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叫张九珍，安徽六安县人。六安——这个遥远的地方，勾连起我神秘的向往和想象。一些时间的碎片，一些似是而非的信息，仿佛难以求证的“古迹”。
多年以后，读到外公写给他弟弟——正德的一封家书，大意是：
春节过后，他随国民党某师北上抗日，在山西渡黄河。由于离家入伍后一直没有和家人联系，心中愧疚而牵挂。黄河已经开始解冻，这给他们渡河带来麻烦，不少士兵怯阵，后来在师长带头下，强行渡过。驻扎的地方非常穷苦，军粮不济，连百姓家的猪食都买来了。希望弟弟——正德能迅速地成熟起来，担负起家庭的重任，带领家人在后方安心生产生活……
信是“狗崽”堂舅给我看的，这封信是他家翻修房子后，在檐缝里找到的——显然是正德公为避祸秘密珍藏的。信纸已发黄，有些地方已经被朽木蚀烂。
这是我第一次读到外公的笔迹，也是唯一的文字。遒劲端正的小楷，笔笔精细，斩钉截铁。
外公少时，因为和一位芳邻相好，被他以严厉著称的父亲反对，理由是：同姓间不能结婚。这一粗暴的理由使外公最初萌发的美好情感遭致扼杀。外公离家出走了，这一瘦弱、个子矮小的少年，也是做事果敢、毫不温吞的。抗战胜利后，外公随军到了合肥，在军队机关供职。
外公回来时，穿着笔挺的呢子军服，外婆身穿旗袍坐着八抬大轿。满村人既艳羡又妒忌。那时他们依然意气风发，每晚，家中播放留声机，上海滩的流行乐曲在山乡上空萦绕，外公读线装古书，写清秀小楷，外婆红袖添香，大姨（已经有几岁了）在膝前撒娇缠绕，满室的温馨浪漫。
外婆家在六安县城，离合肥并不远。她出生于商人家庭（祖上经营酒生意），受过新式教育，接触过新思想，应是思想活跃、性格活泼的女子。她个高肤白，相貌出众，和柔中有刚、饱读诗书的祖父是一对令人称道的佳偶。
当时国家正处于激变和图强中，百年来的历史充满坎坷，折射到外公外婆这样的小人物身上，也是令人唏嘘、命运多舛的一生。
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大势已去，太公命令正德连给外公发了几封病危的电报，催促外公回乡。准备撤往台湾的外公，无奈之下携妻小回到赣西乡间。回来才发现上当，老外公正卧在高榻上惬意地抽着大烟，面色红润。
回乡之前，外公就对外婆打了预防针，说，我们乡下很苦，要干很多农活。
外婆说，我不怕吃苦，只要和你在一起，哪里都好。
阁塘冲，三面环山，正面是一条弯曲的小路。这个村庄有着徽派建筑的古老房子，二三十栋，散落在一条溪边，周围是稻田和青山，时有野猪从山上下来，啃食屋舍旁的庄稼地。我去的时候，多是在正月，村庄显得萧瑟荒漠，删繁就简的李树、面目铁青的青杉矗立在茅厕、菜园、山坳边，年代久远的建筑的粉墙已经被灰黑色所覆盖，因此显得门上的红对联格外醒目，水牛、黄牛在田埂上吃草，远远看去就像石兽一样岿然不动，油菜花梢头已钻出点点粉黄，透露出一点点生机。
这是外公外婆曾经生活过的村庄，我目睹的一切他们也曾经熟识。
外婆随同外公走进了一栋森严的老房子，其时她的公公婆婆都在，小叔子还未成家。外婆家教很好，懂得孝道为先，她脱下旗袍改成了童服，给我大姨穿，像个真正的乡下女子一样，在厨房、厅堂间忙碌。她很聪明，一学就会。赣西乡下的水田，多水蛭，有的如手指般粗，它们专叮人的腿，吸食鲜血，让人苦不堪言。外婆第一次下水田，看到水中游弋的水蛭不免胆怯，最后是穿着长袜下去的——这成为了村庄的笑谈，那些乡下农妇颇为好奇和兴奋地看着这个城里女人的种种窘态，并迅速广播。
据说老外公严厉苛刻，老外婆则慈善柔弱。外公当年为了反抗父亲，负气出走，最终没能逃过父亲的手掌心。外婆因为姓程，和我老家陈姓发音相仿（我们老家方言“en”、“eng”不分），来江西之前改成了张姓——不知这是否她的母姓，也无从考证。老外公待外婆可能也是苛刻的，这难免让她承受更多的委屈，好在婆婆心慈，两个女人间，更容易心灵沟通。外婆因为爱外公，心甘情愿承受乡间繁重的劳作，这份爱，也炙热、坦然。
