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成说，这一幕将永远印在他心上。他，这个十六岁的少年，第一次在心里萌生出了一种寒意，一种对这个世界深深的陌生和不信任。这一切都是眼前这个人引起的。此刻，他的父亲，他一向那么崇敬那么信赖的父亲，那个和蔼可亲、风趣幽默的父亲，此刻却变作了这个人，这个坐在这里戴着眼镜刻印章的人，这个对妻子和儿子的伤痛不闻不问的人。这是一个冷酷的人，一个陌生人，一个化装成他的父亲来到他身边的，没有心肝也没有温度的假面人。而他认出了，父亲手中那块寿山石，正是一个月前，母亲拿出家里仅剩的零钱，加上卖掉孩子们心爱的脚踏自行车的钱，给父亲买的。母亲总是说，让爸爸买，那是他的爱好。
这天晚上，即使在饭桌上，父亲也不发一言。他既不朝妻子那头上缠的白纱布看一眼，也不朝小儿子那明显肿起来的脸上看一眼，更不曾询问只言片语。他一声不响地吃完了饭，放下碗便再次回到书房。在那里他刻着自己心爱的印章，直到深夜。
大成说，当父亲放下碗走进书房，当他终于明白父亲不会对自己的妻儿给予任何解释和安慰的时候，当那扇书房的门关上时，那寻常的一声响动仿佛巨石一般砸在他的心上。他知道在自己内心最深最深的什么地方，也有什么东西，被狠狠地关上了。有十年之久，他拒绝对任何人袒露内心。他突然懂得了什么叫作被遗弃、被冷落、被伤害，被自己最亲的亲人。他不知父亲和母亲在这天夜里有没有交谈或争吵。他只记得，父亲至少在他面前，从没有问过母亲头上的伤以及弟弟脸上的红肿。没有，从来没有。他只记得，从那以后，很多个深夜，他从睡梦中醒来，似乎听到了里间母亲压抑住的、低低的哭声。
大成说，假如不是有一天他和弟弟小康去偷父亲的印谱，也许事情会渐渐平息。毕竟，这个家在母亲的严格控制下，一直很平稳地运行着，这运行的基本轨道便是铺设在父亲绝对权威的基础上的。而从不在孩子们面前暴露自己的矛盾，是这对夫妇最起码的素养。事实上在姨妈的操持下，这个家对父亲的隐私尊重到了这个地步——每天早晨的早饭是无须一起吃的，姨父想睡多久就睡多久，而早起的那些人，则必须轻手轻脚，以防打扰了昨夜那个不知何故而晚睡晚归的人。这一切在我听来是那么不可思议。在我出生的那个军人家庭里，作息整齐划一，每日放学回家的时间和路线都在母亲的掌控之中；即便是生病发烧也必须随大家一起在响彻整个军队大院的起床号中早起，坐在饭桌上一同吃早饭，哪怕你吃完后再拉开被褥躺回床上。相对于我母亲对家人的控制和近似贴身盘查的关注，姨妈的宽松造成了这个家庭成员彼此间的距离和冷漠。大成说，“文革”前很多年这个家有三个保姆，她们分别带着大成兄妹们在各自的房间居住，这三个保姆比姨妈跟孩子们更为亲近。而我的姨妈，与其说是一名文学编辑，不如说是一名作家的夫人兼秘书，她体贴入微地关注着我姨父的身体乃至写作，誊写整理他的文稿，帮助收发信件，操持着他的日常起居，从他开会外出时要系的领带和衣物鞋子到他每日的血压心跳、一日三餐及各种保健品和药品，甚至给读者的每一封回信。大成说，在他的记忆中，这个家与其是他们的家，不如说是父亲的一个特大的书房，一个供父亲休息和写作的地方，而制定这一规则并保持其运作的是母亲，那个世上最崇敬丈夫的女人。父亲的喜好直接决定了这个家的生活习惯，父亲爱安静，孩子们便从小被告知不得大声喧哗，因为他们的父亲在写作；父亲是个诗人和文学家，这个家的书籍便全部是文学书籍，哪怕只是他那些文人朋友的风花雪月的诗文和彼此应和唱答的杂感；父亲爱读书，于是在这个家便没有扑克象棋麻将甚至别的孩子们都有的弹弓和毽子；父亲崇尚贝多芬，家里便只有贝多芬而没有京剧和相声。在大成的记忆中，他很少见过一家人在一起讨论和争论，没有吐露心扉也没有红脸相向，因为这是不文明的不被允许的；即便是春节的除夕之夜，他们也不会坐在一起听广播包饺子，更不用说打扑克嗑瓜子吃零食，这些都是为父亲所不齿的没有教养的俗人之习。父亲一放下碗便回到自己那安静的与世隔绝的书房里了，孩子们也必须回到各自的房间和书桌前，而留在厨房里静静收拾碗筷的，从事那些被父亲不屑一顾的日常“杂事”的，“文革”之前是保姆，“文革”之后是母亲。
