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凯塞琳·奥朗尼当然就是那个神话般人物杰克·格拉汉姆夫人，拉姆杰克集团的控股人。她把印台和纸笔藏在篮球鞋里，那双球鞋就是她的银行保险箱，没有谁能在不弄醒她的情况下脱下那鞋的。
她后来硬说她在电梯里已经告诉我她的身份了。
我只能这么回答她：“玛丽·凯塞琳，要是我听到过你这么说，我一定会记得的。”
要是我知道她是谁，她的关于别人要割掉她的手的话听起来就有些道理了。凡是能够弄到她的手的人就可以把她的手腌起来，把身体扔掉，用她的手指控制拉姆杰克集团。怪不得她总是到处躲藏，怪不得她在任何地方都不肯泄露她的真实身份。
怪不得她对谁都不信任。在咱们这个地球上，金钱重于一切，哪怕是最和善可亲的人也很可能突然中了邪，财迷心窍，要谋害她，好让自己亲人生活得优哉游哉，这事一刹那就可以做到——随着时间的转移，很容易就给忘了。日月如箭，时光似梭啊。
她的身躯是那么瘦小羸弱，把她宰了，割下手来，不会比一所机械化养鸡场一天宰一万只鸡更可怕。拉姆杰克集团当然拥有桑德斯上校肯塔基烤鸡联号[1]。我到现场看到过这种宰鸡的工作。
关于我在电梯里没有听到她说过她就是杰克·格拉汉姆的事，我只记得在电梯上升到顶层时我的耳朵因为突然升高的缘故出了毛病，我们一下子上升了一千英尺，中途没有停顿。此外，不管是不是暂时失聪，我当时都开启了自动谈话装备。我根本没有在想她说了些什么，或者我自己说了些什么。我只在想，我们俩都处于人类社会的主流之外，我们所能做的就只有用动物的声音互相安慰了。我记得她曾经说，她拥有华道夫·阿斯托里亚大酒店，我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我很高兴。”我说。因此，我挨着她在竖琴陈列室的长凳上坐下，她以为我已有了有关她的一个重要情报，其实则不然。与此同时，台尔马·柏尔却在打电话给警察，还把桃丽斯也派了出去，说是去买咖啡，实际上是到街上去找警察。
结果真不巧，就在离这儿三个街口远的联合国大厦附近的公园里发生了一场骚乱。警察都到那里去了。失业的白人青年在那里用棒球棍殴打他们认为是同性恋的人。他们把一个人扔进了东河，结果那人是斯里兰卡的财政部部长！
我后来在警察局遇到了几个这样的青年，他们大概也以为我是个同性恋者。其中一个解开裤子对我说：“喂，老爷子，你要吗？来吧，来吧！”我要说的是，警察一时来不了，几乎有一小时，因此玛丽·凯塞琳有机会作一次长谈。她在这里感到安全，她就不装疯卖傻了。
那是很感人的。只有她的身体衰老了，她的声音和它所表示的精神还是属于原来的她——一个乐观的十八岁姑娘。
“大家都会有好日子过了，”她在美国竖琴公司陈列室对我说，“我一直有预感，事情最后终会这样解决的。一切都会顺利解决的。”
她的心地多么好！我爱过的四个女人的心地都是那么好！在我算是与玛丽·凯塞琳同居的几个月中，她读了我作为哈佛大学学生读过的或假装读过的全部书籍。对我来说读这些书是苦差事，可是在玛丽·凯塞琳来说却是一顿丰盛的筵席。她读起我的书来就像一个年轻的吃人肉的生番大口吞噬勇敢的敌人的心房一样。这些书的精华都成了她的了。她有一次谈到我的藏书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书，由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大学里，教给世界上最聪明的学生。”
天下太平。
你就把我的妻子露斯同玛丽·凯塞琳相比较吧。露斯是死亡营里的奥菲莉娅。她认为即使最聪明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们把心里的想法说出来，结果只会把事情弄得更糟糕。设立死亡营的，毕竟也是思想家呀。设立死亡营，铺上铁路支线，让焚尸炉日夜开工，这不是一个笨蛋所能做到的。笨蛋也解释不了，为什么死亡营归根结底说来还是人道的。
天下太平。
因此我和玛丽·凯塞琳就在那些竖琴堆里。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些竖琴的形状都很奇怪，与露斯在和平时期所设想的文明相差无几——希腊式圆柱和达·芬奇飞行器的荒诞结合。
