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的刺客（2）
但李鸿章还是意识到自己身边潜在的危险了。北洋水师基本建设完毕后，李鸿章为了展示清国水师的威力，给日本以武力震撼，先后两次派水师提督丁汝昌率领“定远”、“镇远”等舰抵日进行访问。第一次访问是1886年7月，北洋水师刚刚建成，丁汝昌即按李鸿章的要求带领6艘军舰访问日本。当清国的军舰到达日本长崎港后，日本国民近瞻龙旗飘扬、威风凛凛的巨舰，深受刺激，惊叹、羡慕、愤懑等复杂情绪一齐涌上心头。清国军舰在日本休整期间，一起事件更是深深地激怒了日本国民——由于北洋水师组建不久，士兵纪律松弛，水师官军还在日本酿成与当地警察的大规模械斗事件，双方各有死伤。事态在李鸿章的直接干预下没有进一步扩大，“定远”、“镇远”舰回国后，李鸿章下令北洋水师进行大规模整风。1891年，丁汝昌第二次率“定远”、“镇远”等6艘军舰访问日本，这一次，经过几年的整顿，北洋水师的军容军纪有了很大改变，日本《东京朝日新闻》当时这样描述道：登上军舰，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舰上的情景：以前来的时候，甲板上放着关羽像，乱七八糟的供香，其味难闻之极。甲板上散乱着吃剩的食物，水兵语言不整，不绝于耳。而今，不整齐的现象已荡然无存；关羽的像已撤去，烧香的味道也无影无踪，军纪大为改观。
水兵的体格也一望而知其强壮武勇……丁汝昌在旗舰“定远”号上招待了前来观光的日本议员。后来，参观过中国战舰的日本法制局长官尾崎三良写道：“巨炮四门，直径一尺，为我国所未有。清朝将领皆懂英语。同行观者在回京火车上谈论，谓中国毕竟已成大国，竟已装备如此优势之舰队。反观我国，仅有三四艘三四千吨巡洋舰，无法与彼相比。皆卷舌而惊恐不安。”
清国北洋水师的飞速发展以及两次来访给日本以强大的压力。在这样的情形下，建设一支足以对抗北洋水师的海军，成为了日本的最高使命。日本明治天皇发布诏敕，要不惜一切代价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日本国民纷纷捐款捐物，明治天皇自己即捐银60万两。正是在这样的动力下，日本完成了海军的扩展计划，其中包括专为对付北洋海军“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购买的“岩岛”、“松岛”、“桥立”3艘海防舰，向英国订造了当时世界上航速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等。到了甲午战争之前，日本的海军急速扩大，其快射炮以及船舰的行驶速度均超过了北洋水师。
相比之下，在中日海军竞赛的关键时期，北洋水师的建设却松懈下来。由于北洋海军看起来成军，以渤海湾为重点的防御体系已初步形成，加之慈禧太后的60大寿庆典、光绪皇帝大婚典礼、黄河河工等巨额开支，清政府的财政异常拮据。1891年，户部决定暂停南北洋购买外洋枪炮、船只、机器两年，将预算挪用于建颐和园。这一决策，使清国海军的发展停顿了下来，也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
日本穷兵黩武之际，在清廷内部，统治者正忙于权力斗争，一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老戏正在上演。
1889年，光绪年届十九，并已完婚。按照清朝惯例，光绪既然成人，慈禧就不便继续“训政”，于是，慈禧宣布“撤帘归政”，由光绪帝“亲政”。“亲政”和“训政”的不同之处在于，光绪可处理日常事务，逢重大事件，再请慈禧懿旨。
但这样的“度”是很难把握的，在具体过程中，时有一些微妙的摩擦。慈禧哪里肯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力呢？由于慈禧肆意干涉光绪的日常工作，与光绪接近的朝臣愤愤不平，光绪也郁郁不乐，不甘心于傀儡地位。于是，朝廷的大臣们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两派，一派是在光绪周围逐渐形成的并无正式组织的小集团；另一派大臣则团聚在慈禧周围，唯慈禧马首是瞻。时人称前者为“帝党”，后者为“后党”。“帝党”的核心人物是翁同，翁氏先后为同治、光绪老师，曾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他的主张是“尊王攘夷”。
在“帝党”中，除翁同之外，其他的都是一些“清流”人士，并无实权，他们好空谈，于事无补。在这场明争暗斗中，直隶总督李鸿章自然是双方争夺的目标，但李鸿章岂是一个随便可以争夺的人，李鸿章虽然赞赏“帝党”革新内政的主张，但他又不满帝党在“抵御外侮”中一味不顾实力的主战态度。在李鸿章看来，这种意气用事的主战，明显是目光短浅。而对于“后党”，李鸿章对于他们严重滞后的思维方式，拖拉而不思进取的效率又深感不满。
