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
一
在这部小说的开头，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一个靠稿费生活的人。说好听了是个专业作家，但没什么名气。
没什么名气的作家说难听点叫做无业游民。从很年轻时我就这样无业。除了发表过几个中、短篇小说之外一无所成。当然还写散文。直到前年有个在出版社工作的朋友提升做了编辑室主任，想提携我把那些小说和散文集成一个小册子发表，使我兴奋了很久。后终因征订数量太少出版社实在赔不起而未能付梓。还有大大前年我写了一个反映新疆维汉两族青年爱情题材的电影剧本，被一位导演选中，但在电影厂的审查中认为有些情节违反了少数民族政策，如果拍成片子恐怕会引起穆斯林的抗议，遂遭枪毙。总之这么多年就如此浪掷光阴。幸喜目前还有几个杂志和晚报封我为专栏作家，允许在报屁股上定期发表些豆腐块文章，聊以糊口。
前不久一个杂志约我写一个音乐家的专访。那音乐家早先是乐队的指挥，后来提升做了乐团的团长。我对他的采访连寒暄喝茶在内大概不到一个小时，无非是请他谈谈经历学业，留意记下他的多年以前的两部作品的名字，然后问问他对当前音乐的看法和对未来音乐的展望，以及他的个人爱好，如此等等。写这类八股式的专访对我来说早已驾轻就熟，用一个路数和模式，套不同姓氏和职业即可。音乐家和我聊得兴起，说我很懂音乐，算是个知音。起身告辞的时候，音乐家正好也要外出，执意要用来接他的一辆桑塔纳送我一程。在车里我问他当领导和搞音乐指挥更喜欢哪个，他说当然更喜欢后者。“要不是当这个劳什子团长，我还背不上那个处分呢。”音乐家的口气虽然轻松，但仍然使我觉得诧异，“您是著名的音乐家，谁处分您？”
“怎么，你不知道？我这档子倒霉事在音乐界可算是无人不晓。”音乐家自嘲地笑笑。原来多年以来他的乐团一直保留着一把十七世纪的意大利纳格希尼小提琴，目前在中国仅存一把，绝对是价值连城的国宝，几年前突然不翼而飞，被人偷带出国，后经公安机关和国际刑警通力合作，才得以完璧归赵。音乐家作为乐团的领导，当时被上级课以记过处分，处分材料还进了个人档案。
“还好，据说小提琴是从香港被追回来的，幸亏没走远。”
毕竟已经事过境迁，音乐家此时的神态已显得有些超然。档案中的这点记录在今天的时代对他也算不上什么负载。做一个单纯的音乐指挥固然无官一身轻，但做领导也有做领导的实惠，至少还能有辆桑塔纳作为代步的专车呢。
这事过去几个月后，几个朋友合谋写一部反映刑警生活的电视连续剧，拉我入伙。我对警察生活一无所知，从小到大，甚至没进过一次派出所。然而朋友盛情相邀，又是出名赚钱的好事，却之颇有些不识抬举。情急之中想起音乐家讲起过的关于意大利小提琴失而复得的故事，感到颇有传奇色彩，值得一写。想想外国惊险电影中的种种细节，觉得完全可以套用在这个故事上，于是便一口应承下来。
后来知道参加这个系列剧创作的，竟有七八人之多，每人各写一个独立故事。听听这七八个名字，在文学界都可算不同凡响，不由暗自惶恐，心想与名人为伍，又是自己陌生的题材，相形之下，难免技拙。因此不敢漫不经心，急来抱佛脚地托熟人求到一位公安系统的干部，向他打听是否知道这个小提琴案的一点细节。那人在公安部某局当副处长，也听说过这个案子（足见确是大案名案），但细节不知。他给我写了一张两寸宽的条子，要我去找市公安局某处的处长，说在某次会议上和他曾有一面之交，知道他曾主管过这个案件的工作，细节一定知道很多。
条子装在一个信封里，信封上写着地址和那处长的名字。处长叫伍立昌，听上去很威武也很斯文，但当我在那机关的传达室把条子像介绍信一样递上去以后，足足等了一个多小时没能得到接见。愤怒之余想象这位伍立昌大概官气十足。不过我听说在公安局当一个处长，确实比其他机关里的处长要威风许多的。
看传达室的是个老头儿，原先也是公安局的干部，退休以后来这里拿补差的。这种侦查机关往来访客的人不多，传达室比较清静。老头儿闲得无聊，就与我侃山，说到这个案子，竟也知晓一二。他劝我不要再等处长召见，“伍处长现在是正处长了，太忙，就算见你也顶多五分钟的事儿。再说案子上的事，说多了就是泄密，他不会跟你说什么的。”