附带地提一句，竖琴是一种跟自己过不去的东西。我后来在拉姆杰克集团做了竖琴生意以后，希望美国竖琴公司的资产中会有一些好的旧琴可以与斯特拉迪瓦利制的小提琴和阿马蒂斯公司出品的小提琴相媲美。这个梦想却毫无实现的可能。竖琴的弦要绷得很紧，绷紧之后，不好再放松，因此过了五十年就不能弹奏了，只好扔在垃圾堆里或放在博物馆中。
对于啭鸟我也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发现。它们是属于一种只有在被逮住关了起来以后才会有好习惯的鸟类。你大概以为竖琴得蒙上套子，以免啭鸟拉屎掉在上面——一点也用不着！啭鸟在到处放着的茶杯里拉屎。显然，要是在大自然状态，他们就会拉在别的鸟类的巢里。它们以为茶杯就是别的鸟类的巢。
活到老学到老！
我和玛丽·凯塞琳在这许多竖琴堆里交谈着，头上有啭鸟在飞，外面有警察追踪前来。“我的丈夫死后，瓦尔特，”她说，“我很悲伤，就酗起酒来。”那个丈夫想必是杰克·格拉汉姆，那个创办拉姆杰克集团的离群索居的工程师。他并不是白手起家创办那家公司的。他一生下来就是亿万豪富。不过，当然，她说的也可能是一个管子工，或者卡车司机，或者大学教授，或者任何人。
她说曾经到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一家私人疗养院去做震荡治疗，把她从一千九百三十五年到一千九百五十五年的记忆全部抹掉了。这就不难了解她为什么仍能信得过我。我把她无情地丢掉的事，后来又把莱兰·克留斯出卖的事，她都统统忘掉了。她以为我仍是一千九百三十五年的那个热情的理想主义者。她不知道我在“水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大家都不知道我在“水门事件”中扮演的角色。
“我必须编造许多记忆，”她继续说，“只是为了填补这些空白点。我知道发生了一场大战，我还记得你是多么痛恨法西斯主义。所以在我的记忆里，我曾经在什么地方的一个海滩上看到过你，你穿着军装，背上还挂着步枪，海水轻轻地冲洗着你。你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瓦尔特，因为你已经死了，你的眼睛直呆呆地瞪着太阳。”
我们相对无言地过了一会儿。一只黄色啭鸟在我们头顶高处叫得好像它的心都快要碎了。啭鸟的叫声单调得出奇，我是第一个发现的。我不想冒着让我失去整个故事可信性的危险，去吹捧啭鸟的歌声可以和波士顿流行歌曲乐队比美。但是话仍得说回来，啭鸟的歌声的确能够表示心碎是有多么难受的，当然，是在一定限度之内。
“我自己也有过同样的梦，”我说，“玛丽·凯塞琳，我好多次希望这是真的。”
“不！不！不！”她表示不同意，“谢谢上帝，你还活着！谢谢上帝，还有个忧国忧民的人活着。瓦尔特，我在这座城市里已流浪了好多年了，心里想：‘那些忧国忧民的人都已死了。’可你却出现了。”
“玛丽·凯塞琳，”我说，“你应该知道，我刚刚出监狱。”
“那有什么关系！”她说，“好人总是在进监狱。唉，谢谢上帝，你还活着！咱们一起来改造这个国家，改造这个世界吧。瓦尔特，这事我一个人干不了。”
“是啊——我也认为干不了。”我说。
“我只是勉强活着，”她说，“除了勉强活着，我什么事也干不了。我就是这么孤苦伶仃，我不需要很多帮助，不过我的确需要一些帮助。”
“我明白这其中的困难。”我说。
“我的眼力虽然不行了，但是要是把字写得大一些，我还是能够写的，”她说，“但是我的眼睛没法再看清楚报纸上的消息了。”她说她曾经溜到酒吧、百货店、汽车旅馆去听电视新闻，可是那些电视机从来不播新闻节目。有时她偶尔在别人的手提收音机里听到一鳞半爪的新闻，但收音机主人一听到新闻节目就立刻把电台拔到音乐节目上去。我想起了那天早上听到的警犬吃掉孩子的消息，就告诉她不听也罢，她也没有太多损失。
“要是我不知道世界大事，”她说，“我怎么能做出合情合理的计划来呢？”
“那确实不行。”我说。
“我怎么能根据音乐节目《劳伦斯·韦尔克》、电视节目《芝麻街》和《全家福》制定革命计划呢？”她说。这些节目都是拉姆杰克集团主办的。
“你当然不能够。”我说。
“我需要确凿可靠的情报。”她说。
“你当然需要，”我说，“我们都需要。”
“这都是些废话，”她说，“我在垃圾筒里捡到了这本叫《人物》的杂志，但说的不是人物，而是废话。”