是姨妈，把自己的家打造成了一个安静、秩序、平淡如水的沉默之渊，在这样的一潭平静中，每个人都像漂浮其中的水草，隔着沉默的水面款款移动自生自灭，深藏着自己泥土下的隐秘的根，哪怕它已经腐烂虫蛀。是的，这个家是可以有秘密的，即使是最亲密的亲人之间。因为日常的生活轨道就是这样铺设的，人与人的心灵之间隔着远远的永不交错的间距。姨妈全心全意地铺设了这样的间距并认为这是丈夫的需要，但她不知道，她的丈夫也是一个热情活泼的人，却阴差阳错地被自己妻子的这份过分关注和崇拜关进了一个他不得不承受的沉默之笼。在这沉默的笼中，孩子们习惯了被忽视和彼此的隔膜，习惯了彼此之间彬彬有礼的冷淡和距离，以至于在很多年后，当大成在自己的岳父母家看到妻子的兄弟姐妹间无拘无束的亲昵、袒露和争吵，以及彻夜狂欢似的玩闹，惊讶和感动得几乎落泪。
然而那天发生的事就像一把利斧，把母亲十几年来苦心经营的这个家的外壳砸破了，让孩子们尤其是年长的大成，看到了这个家在表面的温情脉脉光滑锦绣底下，那蛛网横生的败絮里子。他看到母亲日益憔悴的面容和父亲越来越晚的归家，越来越心不在焉越来越把自己封闭在书房里，就越来越难以忍受。他决定做点什么。他决定向父亲开战，为母亲报仇。他的想法得到了弟弟大康的赞同，这个小他四岁的弟弟，直接见证并反抗了那次毒打，他比哥哥更勇敢的个性，让他成了哥哥的同谋。从何处下手呢？他们决定找到父亲创作并珍藏的印谱付之一炬。这是父亲的最爱。很多年来，由于受到压制不能发表文章，父亲便迷上了篆刻，他不仅买来古人的印谱研修学习，还亲自篆刻印章并制作印谱，装订成线装书，在他那个文人朋友的圈子里小有名气。尽管只是孩子，大成和大康也知道父亲最珍视的是什么，要伤害他该从何处入手。于是这天晚上，趁着父母有事外出，大成和大康，用一只从同学那里找到的万能钥匙捅开了父亲的书柜。
那书柜用红木制作，木门在打开时发出了喑哑的呻吟。里面摆放着整整齐齐的线装书，有装在木匣子里的全唐诗、全宋词、一些珍贵的古印谱，是父亲十几年间一点一点去琉璃厂淘来的，在一两次抄家之后幸存下来的；但两个孩子的目标是父亲的心血——他自己制作的两三本印谱，它们被装进一只蓝布盒子，小心翼翼地放在最里面。两兄弟拿出盒子。他们解开绳子，拿出最上面的一本。但这时，有什么东西掉了出来。确切说，是几张被撕成两半的信纸。他们打开。上面是他们父亲的字迹。是我姨父，写给自己妻子的长信。
大成说，那信纸个别地方字迹模糊，似乎沾有泪渍，不知是写的人还是看的人掉下的；但整封信字迹工整清秀，没有涂改，行文流畅辞藻华丽，保持了我姨父一贯的唯美风格。没有落款日期，但信中提到了那次突然的毒打暴行。我姨父对这次暴行的原因进行了辩解。一个叫陶丽莎的女人的名字出现在信中，大成于是知道，那个毒打他们的人，是陶丽莎和我姨父的儿子，确切说是大成的同父异母的兄长。毒打的缘由是，很多年前，陶丽莎在香港入狱，我姨父并没有按照约定去营救并探望她，而是一走了之。经过五年狱中生活，陶丽莎身患重病，出狱后才被自己的哥哥，一个第四野战军的高级将领找到，把他们母子带到了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实也就是姨父和姨妈结婚后——姨父曾去医院看望过陶丽莎，陶丽莎对我姨父旧情难忘，我姨父也无法拒绝她，于是双方便维持着一种“不正当关系”长达十几年，期间虽有断续反复却不曾彻底中止，直到这次意外发生。这种事情原本很隐秘，双方都有家庭也不想破坏各自的生活，然而“文革”开始，他们的孩子作为一个高干子弟，第一批起来造反的红卫兵，却在炫耀他母亲为革命入狱的光荣历史时被人告知，他母亲是一个“破鞋”，而和她乱搞的那个男人，就是他的亲生父亲，一个懦夫，一个早就被打倒的叛徒和右派分子。这一切如何不让一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火冒三丈，为母亲被断送的革命生涯和他自己的光辉前途而愤起报复？