1894年是慈禧太后60大寿之年，阴历十月初十，是慈禧的生日。慈禧一心想举办盛大的生日庆典来为这个暮气沉沉的王朝“冲冲喜”，让列强领受天朝的威风。时间刚跨入新年，正月初一，慈禧就来了个“殊恩特沛”，把一班大臣都加官晋爵一番，以示普天同庆——李鸿章赏戴三眼花翎，儿子李经迈，被任命为员外郎……同时，慈禧指派首席军机大臣世铎“总办万寿庆典”。既然“老佛爷”想大操大办自己的生日，举国上下都跟着大动干戈，清廷更是忙碌起来，原先只是想把颐和园修缮一下，没想到一动工才发现，工程越来越大，预算一再突破。户部没有办法，最后不得不挪用原先准备给北洋水师更新武器弹药的600万两白银；李鸿章也不甘示弱，也挪用了以兴办水师为名从各地征集的钱款利息100多万两送给慈禧以解燃眉之急。这样的行为，用翁同的话来说，就是“用滦阳换万寿山，用渤海换昆明湖”，这算是李鸿章对慈禧前年在自己70大寿时赠送厚礼的“投桃报李”了。
新年刚过，李鸿章就直接预见了战争的不祥之兆。家门口的塘是最知深浅的了，对于李鸿章来说，北洋水师到底处于什么样的状况，战斗力怎样，李鸿章当然清晰不过。1894年5月，李鸿章再一次检阅了北洋海军，之后，忧心忡忡地向朝廷提出：“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新月异。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犹胜。
即日本蕞尔小邦，亦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1888年）北洋海军开办以来，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舰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李鸿章奏折中的担心终于言中了，朝廷刚刚收到李鸿章的奏折，这边，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叛乱”事件。当朝鲜国王请求清国出兵帮助镇压时，李鸿章听信了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只是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与此同时，日本却派出8000人的精锐之师赶赴朝鲜。双方的力量悬殊太大，清军一下子陷入了尴尬的地步。李鸿章这时候才猛醒过来，意识到事件的危急，他一方面紧急召见英、俄使节，想请两国出面斡旋避免战争，另外一方面，火速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
在此之前，日本就为日本兵伐朝鲜的“师出有名”埋下了套子——这样的苦果是李鸿章亲自酿成的。那一年，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亲赴天津，与李鸿章签署《天津条约》。当时，年轻的伊藤谦逊低调，而李中堂则倨傲自大，一派颐指气使。在日本的争取之下，《条约》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李鸿章向朝鲜派兵时通知了日方，而日本派出大批虎狼之师时，并没同李鸿章打一声招呼。
李鸿章实在不想打这一场战争，这当中的主要原因有，一是李鸿章明白，年底是慈禧太后的60大寿，慈禧兴致勃勃地想兴办一次盛大的庆典，迷信的西太后不想被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来搅局，想讨一个吉祥。二是清国国力羸弱，国民经济也在刚刚恢复之中。对日战争，从李鸿章掌握的情况来看，丝毫没有必胜的把握，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失败的可能性大大超过了胜利的可能性。李鸿章想把战局再推后几年，在他看来，这一场战斗纯属无把握之战，他不愿在这样的战斗中，过早地消耗自己的实力。三是李鸿章深知，如果要开战，充当主力的，也只会是自己的淮军和北洋水师，那些政敌们只会“坐山观虎斗”，李鸿章可不愿意自己的部队过早消耗。