我大姨在安徽出生，外公回到老家时，大姨已有四五岁，穿着外婆改小的旗袍，高高的个子，白皙的皮肤，男孩子气的个性，长得像外婆。乡下的孩子们见了，都对我的大姨怀有敬意。新中国成立那年，我的母亲出生。外婆爱子心切，一心想要个男孩——这不失为一个母亲褊狭的情感，竟然成为外婆命运的最大枷锁。外婆怀上第三个孩子，距离预产期还有四个月时，孤身前往安徽六安，回到老家生育——我一直在思索，为什么外婆一人回去，而外公居然没能陪同前往。一种可能就是，外公因为在国民党部队服役的身份，行动受到限制。
我大致画出了外婆回到娘家的线路图——这条路，几年前，外公带着她和大姨走过一次，只是这次是回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交通非常不便，从老家莲花县出发到吉安市，不少于一天的车程，从吉安北上，乘坐汽车，去往南昌，路上的时间也不少于两天，再坐车到九江，需要大半天，然后从九江乘船沿长江而下，到达安徽芜湖，少不了也要两三天工夫，再从芜湖坐汽车到合肥，大约一天的时间，从合肥再乘车回到六安县。外婆，一个随时可能早产的孕妇，孤身在路上颠沛流离一个多星期，是难以想象的。我想，谁也无法知晓这路上七八天的时间，她想了些什么，怎么度过的，她靠着怎样的勇气去面对这路途上随时可能遇到的困难。
其实，外婆回到娘家生育，是早就在心里计划好了的。当时，外婆的哥哥——舅公在六安县纸伞厂工作，是个共产党员。舅婆和外婆怀第三个孩子的时间差不多，外婆谋思，自己生的是男孩，就带回江西，如果生的是女孩，舅婆生的是男孩，就对调一下，把男孩带回江西，女孩留在娘家。
不知道外婆当时有没有想到第三种可能——那就是，她们生的都是女孩。
事实确实如此。我的小姨在离家千里之外的六安，呱呱落地了。自始至终，她没能见到自己父亲一面。对于她自己的母亲——我外婆，襁褓之中的她自然也是毫无印象。刚刚坐完月子，外婆就将小姨托付给了舅公一家照顾，只身回到了江西莲花。
这是外婆第三次沿着这条线路行走。第一次，她是坐在轿子里，有外公照料着，如同旅行一般；第二次，是最艰难的；而这次，她也没让自己轻松——身背了好几把纸伞，肩扛一只锌皮桶（里面装满了沉沉的糕点），回到了夫家阁塘冲。
无论如何，我对外婆的想象是有几分豪气的。她深爱着外公，为此，不惜为他受苦；她又是一个这样行事磊落果敢的女子。求子心切——很难简单地说她是出于封建思想，她未曾不是想，通过一个男孩的童年，来看到外公的全部。我固执地认为，她想生男孩子的愿望同样出于对外公的深爱。
母亲说，外婆之后又生了个女儿——不知上天为何总是忤逆一个平凡女子的夙愿。而这一个，母亲说，外婆没让她存活下来——我不知，这里的表达，是否有对外婆的不敬，无论如何，我是理解并站在她一边的。也许是因为生育这一关，过度地消耗了外婆的气血，加上期间的奔波、劳苦，以及精神上的焦虑，严重伤害了外婆的身体，她只活到二十七八岁，就去世了。
在“三反五反”以及“十年动乱”期间，外公遭受了很大冲击。数次批斗，侥幸大难不死，但也是精气全无，成一风中残枯的老叟。家中更是洗劫一空。好在外公意志坚定，心性达观，这些助他度过了艰难岁月。只是外婆去世后，对外公的打击沉重，数年未曾再娶。直至近十年后，才由旁人做媒，续娶了邻村一丧夫的女子为妻。外婆英年早逝，实为不幸，但是以外公的政治成分，假使她活着，将会遇到怎样的苦痛，也是可以预料到的。
外婆把小姨留在六安，舅公心里未必接受。此后，外公外婆数次写信、寄相片到六安，都未曾见到回音。据说，外公曾经托付一个在合肥当兵的老乡，打探他们的下落，得知小姨以及舅公一家，已经离开了纸伞厂，下放到了一个叫三十里铺郝家岗村的地方。外公外婆写信过去，依然杳无音信。
长江浩荡，如卷席一般将人的悲欢离合携去，不落痕迹。外婆，这个形象，一直顽强地在我的想象中扎根，虽未曾谋面，却倍感亲切。我懂事起，就从母亲和大姨的嘴里，陆续听到关于外婆的点滴。对于她们来说，所经验的外婆的记忆未尝不肤浅，更多的信息来自外公，以及同村的亲戚、邻居之口，她们又转述给我，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播下关于家族的种子，这种子，又将在我后一辈人的记忆里存活。我们中国人，不就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延续着生命的存在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