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亭是姨妈心头永远的伤痛。她大起大落的人生在这个风平浪静温文尔雅的书香之家是一个不可理喻的传奇。作为一桩纯粹的意外事件——我姨妈一直认为自己月经不调到处求医，却被诊断已经怀孕并错过了最佳的堕胎时机——小亭一出生便被当作一个精美得出奇的天使宝宝被医院的护士们争相传看，也被我姨父当成了掌上明珠。还在上幼儿园时，她就被摄影记者们追踪拍照，她的照片上过儿童杂志的封面，也曾作为花团锦簇的和平小使者，蹦蹦跳跳地在天安门广场给外国元首献上花束。除了不喜欢读书，能歌善舞的她着实人见人爱，她也成功地逃脱了哥哥姐姐们下乡插队的命运，一直留在北京。但凡事都有两面。小亭有姨妈的美貌却没有姨妈的冷傲和自尊，她活泼而轻浮的天性很像我的姨父，这不幸的嫁接让她成了父母最大的忧虑。为了保护这朵娇嫩的花朵，从小学起她的父亲和两位兄长就不辞劳苦地每天接送她，但厄运还是如约而至。在我姨父姨妈被发配外县并关进学习班、兄姐们也离家插队的时候，小亭头上遮蔽风雨的屏障便豁然落地。我不知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在大成模棱两可的叙述中，似乎独自在家的小亭受到了某个身份特殊的“叔叔”的照顾，这一照顾彻底改变了这个女孩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在那阳光灿烂的日子里，这个美丽女孩成了京城街头小混混们争风吃醋乃至刀枪相向的导火索，规模最大的战斗发生在城市南郊的某座铁路桥下，有三百多人参加了械斗，一人丧生，五人残废，十几人被关进监狱。几个月后当姨妈获准回到家里时，她发现自己面对的不是想象中孤独弱小的需要保护的小女儿，而是一个来去无踪我行我素强悍陌生的女魔头。有一天在菜市场，姨妈发现自己的钱包不见了，回家后万分沮丧地告诉了小女儿，小亭二话没说便出了家门，半小时不到，我姨妈的钱包便回到了她的床头。这一事件引起了姨妈的警觉，她跟踪小亭，很快发现她拥有一个臣仆遍地的地下王国，王国里满是待业青年、留级差生、窃贼小混混甚至一些人高马大的工人。姨妈试图用母亲的权柄来摧毁这个帝国，却如蚂蚁撼树一般。无论是言语、眼泪、打骂甚至绝食都无法让小亭放弃女王的宝座。直到一年后，母女俩的斗争以工宣队进驻各校，学校恢复教学而告一段落。但平静没有持续多久。十八岁那年的一个深夜，小亭与一个大她二十岁的外国教师在学校附近的公园里被巡逻的保安抓获。那时候人们对恋爱的态度还远没有现在开放，更何况当事人还有一位来自帝国主义的洋鬼子；小亭和她金发碧眼的老男友在一个拘留所里关了几天几夜之后便被学校除名，声名狼藉的她不得不跟随那男人远走他乡。
将近二十年，这位消失了的女儿都是姨妈家里的谈话禁忌，直到有一年，一张大洋彼岸的照片寄到大哥大成的家里。照片中的小亭苍老而憔悴，和一个红发碧眼的混血儿子站在澳洲某小镇一条破败的街道前。和丈夫离婚多年的小亭很想回国，但姨妈冷酷决绝的态度就像一座大山挡住了女儿。姨妈拒绝看那张女儿和外孙的合影，她提醒大成注意她胳膊上的那块青紫，那是当年为了阻止小亭出去幽会，她躺在地上用身体堵住门，女儿决绝的脚步踩在她身上的痕迹。多少年来这痕迹奇迹般地从不曾消失，反而越来越大。
6
我一直设想姨妈假若没有大成这个儿子会是什么样子。姨妈有四个儿女，但在亲戚们心中，后几个孩子是隐形的，他们很少出现在人们甚至姨父姨妈的言谈中。相熟了之后，我时常听到这样的话：这件事你问过大成没有？这事由大成处理；这事大成认为……尽管大成在外地多年，但他从未缺席姨妈家的所有事务，尤其是那些大事。几次搬家都由大成从外地赶回操办，姨父的膝关节置换手术和姨妈的心脏病住院治疗，甚至姨父官复原职后与单位的分房纠纷，也都必须等大成到来才能解决。大成从小就和母亲最亲，却是家中唯一一个早早离家并留在外地多年的人，个中缘由，我一直好奇。他插队的时候强制性的上山下乡还没有在全国成为政策，大成说，他是自愿离家，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挤进了那辆西去的火车。据说姨妈曾无数次地努力把这个大儿子调回北京，甚至联系到了附近的河北某县，即将成功之际，全国高考恢复，儿子被陕北一所大学录取。