李鸿章不想打，但清国另外一些人却一心想打这场战争。这当中的重要代表是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主要是光绪与他的老师户部尚书翁同。原因很简单，日本不是大英国大法兰西，如果日本人真的敢和地大物博的中国打仗的话，正好给了中国一个出出这些年受西洋人窝囊气的机会。光绪是为了心中的激奋，也是为了大清国的自尊。至于翁同，除了爱国热情以及书生意气之外，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那就是作为李鸿章的对头，他才不愿意看着李鸿章拼命地武装自己的部队，积极争取俸禄却不打仗。在翁同看来，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现在，无论怎么样，都应该来看看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到底是骡子还是马了。中国历史上的战与和就是这样充满着非理性。战与和，在表面的堂皇下面，总是有潜流与阴谋，在更多情况下，它是政治势力的干预，而不是真正的需要。于是，屡屡出现这样一种局面：战则失机，和则失策；从时间与地点上，战与和往往南辕北辙，在不该战的时候战，在不该和的时候和。一个在错误的时机下所诞生的正确决定，最终也无可奈何地变成错误。
战争爆发前夕，李鸿章还在上下奔波，想通过外交途径来避免战争。李鸿章希望争得西方各国的同情，给日本施压。
当俄国没有遵守替中国调停的约定后，李鸿章就转而请求美国和英国出面调停。纽约方面向日本提出双方谈判的照会后，日本坚决地拒绝了。伦敦方面事先未曾料到事态发展如此之快，一时也找不到适当的对策，左右为难。经过商议，英国出面提出了一项温和的、双方都不得罪的建议：
呼吁中、日双方同时撤军，并在朝鲜京城周围建立一个中立地带。日本又拒绝了英国的建议，那是因为他们对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成竹于胸。希望彻底落空了的李鸿章，同时又延误了清国在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直到和平解决的希望彻底破灭，李鸿章才不得不下令向朝鲜增援。
夏天是太平洋季风来临的时候，中日甲午战争，同样以不可逆转的风雨之势扑面而来。
伤心与耻辱（1）
1894年7月25日，日本军舰在丰岛海面不宣而战，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消息传来之时，李鸿章知道命运躲不过了，战争不可避免地爆发了。8月1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李鸿章被任命为清军的最高统帅。第二天，圣旨又下，李鸿章被暂停穿黄马褂和戴三眼翎的资格，最高统帅的位置不变。朝廷这一举措，可以看作是对李鸿章前一段工作的不满，也是对李鸿章的警示和激励，希望李鸿章振作起来，在战争进程中有一个良好表现，以重新取得穿黄马褂的殊荣。
战争从一开始就朝着李鸿章最不愿看到的局面直转而下。因为准备仓促，战争自开局时起就陷入了被动。李鸿章曾数次致电刘铭传，让他出任前线主帅，但刘铭传以身体状况为由，拒绝了李鸿章的安排。刘铭传的不愿担当，使得清军在前线一直没有主帅，各部队之间缺乏统一调度。9月15日，平壤之战打响，双方分别投入约17000兵力，分大同江南岸、平壤玄武门外、平壤城西南3个战场展开厮杀。清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李鸿章的淮军旧部、统帅叶志超贪生怕死，下令停止抵抗，全面撤退。日本占领朝鲜全境。当叶志超和他的部队在6天内狂奔500里，渡鸭绿江回国时，后方指挥战斗的李鸿章竟一直得不到确切情报，更谈不上及时阻止和指挥了。当光绪询问战事进展时，一无所知的李鸿章不得不跟光绪打起了马虎眼，说叶志超在牙山一带打死了日军1000多人。当李鸿章随后得到叶志超逃跑的消息后，大惊失色，严令叶志超不准再退，否则军法从事。
接下来对李鸿章最大的打击就是“黄海大战”了。9月17日，中日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双方摆开阵势，展开决战；北洋舰队投入战舰10艘，日本战舰投入12艘。战斗持续5个小时，结果清国军舰沉没4艘。北洋水师致远号管带邓汝昌负伤力战，致远号在遭受重创的情况下，开足马力，力图撞沉日方先锋舰吉野号，不幸中敌鱼雷，随全舰绝大部分官兵牺牲。经远号管带林永升、定远号管带刘步蟾、镇远号管带林泰曾皆奋力苦战，重创日旗舰松岛号。
“黄海大战”的战败，使得清国丧失了制海权，在这场立体的战争中，已呈颓势。紧接着，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接连激烈交战，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日军以摧枯拉朽的方式进入中国境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