那是小一点的不太懂事的脑瘫患儿在反抗挣扎。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也是这个样子。但现在再痛苦的治疗我都能咬牙忍耐，因为我太盼望着在自己的生命中能够出现奇迹：我能够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退一步讲，哪怕就一点点的好转也行。
为我做PT（就是抻筋、分胯）的医生也就20出头，是个比我小好几岁的毛头小伙子，但力气却大得出奇。每次康复治疗都硬性地抻拉我的韧带，疼得我大汗淋淋，一个劲儿地叫苦求饶。体重只有30多公斤的我，哪里禁得住如此强硬的PT，每天的治疗就像过鬼门关！而此时的医生“小弟弟”可不心慈手软，他不允许母亲在旁边帮忙观看，怕我见到亲人会更觉得委屈而不配合。
功能训练是件苦差事。每天都要把我直立起来，然后和器械捆绑在一起练习站立。我腰部没有任何力量，整个人就像一摊泥一样“堆”在器械旁。要不就是躺在地上，反复地拉起来再放躺下。每次强化训练这个动作时，我都会想起“绿色僵尸”。这种训练模式，对于一个徐动型的脑瘫患者来说，真好比上酷刑。
最痛苦的是做手术。住院40多天里接连做了两次手术，也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进入手术室。当我看到一屋子穿白大褂的医生们，心里扑腾扑腾一个劲儿地乱跳：我的症状就是不停地抖动，抖动得这么厉害，医生们能控制得住吗？
护士姐姐们不停地跟我开着玩笑：蕾蕾，你带上手术室里的帽子真漂亮！院长马爷爷也在跟我逗乐：“蕾蕾，咱俩可是天津老乡，回头我给你治好了，可得请我吃狗不理包子呀。”其实他们是在缓解我的紧张情绪，分散我的注意力。我心想，反正已经到这儿了，要杀要剐你们说了算。听天由命吧！只要能让我好起来，受再大的罪我也能承受得住……
我眼前出现了进手术室之前父母在门口焦灼忐忑的样子：母亲显得比我还紧张，她的额头沁出了汗珠，两手不停地揉搓着，可嘴上却安慰着我：“没事孩子！你很快就会出来的，加油！”父母为我付出了毕生的心血，为了对得起他们，这会儿我也一定要坚持挺住！
手术开始了，因为给我的是局部麻醉，我清楚地感觉到我的后背一扎一扎的刺痛。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就听李主任说：“蕾蕾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好！”
当我被推出手术室时，感觉自己还真的不抖动了！父母也为此高兴得不得了。但这样的情景并不长，没过几天，因为我的发烧闹胃肠炎，结果又反弹了。
快出院时，我又做了一次手术。这次只有母亲一个人守在手术室门外。她孤零零地巴望着我。突然间，我觉得母亲为了我而变得苍老、憔悴了，心里立刻涌出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母亲这个字眼儿，是世界上任何一种亲情都替代不了的！特别是我的母亲！！
两次手术，效果甚微，症状并没有得到改变。毕竟我的年龄偏大，病症程度在医院里也是属于最严重的。由于身体不适应治疗，所以引发我每天都在低烧，经期紊乱，瘦得体重还剩30公斤。母亲也累得实在扛不住了。我住在住院部的3楼，陈旧的医院里没有电梯只有坡道。父亲因为工作需要，不能来北京陪同我治疗。每天只有瘦弱的母亲一个人推着我行进在1至3楼陡峭的滑坡梯上。我每天还要遭受PT的巨大痛苦，原本体质就虚弱无力，这回真的是禁不住如此强刺激的康复疗法了！
好心的妹妹，本来是想帮我实现好起来的愿望，因为我时常缠着她，让她帮我打听北京哪里有治疗脑瘫的医院。可这次却事与愿违了。这次，亲身感受和经历了康复治疗的艰辛和痛苦的我，彻底向命运低头了！我认命了！！看来这辈子我是离不开轮椅，离不开别人的照顾了！