得知大成和他后来的妻子谈恋爱，姨妈痛哭一场，告诉儿子，这次我是真的失去你了。十几年来，每一个除夕之夜，陪伴在姨父姨妈身边的不是身在北京的大康或小登，而是千里迢迢从外地赶回来的大成。素来刚愎自用的姨妈只听得进一个人的话，这便是大成；而大成也从未和自己的母亲发生过任何正面冲突，哪怕母亲错怪了他。大成的妻子告诉我，结婚那年她和大成来到北京，不知为什么姨妈对大成发起了火，大成受了委屈却默默不言，一个人躲进院子外面的灌木丛里独自抽泣。五分钟后，大成擦干眼泪，和妻子一起回到客厅。在那里，姨妈正在擦拭着一盆君子兰的叶子。大成快来看，这朵君子兰要开花了，姨妈招呼大成。是吗？大成走了过去，歪头打量那花，满面笑容。
我一直记得大成让我看的，姨妈写给自己儿子的一封信。那封信写于婚后的大成某次探亲完毕的当天。那天姨妈为一件旧事再次责怪了大成，似乎是她想起了在很多年前的一次旅游中，大成嫌她戴的帽子难看，一把当众拿掉了那顶帽子。你就是嫌弃我，姨妈说。大成一言不发，打起行李便离开了家。那天正下着小雨，姨妈的脸上也是雨雪纷飞。姨妈在信中写道：看着你在雨中走了，我的心也像下雨一样在流泪。你竟然就在雨中走了！我竟然就这样让你走了！我欲哭无泪……
大成对我说，你看，这就是一个母亲写的信。可我却是别一番感受。这难道仅仅是一个母亲写给儿子的信吗？难道人们不能从中读到某种别的情愫？那么那个原本应该被姨妈依赖和眷恋的男人，我的姨父，这位原本的一家之主，又到哪里去了呢？
姨妈住院的前一天，我随大成到了养老院。我们告诉了姨妈必须住院手术的决定，并帮她整理了衣物和洗漱用品。然而一阵拐杖的噔噔跺地之声打断了我们。这是姨父。他瞪着混浊的眼睛用拐杖敲着地面冲我们吼叫：
我不许她走！不许她住院！不许住院……她走了，我怎么办？
妈妈有病，很严重的病，不住院好不了，大成说。
我不管！我不许她住院！
看到我和大成为姨妈整理好的旅行包，老头儿颤巍巍地走过去，用拐棍敲打着，挑开，抓起一卷刚叠好的姨妈的衣物，扔到地上。
你给我捡起来！大成突然一声大吼。
老头儿：我不捡！不捡！
你……你这个浑蛋！
姨妈挣扎着从床上坐起来，去推大成。去，给你爸爸道歉。
出乎我们所有人意料，大成一转身，走出了房间。
我追了出去。我把大成拉进了街边一个咖啡馆。大成的脸色很难看，几番努力才被我按进沙发里。服务员拿来酒水单，我一边看着单子一边暗暗注意着大成。他的面孔在咖啡馆暗淡的光线下变得苍白和僵硬，像一尊石像。咖啡端来了，大成端着咖啡杯的手一直在颤抖。沉默了一会儿我干巴巴地说，人老了，就像孩子，糊涂不懂事了。
他岂止是不懂事，大成说，他是自私，一辈子如此！
大成说，姨父向来养尊处优，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筷子放远了也绝不伸手够一下。吃饱了碗一撂便回到他的书房，写诗作文，篆字刻章，与朋友们唱和题词，游山玩水。不停地出书是他的终极目标。即使进了养老院，行走不便，口水哈喇，他还是给自己出了五本书。写不了新的就编旧的，写不了文章就编书信。最有意思的是他为自己写了一个词条似的个人简介，短短一千字上下，却字斟句酌地不停地修改，修改完便交大成拿去打印，反反复复，不下五十次。大成想不通父亲写这个简介要干什么。在大成看来这一举动不仅充分体现了他的自恋，而且毫无价值——
他写的那些序言题跋、书信后记、杂谈诗文，还没到某地便事先关在房子里凭空写好的游记诗词，一帮子文人自娱自乐的唱和应答，陈谷子烂芝麻的恩恩怨怨，风花雪月，鸳鸯蝴蝶，无关民间疾苦，更无关灵魂拷问，有意义吗？
这都是文人们几千年来向往和追求的生活啊，我忍不住反驳，人都有点爱好，有人还爱打麻将喝小酒呢。
是，他是过上了他所追求向往的生活了，可是他身边的人们呢？那些一天到晚伺候他们的亲人们，他们关心过没有？
大成说，“文革”后期，父亲被发配外地，母亲也被杂志社扫地出门，到一个中学当英文教师。母亲没日没夜地苦干，自创出好几种英文教学法。适逢粉碎“四人帮”，学校准备提拔母亲当副校长，可这时父亲官复原职了，为了照顾父亲，母亲申请了提前退休。离校那天，校长、教师们和许多学生都来相送，还送她一只大花篮，大成帮着母亲抬回家。路上，母亲一直夸那只花篮，说那花儿如何如何好，又说那是平生第一次有人送她这么好的花篮，说着说着，母亲不说话了。大成发现母亲用手绢捂着脸。母亲的眼睛红红的，她说，一阵风吹着沙子，进了她的眼睛。