“那怎么办呢，找别人行不行？”我求教道，“您看还有谁能提供点情况？”
老头儿想了想，扭脸问一个进来取报纸的干部模样的老同志知道不知道吕月月现在去了什么地方。那老同志说好像到什么皇族夜总会去了，然后又反问老头儿你这个老不正经的找吕月月想干什么。老头儿说不是我找是有人想找，我给他介绍去。那个人瞥了我一眼，没再说话。老头儿告诉我那个叫吕月月的是个女的，原先也是这儿的警察，好像参加过那案子的工作。“你可以去问问她，反正她已经调出公安局了，说说这事也许没什么顾虑。”
我记下那夜总会的名字，笑着问老头儿干警察是不是太清苦，怎么都辞职跑到歌厅挣小费去了。老头儿说不是，听说那女的是犯了生活作风的错误给我们这儿开除的，还听说那女的以前上大学时在男女关系方面就挺臭。老头儿说以他的经验女的要是有了这种瘾的话那就没救了，那就改不了啦。
我也有同感，但无兴趣与他共鸣。告辞出来时听到身后那老同志建议老头儿再去谋个“拉皮条”的第二职业。老头儿急着解释，老同志笑着说你别紧张反正越描越黑。
当天晚上我去了皇族夜总会，是个很大很繁华的去处。老板好像是珠海的要不就是广州深圳一带的大款。夜总会的装饰免不了几分港式的浮华，多少有点穷人乍富的味道。我进去时才八点钟，尚不到上客的钟点。KTV包房外的走廊上，美女如云。早知道歌厅这行业就是靠这些漂亮的女招待作为摇钱树的，身临其境，竟有初逛妓馆般的胆怯。一个妈妈桑过来寒暄，示意我里边请。我问这里有没有一个叫吕月月的小姐。妈妈桑说对不起先生，我们这里老板规定，营业时间小姐是不会客的。我只好找了个座位坐下来，并且叫了一杯昂贵得令人咋舌的橙汁。妈妈桑这才答应到后面看一看，说如果吕小姐来了就让她到这边陪我。
几分钟后吕小姐果然来了，高高的，瘦瘦的，一张脸比我的想象要漂亮得多，从皮肤上看至多只有二十来岁的样子，妆化得很淡，表情也很淡，初打照面只是微笑一下，言不由衷地客套几句，便在我对面坐下来。
“先生贵姓？”
“啊，免贵，姓海。”
“大海的海？有这姓？”
“百家姓里没有。”
“海先生认识我？”
“不，听人说起过。”
吕月月漫不经心地冷笑一下，“噢？还有人记着我？我还以为我早消失了。”
我也笑笑：“你这么年轻漂亮，想必除我之外，不乏慕名而来者。”
吕月月对这种大概听腻了的恭维并没什么反应，漫不经心地说：“您也是慕名而来吗？那，不请我喝点什么？”
“可以，”我说，“你喝什么，我请客。”
吕月月回一下头，甚至没有等她说什么，早等在身后的服务生很快端上一杯洋酒。吕月月冲我举了一下杯子，一口下去，喝掉大半。脸不变色心不跳地说：“海先生喜欢唱什么歌，我来帮你点。”
我告诉她我不会唱歌，来这里主要想找她打听一下她过去接触过的一件事情。在我说话的时候，吕月月喝干了杯里的残酒，回头招呼一下，服务生俄顷又奉上一杯，这下我才猛省这八成就是歌厅的宰人之道。我忍不住停住话头提醒道：“小姐别喝多了，年轻轻的别伤了身体。”吕月月半笑不笑地呷着酒，说没事。
我看着酒杯里迅速减少的洋酒，也加快了自己说话的速度。
“吕小姐，你现在上班陪我聊天不方便，我们能不能另外约个时间谈？”
“没事，我上班就是陪客人聊天。”
“是，是，我知道，但我想，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住哪儿，或者给我个电话，我换个时间再找你，或者你什么时候有空，我请你去吃饭。”
吕月月看着杯中琥珀色的酒，慢吞吞地说：“怎么，刚喝这么两杯酒，就想要我电话？你要找我尽管到这儿来，我天天在。”
我说：“你误会了，我只是想问你一件事，你抽一个小时就行，哪怕半个小时也好。”
“你想问什么事能告诉我吗？”
“呃——关于一把意大利小提琴的事。”
吕月月霍然变色，直瞪瞪地看住我，半晌才问：“请问海先生是做什么的？”
“我？”我犹豫一下，不知该怎样介绍自己。“我就算是个作家吧，最近我想写个电视剧，以前乐团的朋友和我说起过这把小提琴的故事，我觉得这题材很可写，但需要补充一点故事的细节，所以特来请教你。”