4．生活中的尴尬
我不能控制自己身体和四肢的痉挛。脸上常常被自己较劲时挠得净是道子。当然了，谁要是离我近些，我也会不自主地抓住人家不撒手，这叫我很尴尬。
记得小时候我和妹妹的单人床是并排挨放的，其目的是挡着我别掉到地上。有一回半夜里，父母被妹妹凄惨的哭叫声惊醒，急忙跑过来一看：我正揪住妹妹的一大把头发“死”不撒手！父母费了好大的劲才掰开我紧攥着拳头，“救”出了可怜的妹妹。
从此，妹妹再也不敢跟我并排睡了。
2006年我在慧灵残障机构接受服务。那里的大学生志愿者很多。一次，一个女同学靠近我，正要伏下身来为我讲解课文，我被她的动作吓了一跳，冷不丁地一下子揪住挂在她脖子上的手机不撒手了！女同学被我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吓呆了，她涨红了脸要哭出来。老师们急忙跑过来一边解围一边安慰她：蕾蕾不是故意的，你别紧张别害怕。最后，我忘了他们是怎么掰开了我的手……
幸好那位女生的手机没有被我拽坏。
为我穿鞋可是个难度系数很大的活儿。一般人或不经常为我穿鞋的人，都会为此感到头疼。因为我的右脚交弓反张得很厉害。身体紧张时，脚趾就会像鸭掌似的全部张开，此时要是为我穿鞋那可要有点“功底”才能够完成！
有一年我大伯从东北来看我爷爷。正巧那些日子我也住在爷爷家。清晨起床后，大伯要为我穿鞋。
“您穿不上的。”母亲在一旁笑着想从他手中接过鞋。
“那有啥不行的？！瞅大伯穿得上穿不上！不就一双鞋吗？能咋地？嘿嘿嘿！”大伯不知深浅，美不滋滋地拿起鞋来就往我脚上套。
我努力费劲地配合着他，生怕他穿不进去下不来台，大话都吹出去了。10分钟，20分钟，眼看半个小时就要过去了。大伯的脑门子上渗出了汗珠子。鞋，还是没穿上……
我右脚的大拇指总是弓着的，特别是穿鞋的时候，弓得会更厉害，怎么往下按都伸不直，除非寸劲儿冷不丁地伸一下。为我穿鞋的人要讨巧劲，得趁着节骨眼快速穿上。当然，这得有一段时间的“练习”后，才能成功。
那回大伯彻底服我了。他操着一口东北腔：“哎呀妈呀，你大伯敢情还输啦！蕾蕾你可真够厉害！哈哈哈……”
全屋人也都笑了。
我还有一个外号叫铁头。4岁多的时候，有一次我爷爷抱着我看电视。因肌张力很高，不知为啥我突然猛地往后一仰，老人家没啥经验，躲闪不及，“咚”的一声砸在爷爷的右胸脯上。不大工夫就肿得像女人的胸那样大，半年多都没消肿。而我的头却没啥感觉。后来这事儿成了“话柄儿”。
一次我小姑来我家看望我。吃饭时她自告奋勇地要担当喂我的任务。一大碗热气腾腾的稠面汤端上来了，小姑奶奶你可倒是离我远点啊，她没经验，还没等把我的吃饭姿势摆放好，拿过来就喂。我一看见碗就紧张，下意识地想离它远点，但适得其反，冷不丁地猛一抬手，咣！这碗面条整个扣在了小姑的脸上、身上，还洒了一地，碗也打碎了。她满脸的尴尬，我也觉得很sorry。
家里的摆设，吃饭的小碗，被我打碎过无数。
记得一次搬新家，母亲买了个非常漂亮的蓝宝石花瓶摆在茶几上。我坐的沙发椅带轱辘，脚轻轻一踹就可走动。不知怎的，那天我竟然蹭到茶几边上，一伸手就把花瓶划拉到地上摔了个粉碎！“没事！‘碎碎’平安。”母亲安慰我。
没过几天，母亲又买回一个晶莹剔透的翡翠色的圆花瓶摆在原地儿。有一天她“老人家”出去买菜，回来后发现茶几上的花瓶不见了！但见地上布满了亮晶晶、碧绿碧绿、一闪一闪的小光片！
得嘞！又一个美丽的饰品，就这样毁在我手上！
现在我家茶几上可倒好，啥都没有！也不错，省得母亲做卫生了。
后来，但凡我吃饭用的碗，都换成不锈钢的了。这样即使再掉到地上，顶多听个响儿，再顶多出了个瘪。
有件哭笑不得的事，说出来有些尴尬。