这一切在我看来都很悲哀。一个提着购货袋的叫花婆希望根据报刊电台告诉她关于世界大事的情报，来计划她在市里流浪和捡破烂的活动。
她也觉得很悲哀。“杰基·奥纳西斯和弗兰克·辛纳特拉，还有饼干大王和阿契·本克都拍了电影，”她说，“因此我研究他们干了些什么，决定玛丽·凯塞琳·奥朗尼也该干什么。”
“可是如今我有了你，”她说，“你就可以充当我的耳目——给我出主意了！”
“充当你的耳目，也许还可以，”我说，“在出主意想办法方面，我可没有什么成就。”
“唉，要是肯尼思·惠斯勒也还活着就好了。”她说。
她还不如说：“要是唐老鸭也还活着就好了。”肯尼思·惠斯勒是我以前崇拜的一个劳工领袖。可是如今我对他已毫无崇敬之意了，已有多年没有想到他了。
“我们三个人在一起那就太棒了，”她继续说，“你、我，还有肯尼思·惠斯勒。”
惠斯勒要是在一千九百四十一年里的肯塔基煤矿爆炸事件没有死，如今大概也是个瘪三了。他一直坚持在当劳工领袖时也当一个普通工人，看到今天的工会领袖，一定会觉得他们娇嫩柔软、白里透红的手掌是不能容忍的。我同他握过手，他的手掌让人觉得像鳄鱼背一样。他脸上的皱纹里嵌了很多煤灰，就像文在身上的黑色花纹一样。奇怪的是他也是哈佛出身——一千九百二十一年的。
“好吧，”玛丽·凯塞琳说，“至少还有咱俩——现在咱们就开始采取行动吧。”
“你有什么建议，我都是乐于接受的。”我说。
“也许不值得做。”她说。
她指的是把美国人民从他们的经济制度下拯救出来，但我以为她指的是一般的人生。因此我提到一般的人生也有值得的，但似乎太长了一些。例如，要是我眉间中了法西斯的枪弹而死在海滩上，那我的一生就很杰出了。
“也许现在已经没有好人了，”她说，“我觉得他们都很卑鄙。他们不像大萧条时期那样了，我再也看不到有人和善待人了。甚至没有人愿意同我说话。”
她问我在什么地方见到过善良的举动没有。我想了一会儿，发现打从出狱以后遇到的几乎都是好心的事。我告诉了她。
“还有我的长相。”她说。肯定如此，大多数人能看得下去的丑相是有一定限度的，玛丽·凯塞琳和她的所有叫花姐妹们超过了这个限度。她很热切地想知道我所遇到的一桩桩好心事，以求证实美国人仍是好心肠的。因此我很乐意告诉她我重获自由后二十四小时中的遭遇，以狱卒克莱德·卡特对我的好心开始，接着是供养科职员兼科幻小说家鲍伯·范德医生，然后当然是克利夫兰·劳伊斯让我搭他的高级轿车。
玛丽·凯塞琳听了惊叹不已，重复着他们的姓名好牢牢记住。“他们是圣徒！”她说，“原来如今世界上还有圣徒！”
受到了这样的鼓励，我又添油加醋地谈到阿拉巴霍酒店夜班职员以色列·埃德尔对我的款待，第二天早上罗耶尔顿酒店咖啡馆里的职工对我的款待。我无法把老板的名字告诉她，只能形容一下他同旁人在外表上的不同。“他的手被油烫坏了。”我说。
“一只手被油烫坏了的圣徒。”她惊讶地说。
“不错，”我说，“而且你自己也看到了一个我以为与我不共戴天的仇人，就是那个提着样品箱的蓝色眼珠的高个子。你已经听到他说他已经原谅了我的过错，还邀我去同他一起吃饭。”
“请把他的名字再告诉我一遍。”她说。
“莱兰·克留斯，”我说。
“圣徒莱兰·克留斯，”她崇敬地说，“你瞧，你今天已经帮了我多大的忙！要是我自己，是永远不可能发现这些好人的。”接着她表演了一个记忆法上的小奇迹——按先后次序逐一把所有姓名重复一遍。“克莱德·卡特、鲍伯·范德医生、克利夫兰·劳伊斯、以色列·埃德尔、一只手给烫坏了的人和莱兰·克留斯。”
玛丽·凯塞琳脱掉了一只篮球鞋，不是放印台、纸笔、遗嘱的一只。她脱下的那只鞋里塞满了有纪念意义的东西。我上面已经说过，有我写的虚伪的情书。但是她特别热心地要我看一张她的“我最喜欢的两个人”的照片。这是我一度崇拜的人，哈佛大学出身的劳工组织者肯尼思·惠斯勒在同一个傻样的矮小大学生握手的照片。那个大学生就是我，我的招风耳像个大奖杯。
这时警察终于噔噔噔地来逮我了。
“我会救你的，瓦尔特，”玛丽·凯塞琳说，“以后咱们再一起来拯救世界。”
说实话，我能摆脱她反而觉得好过一些。我装出不愿离开的样子。“多多保重自己，玛丽·凯塞琳，”我说，“看来咱们得说再见了。”
注释：
[1]桑德斯上校肯塔基烤鸡联号（Colonel Sanders Kentucky Fried Chicken）：即肯德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