吕月月的脸色不似刚才那么紧张了，但她还是推开酒杯，冷冷地站起来。
“我身体不舒服，失陪了。”
她头也不回地走了，我茫然不知所措地坐在沙发里。又一个小姐甜蜜蜜地凑过来，非要帮我点歌，我摇摇头，起身离开了夜总会。
从进到出不过半个小时，夜总会的最低消费加上两杯轩尼诗XO，我身上的钱被洗劫一空。
二
那个晚上我始终未能入眠，绝不是因为几百块钱的破费，而是脑子里总是飘忽着这个女孩儿的面孔和她的高高的身影。她的美丽，她的冷傲，她的警察的经历和她的沉沦的现状，织成了一个难解的谜。对于意大利小提琴的好奇似乎已经完全被这女孩儿的神秘所代替。我用了很长时间仔细回想她的眼睛，那目光究竟代表了什么？那双眼睛的美丽端庄和冰冷无神本身就能构成一个传奇或一部童话。第二天天明时我鼓足勇气断定——最有机会翻开这部传奇或这部童话的人，那就是我！
接下去我做了整整一天的策划。设计了多种方案以接近吕月月并争取到她的好感。我想她离开公安局肯定是不光彩和不愉快的，以致她现在如此反感和回避有关那段公安生活的一切回忆，假使与她再次交谈，肯定不能再说小提琴了。但我们素不相识，怎样才能消除她的戒心和顾虑？多年的采访写作生活给我的智慧到此时几乎彻底萎缩，我简直想象不出还有什么能让她感兴趣的话题。
第二天晚上我再次去了皇族夜总会。因为我知道在那种歌舞世界的嘈杂气氛中，是不可能与吕月月安静地进入一个她本来十分敏感的话题的，也因为我自己囊中羞涩，实在不堪承受“皇族”的消费，所以我是等到夜里一点钟夜总会快下班的时候去的。我把自行车放在路边的树下，然后守在夜总会的门前等候。
那天从下午开始天便大雪，没有风天并不冷，雪无声地落下，又无声地化，街上湿漉漉的，有些泥泞。快两点钟的时候，陆陆续续能看到一些皮衣貂领的男女从夜总会里醉步出来，坐上小汽车嬉笑着走了。午夜两点钟以后，开始有夜总会的员工下班，我瞪大眼睛寻找那个高个子女孩。意料之外的是，下了班的小姐们大多是有朋友用小车来接的。几个夜总会的男员工簇拥着一个小头目模样的人，大声吆喝着要去“宵夜”，打着两辆“面的”走了。夜总会门前随后就静下来。我疑疑惑惑地徘徊着，身上似已被雪沁透，不住地打抖，心里却在幻想着还会有人出来。又想自己如此寒酸，如此不识行情，吕月月就算这会儿出来了，这种金枝玉叶的小姐能在大雪天让我骑车带着她回家吗？我很泄气。
夜总会的门响了一下，终于又有一个人出来了。果然是她，我没看清眉目，只凭直觉便果断认出。因为下雪，因为看见刚才不少小姐全有车接，我此时不由畏畏缩缩左顾右盼，夜总会前除了尚有两部“面的”还侥幸地等在街边外，已看不到人影。我鼓起勇气上前，叫了她一声：
“吕小姐！”
她并没有站住，侧身看了我一眼，迟迟疑疑地辨认着，脚步继续向路边的“面的”走去。我又叫：
“吕月月，你不认得我了？”
“谁呀？”吕月月终于站住了，她看见我朝她走过来。
“我姓海，昨天还和你聊过天的。”
“对不起，我记不得您了。您今天来这儿玩吗？”吕月月敷衍着。
“没有，”我说，“我一直在门口等你。”
“找我有事吗？”吕月月的口气已明显不耐烦，她大概把我看作一个想吃天鹅肉的癞蛤蟆了。
“呃，没什么急事。”此时的环境、我自己的心情及吕月月的反应，都与我白天的设想大相径庭，所以预先设计好的问话和答话全部作废，我口齿不清地说：“我，也没什么急事，我就是想跟你约个时间，有些事还是想请您……”
“对不起，我得走了。”吕月月的脸在路灯下惨白惨白的，她很不客气地打断我，“我不认识你。”
我绝望地想再解释一句：“你别害怕，我绝没有任何恶意。”
吕月月带着急于摆脱我的烦躁，说：“你有没有恶意跟我没关系，我们又不认识。”
她转身上了“面的”，“面的”开走了。最后一辆留在路边的“面的”司机把头探出来招呼我，“咳，要车吗？”我摇摇头。司机骂了句什么，也开走了。
只剩下了我，还有树下歪靠着的一辆自行车。马路上肮脏不堪的车轮的泥印，在黄黄的街灯下，抖动着杂乱的反光。
那天下半夜起了寒流，下了重霜。清晨时，整个儿北京的马路都被化雪冻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