两年前一个夏天的周末，我妹和我准妹夫回津探亲，顺便开车带我去时代奥城购物。那地方居住着很多韩国人。我们把车停在居民楼里。那天我不想下车跟他们遛商场，怕给他们添累赘。我只要跟他们坐在车里兜兜风就已经很满足了。
他们大约去了半小时。平时我坐在副驾驶上用安全带勒住了是没问题的，能坐上好半天。不知怎的，那天出意外了：我的身体歪向左侧，卡在方向盘那儿动弹不得，疼得我本能地大声喊叫起来，手脚不停地乱抖动。
我妹临走时怕我在车里闷得慌，特意把车窗敞开了一条大缝儿。我的叫喊声顺着缝隙传了出去，惊动了一位过路男子。他见我倒在车里，四肢抖动，嘴里还乱叫着，忙向里面喊道：“需要帮忙吗？这位女士？”“需要需要！快来救我！”我不停地啊啊大喊。
怎奈他死活听不懂我的话。显然，这位男同胞肯定从没见过像我这样的脑瘫病人。他竟把我当成韩国友人直接报了警！
也难怪，那天我妹把我打扮得很时尚，很前卫，发型也很“哈韩”。这里又都是韩国人居住区。就听这位先生在电话里说：“这里有位韩国女士在车里犯癫痫病了，正在抽搐，我听不懂她说的韩语，请快来营救！”
没过多时，就听警车一路呼啸着朝我这边驶来。
两位警察同志看到我窝在车里的样子，也很着急，就听其中一位说：“抽‘羊角风’时不能动她，否则就会落下毛病！”另一位说：“不行就撬玻璃吧？”“再想想别的办法。”那位上点年纪的警察沉着地说。
这时我已经疼得受不了啦，叫唤得越加厉害。“先打120救人吧。”他们听到我哭得很惨，便做了决定。
就在等120的时候，警察突然发现车的后排座上有一个小包。他们也不知在哪找来一根长竹竿，从窗口的缝隙中伸进去，然后把书包钩了出来。那是我准妹夫的。书包里有个记事本，有妹夫单位的电话号码和他的工作证。
几经周折，终于和妹妹他们联系上了。他俩正在商场里逛得美滋滋的，万万想不到会出这种事！
妹夫接到他单位打过来的电话，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随即脸色大变，撒开丫子便跑，妹妹紧随其后猛追。
他们拨开黑压压的围观人群冲到车前。妹夫从玻璃窗缝隙里伸进胳膊使劲把我拽起来，安慰说：“没事姐姐，我们回来了！”“你怎么就倒了呢？这事儿整的！”妹妹也跑过来，赶紧打开车门说。
他俩扭过身冲着人群喊：“没事啦，谢谢大家了，赶紧散了吧！”
警察可不干了！怎么回事？没病呀？折腾人呢！妹妹忙跟警察叔叔解释：“我姐姐患脑瘫，不是抽‘羊角风’，这回她是没坐稳，真是麻烦大家了。”
再看我妹夫，满头大汗地不停双手抱拳作揖示谢，并在警察递给他的表格上快速填写，还对着人群大喊：请大家赶快离开，不要影响交通。然后转身悄声对我和妹妹说：趁着120还没赶到，赶紧撤吧！
他麻利儿地坐上车，然后妹妹快速地发动车子，我们一溜烟儿地“逃”走了。
自那以后，家人再也不敢把我一人留在车里了。
还有一件至今让我想起来都觉得难为情的事。
前不久老妈去北京看望妹妹，我暂时由大姨妈和大姨父照看一天。中午我想方便一下，大姨妈说：“没问题！放心吧我来帮你。以前我不就总帮过你吗？”她说的至少是10年前的事了。这次可能因为我太紧张，也许是我已经长大而大姨妈却在变老，所以弄起我来有些吃力。当她把我放到马桶上时，我便开始不停地抖动。她老人家唯恐摔着我，便使出浑身力气和我“顶着干”，一个劲地拼命往下摁我。
这下可坏了：我的屁股一下子漏了下去！怎么也拔不上来了！疼得我直冒汗。这时大姨父也过来帮忙：“快抹点肥皂水润滑一下，看管不管用？”
因为卡得太深，什么措施都无济于事，而且越挣扎越紧。
60多岁的大姨妈急得满头大汗，脸涨得通红通红哭道：“这可怎么办呀？打119找消防队吧？”“不行，一个女孩子家出这种事不好看，不能曝光。”大姨父边说边找来锯条，先割断了套圈和马桶的连接处，然后把我和套圈一起拖抱到床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