有一年秋天，大成出差回家。母亲的腿已经肿了，还一瘸一拐地照料着父亲。父亲占据了家里朝南的所有房间——会客的客厅，大卧室，还有写作的书房；而母亲，住在朝北的小房间里。父亲的大床上有多达六床被子，厚的，半厚的，最厚的，薄的，半薄的，最薄的，母亲常常半夜被叫起来，为他更换合适的被子。睡眠对父亲是可遇不可求的恩赐，为这恩赐的降临，父亲早早便上床等待，九点吃一次安眠药，之后十一点、十二点、一点各一次。在四次安眠药都失效后父亲便要母亲给他唱歌、读诗。已经劳累了一天的母亲常常半夜被父亲床头的铃声叫醒，来到父亲的房间。母亲只会唱年轻时的抗战歌曲和江南小调，那声音都咿咿呀呀地跑调了，却还是要为父亲唱，例如《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例如《茉莉花》；还不能读那些艰深晦涩的太费脑子的诗歌，必须是简单易懂的，例如“床前明月光”，例如“春眠不觉晓”……
大成说，有很多个夜晚，他被铃声惊醒，之后便听见母亲拖着步子走过去。父亲房间里的灯光亮了半宿，母亲嘶哑的歌声和读书声也响了半宿。他不知道母亲是什么时候回到房中的。他只知道，第二天一大早他来到厨房，发现母亲早已在厨房里忙碌着，而父亲房门紧闭呼呼大睡，直到中午。眼里布满血丝的母亲不停咳嗽，她否认自己是陪丈夫熬夜太过劳累，只说是自己起夜，不小心着了凉。
中风以后行动不便，就更了不得了，大成继续说。医生让他多走路，他不干，我妈拉他起来，他用棍子打我妈，把腿都打肿了。那么大的个子，几次摔倒，连我妈一起拽着摔倒。我妈的腿就是这样坏的。什么股骨头坏死！全是我父亲害的！
你不能这样责备姨父，我终于忍不住了，姨父变成这样，一半是姨妈惯的。就像我父亲的无能，百分之八十要归功于我母亲一样。再说你又想让你妈变成什么样子呢？我看着他们俩挺相濡以沫嘛。
什么相濡以沫？大成冷冷道，你相信不相信，即便就是在一个家庭里，也有弱肉强食？我妈这辈子，就是让我爸毁了。
一股寒气从我脚下升起来。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其实这种感觉在十年前，在我第一次走进那青砖小楼就隐隐感觉到了。这是一种寒意，一种掩藏在表面的安静温馨气氛背后让人不安的寒意。我想起了妻子告诉我的一件事。在医院里，有一次在昏迷中，姨妈喊出了一句话：赵毅人，你不要欺人太甚！赵毅人，便是我姨父的名字。一定有什么。一定有什么，让一向理智宽厚的大成，在父母面前，有着如此明显偏激的立场。一定有比这些生活小事更深层的原因，或是秘密，横亘在他和自己的父亲之间，横亘在我姨父与姨妈之间，甚至这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之间。
7
六十六年前一个春天的下午，我二十二岁的姨妈拿着一封给当时最著名的文学杂志主编的信，从山城重庆来到北京。这封信是她的导师，武汉大学外语教授杨鹤如写的。杨鹤如给那位主编、自己曾经的学友介绍了自己这位品学兼优、才貌出众的女学生，希望能让她在北京进修当时各行各业都在使用的俄语。我姨妈下火车后走进的第一处地方是北京东城的一家小院。这家被戏称为小羊尾巴胡同的小院是新中国最负盛名的文学杂志的地址，一批后来载入史册的人物都曾在这里办公和生活过。多年后这座小院被拆除并盖上了一座平淡无奇的高楼。但六十多年前，我姨妈走进这里时，门口的大槐树正开着馥郁的白花，红漆对开大门上挂着闪亮的门环，高高的台阶十分洁净。我姨妈在这里见到了那封信的收件人，这个杂志社的主编。这位主编看了信抬头看了我姨妈一眼说，你已经是大学的英文助教了，还学什么俄语？留在这里工作吧！
我姨妈忘记自己是怎么回答的了。一个二十二岁的女孩子初来乍到，人地两生，怎么可能提出反对意见？很可能，她点了点头，但也可能，她的沉默被当成了默许。主编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英文书，是简·奥斯汀的一部小说。当时这小说在国内还没有中译本。主编问，她能否把其中的一章当场翻译出来。我姨妈粗略翻看了两页，点了点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