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要郑重其事，小心提防，但是真诚地说：“莱兰？你好，见到你真高兴。”但是我没有来得及说这话，那个提购物袋的叫花婆就提高她的嗓音嚷嚷道：“哦，我的上帝！瓦尔特·斯代布克！真的是你吗？”我不打算在书上重复她的口音。
我以为她是个疯子，不论克留斯叫我什么名字，她都会鹦鹉学舌。要是他叫我“笨伯·笨蛋”，她也会叫道：“哦，我的上帝！笨伯·笨蛋！真的是你吗？”
如今她开始把购物袋斜靠在我腿上，好像我是个消防水龙头一样方便的东西似的。一共有六只口袋，我以后有时间慢慢观察，都是市里最豪华的商店的口袋——亨利·本台尔公司的、铁夫尼公司的[1]、斯隆公司的、伯格道夫·古德曼公司的、布鲁明代尔公司的、阿伯克隆比和菲奇公司的。附带说一句，这些公司除了即将破产的阿伯克隆比和菲奇公司以外，都是拉姆杰克集团的附属公司。她的包里大部分是从垃圾箱里捡来的破烂，她最值钱的财物则塞在鞋底里。
我想不去理她，即使她用购物袋把我围住，我也把眼光对着莱兰·克留斯的脸。“你的气色很好。”我说。
“我的感觉良好，”他说，“莎拉也是这样，你一定很高兴知道。”
“我很高兴听到，”我说，“她是个好姑娘。”当然，莎拉早已不是个姑娘了。
克留斯告诉我，她仍在做看护工作，不过只做半天。
“我很高兴。”我说。
我很吃惊地发现，大楼屋檐上的一只病蝙蝠摔了下来，掉到了我的手上。原来是那个提购物袋的叫花婆用她肮脏的小手抓住了我的手腕。
“这位是你的太太吗？”他问。
“我的什么？”我说。他以为我的境况潦倒得与这个可怕的女人是一对夫妻！“我根本不认识她！”我说。
“唉，瓦尔特，瓦尔特，瓦尔特！”她呻吟道，“你怎么可以这么说？”
我把她的手甩开。可是我刚回头要同克留斯讲话，她又抓住了我的手腕。
“权当她不在这里，”我说，“这真是发疯了。我同她毫无关系，我不允许她破坏这个宝贵的时刻。”
“唉，瓦尔特，瓦尔特，瓦尔特！”她说，“你怎么啦，你不是我认识的那个瓦尔特·斯代布克了。”
“不错，”我说，“因为你从来不认识瓦尔特·斯代布克，而这位先生却认识。”于是我对克留斯说：“我想你也知道我自己也蹲过牢。”
“是的，”他说，“莎拉和我感到很难过。”
“我是昨天早上才放出来的。”我说。
“你以后的日子不好过，”他说，“有没有人照顾你？”
“我会照顾你，瓦尔特。”提购物袋的叫花婆说。她靠得我更紧了一些，热情地对我说这话，她身上的体臭和嘴上的口臭熏得我透不过气来。她的口臭不仅由于坏牙，也是由于花生油的气味所造成的，这是我后来发现的：多年以来她除了花生酱以外什么也不吃。
“你谁都照顾不了。”我对她说。
“唉——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你会大吃一惊的。”她说。
“莱兰，”我说，“我要向你说的事，如今我也知道蹲牢是什么滋味了，我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把你送进了监牢。”
“是啊，”他说，“莎拉和我常常谈起我们最想同你说的话。”
“那是什么？”我说。
“那是：”他说，“‘多谢你，瓦尔特。我去蹲牢是我和莎拉遇到的最好的事。’我不是开玩笑。凭良心说，真的。”
我感到惊异不已。“这怎么可能呢？”我问。
“因为生活应该是一场考验，”他说，“要是我的生活照以前那样过下去，我到了天堂也不知道有什么解决不了的困难要解决。圣彼得会这样对我说：‘你算是白活了，我的孩子。谁能说得准你是怎么样的一号人呢？’”
“原来如此。”我说。
“莎拉和我不仅有爱情，”他说，“而且我们的爱情经受了最艰苦的考验。”
“这话很动听。”我说。
“要是你能看到，那就好了，”他说，“你什么时候能来一起吃晚饭吗？”
“我想可以吧。”我说。
“你住在哪里？”他问。
“阿拉巴霍酒店。”我说。
“我以为那家旅馆他们早已拆掉了。”他说。
“没有。”我说。
“我们会写信给你的。”他说。
“我等着。”我说。
“你会看到，”他说，“在物质方面，我们一无所有，不过我们在物质方面也一无所求。”
“说得有理。”我说。
“不过我要说的是，”他说，“我们吃的不错。你大概还记得，莎拉很会烧菜。”
“我记得。”我说。
如今那个提购物袋的叫花婆第一次提出了证据，表明她的确是认识我的：“你们说的是莎拉·威亚特，是不是？”
我们听了一时说不出话来，陷入了沉默，尽管周围仍很喧嚣。因为克留斯和我都没有提到莎拉娘家的姓。
我终于满腹疑惧地问她：“你是怎么知道的？”
她的神态狡猾、娇嗔起来：“你认为我不知道你一直在我背后同她胡搞？”
有了这些提示，我不再需要猜想，也就知道她是谁了。我在哈佛第四年时曾经同她睡过觉，不过当时仍邀请守身如玉的莎拉·威亚特去参加舞会、音乐会、运动会。
她是我爱过的四个女人之一。她是我与之发生成熟的性关系的第一个女人。
她就是玛丽·凯塞琳·奥朗尼！
注释：
[1]铁夫尼公司（Tiffany's）：现译作蒂芙尼，位于纽约的高级珠宝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