如果说这事件毕竟是我姨父遇见姨妈之前的情感历史不得不接受的话，那么随后的内容便让大成忍无可忍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名字出现了，那是一个女学生，大成似乎在父亲的办公室见过她，其貌不扬却是我姨父最器重的学生，两人曾合作写过一本书。信中隐约其词地提到了同情、崇拜、救助、勒索这些词汇，似乎是，这个女生因为爱慕和崇拜，对姨父的感情发生了变化，姨父一开始极力避免，但，当毕业在即，女学生不得不回到那个偏远落后的家乡时，姨父为学术界失去这样一个才女而深感惋惜，也对她无助不幸的境遇深感同情。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女学生恰到好处地恰逢其时地突发高烧，顺理成章地打电话向姨父求助，而姨父出于同情前去探望，不承想，这一去，两人的关系便有些说不清楚了。姨父曾试图结束这段“并没有实质性内容的模棱两可的尴尬关系（姨父语）”，但那女生用他和陶丽莎的秘密来要挟他，姨父不得不和她一直周旋着，并应她的要求设法把她留在了这座城市。讽刺的是，对此深感刺激的不是我的姨妈——她对一切都不知晓——而是陶丽莎，似乎是“文革”开始这女学生给组织写信揭发了自己的老师，深感冤枉的姨父将此事告诉了陶丽莎，陶丽莎并没有如他所愿地对他表示理解，却和他爆发了激烈的争吵并服毒自杀，虽经抢救脱险，却神志恍惚虚弱无比。
要说我对不起你，我也对不起另外那两个女人，信中的姨夫写道，他说自己无法拒绝陶丽莎是因为他一手造成了她此生的痛苦，他对她深感内疚，想弥补她，并不是像我姨妈所说的那样旧情难忘；至于那个女学生，他承认自己一开始陶醉在她对他的无条件崇拜和楚楚可怜的求救之中，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对她的同情仅仅是为了事业而拯救一个弱女子，没有当断则断地斩断这段危险关系；但他同时保证，他和女学生的关系纯属误会，他和陶丽莎的关系也仅仅是同情，他唯一而且最爱的是我的姨妈，因为她是那么纯洁那么善良对他满怀信任，她是他骨肉相连的亲人，他对她隐瞒真相是出于不忍，是为了保护她，保护几个孩子，他不愿让这个家蒙上阴影，不愿因自己的过错而让孩子们没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他恳求妻子，不要向组织告发他，不要离开他（似乎是姨妈提出了离婚），因为他爱这个家，爱她也爱孩子们，他们是他的一切……
大成说，回忆起来，父亲的提包里确实曾出现过蛛丝马迹。例如一只精致的印着浅花的纯牛皮钱包，一双昂贵的咖啡色麂皮手套，一条纯羊毛深驼色手织围巾，父亲总说这是某个朋友送的，大家便并不在意。父亲也确实有每个星期出门一两天的习惯，似乎是和二三好友聚会，至于聚会的内容，父亲从来不说，母亲也从不过问，以至于久而久之，我行我素地外出并不需向家里人通报时间和地点成了父亲的一项特权。甚至他被停职之后，也常在每个星期的某一天打扮得整整齐齐地外出，深夜方归。但大成从没想到，父亲就是这样毫无歉疚地利用了母亲和家人对他的信任。
大成说，他至今还记得自己坐在冰凉的地上，就着月光，读着那封信的情形。弟弟大康被他支开了，在看到信的第一行的时候他就意识到必须把年幼的弟弟支开，之后他锁紧门，在淡淡的月光下，一行一行地读完了那封信，读的当中有好几次不得不停下来，重重地喘一口气。他的手一直在抖，不可抑制地颤抖，当最后一句读完时，他呆呆地望着窗外，看月光如水，一股风正在拂动着窗帘，仿佛在轻轻敲打着什么。他万念俱空。他一时竟然不懂得自己在读什么。只有当他再次埋头读过一遍时，他才知道了哭，他抽抽噎噎地哭着，泪水重重地砸在信纸上。
他木然地收好了信纸，重新放回那印谱盒子，锁好。
他回到床边睡觉时，弟弟大康已经睡着了。他望着弟弟，心中暗下决心，今后，要不惜一切代价来保护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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