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怎么的忘记了告诉他，我已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
如今他发现了这一点。他先到我在亚当楼的宿舍区找我，有人告诉他可以在《进步报》找到我。他再到《进步报》，弄清楚了这是怎么样的一份刊物，而且我是其中的合编者之一。如今他就臂下夹着一份报纸站在门外。
我非常镇静，刚刚放光了精液就有这样的奇效。
玛丽·凯塞琳遵从我手臂发出的无声信号，躲到洗澡间里。我披上了一件原来属于冯·斯屈里兹的寝袍。这是他从所罗门群岛带回来的，似乎是小木片做的，领子上和袖口上都有羽毛装饰。
我拉开门，向麦康老先生（他当时六十出头）说“请进，请进”时，就是这身打扮。
他非常生气，只能继续发些发动机一般的声音“咘、咘、咘、咘、咘、咘”。不过与此同时，他做了一个奇形怪状的哑剧动作，表示他对这张报纸是何等厌恶，它的封面漫画画的是个肥头大脑的资本家，看上去很像他；这个动作也表示他对我的衣着打扮，对凌乱的床，对冯·斯屈里兹墙上的马克思画像是何等厌恶。
他猛地摔上门走了。他同我断绝了关系！
我的童年时代从此终于结束，我开始成人。
那天晚上我就是以成人的身份，手挽着玛丽·凯塞琳，去听肯尼思·惠斯勒在国际砂纸胶布工人兄弟会的集会上的讲话。
我怎么能够这么镇定自若呢？这一年的学费已经付了，因此我毕业已不成问题。我有希望获得一份奖学金到牛津去深造。我的衣服不缺。我把零花钱大部分攒了下来，因此在银行里有一笔不小的存款。
要是不得已的话，我总是可以向母亲借钱，上帝保佑她的灵魂得到安息。
我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人！
我也是个寡情绝义的青年人！我心里已经明白，那一学年结束我就要抛弃玛丽·凯塞琳的。我会再写几封情书给她，然后音信杳然。因为她的阶级出身太卑微了。
那天晚上惠斯勒太阳穴上裹着绷带，右臂绑着石膏。请记住，这个人是哈佛大学毕业生，辛辛那提一个好人家出身。他像我一样是个俄亥俄州人。我和玛丽·凯塞琳都想他大概又被恶势力揍了一顿——警察，或者国民警卫队，或者黄色工会[1]的打手。
我握紧了玛丽·凯塞琳的手。
以前从来没有人对她说过他爱她。
我穿了一套正式衣服，系了领带，在场的男人都是如此。我们要显得我们都是有教养的头脑清醒的上等人。肯尼思·惠斯勒看上去很像一个生意人。他甚至还擦了皮鞋。
这曾经是自尊的重要标志——擦得锃亮的皮鞋。
惠斯勒讲话一开始就对头上缠的绷带开玩笑，说这是“七六精神”[2]。
大家都笑啊笑的，虽然这次开会可不是为了什么令人高兴的事。大约在一个月以前，工会的全部会员都被解雇了，原因是参加了工会。他们是制造砂轮的，附近这一带只有一家工厂能够用他们的技术，那就是约翰逊砂轮公司，也就是把他们开除的公司。他们基本上是专业的陶工，把软材料捏成形状，放入窑里烧制。他们大多数人祖祖辈辈都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陶工，被带到这个国家学新技术的。
集会是在剑桥市一家空铺子里举行的。无巧不成书，折椅是从一家殡仪馆借来的。玛丽·凯塞琳和我坐在前排。
后来弄清楚，惠斯勒是在一起平常的矿井事故中受伤的。他说他在当拆卸工，把挖空了煤层的矿井中的支柱拆下来，结果头上塌了下来。
他漫无目的地从在这样黑暗的地方干这样危险的活谈到十五年前在里兹大饭店举行的一次茶舞会上，有个哈佛大学的同学叫尼尔斯·约翰逊的，在男厕所玩骰子时使用灌铅的骰子被当场拆穿。那个人就是今天把许多工人开除的约翰逊砂轮公司总经理。那家公司是约翰逊的祖父创办的。他说大家把约翰逊的脑袋按到了抽水马桶里，目的是要教训他一下，希望他以后永远不会再用灌铅的骰子。
“但是他在这里又用灌铅的骰子了。”他说。
他说，许多坏事都可以追究哈佛的责任，包括处死萨柯和樊才蒂，但是出了一个约翰逊，哈佛却是没有责任的。“他在那里的时候从来没有听过一次课，写过一篇论文，读过一本书，”他说，“他在二年级结束时就被通知退学。”
“唉，我可怜他，”他说，“我甚至了解他。他要不用灌铅的骰子就没有别的办法骗钱了。他是怎样对你们用灌铅的骰子的？法律规定，谁敢站出来保卫工人的基本权利，他就可以开除，这就是灌铅的骰子。警察会保护他的产业，却不会保护你们的人权，这就是灌铅的骰子。”
惠斯勒问被解雇的工人，约翰逊对砂轮的制造懂得多少，愿意懂得多少？这话问得多精明！在当时要同做工的做朋友，启发他们像个哲学家一样深刻地批评他们所处的社会，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请他们谈谈他们自以为最精通的一个话题——他们干的那一行。后来的发言很值得一听。一个工人接着一个工人出来证明，约翰逊的父亲和祖父虽然也是吝啬鬼，但是他们至少还懂一点怎样办厂。在他们当家的日子，优质原料准时来货，机器得到很好保养，暖气和厕所不出毛病，做工有奖有罚，次品从不出厂，如此等等。
惠斯勒问他们，他们自己人里有没有人能比尼尔斯·约翰逊办厂办得更好？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工人代表全体讲话。“当然有，”他说，“这里随便哪一个都比他好。”
惠斯勒又问他，他是不是认为一个人可以继承一家工厂。
那个人经过考虑以后的答复是：“要是他害怕工厂和厂里的人就不可以——不可以，先生。”
这个探索中得出的智慧给我的印象至今仍很深。在我看来，人们有的时候能够做的合情合理的祷告可能是这样：“亲爱的主啊，千万别让一个吓怕了的人管我。”
肯尼思·惠斯勒向我们保证，工人们起来把工厂拿过来为人类服务的时候已经来了。原来给寄生虫和贪官污吏拿去的利润要归劳动的人，老弱病残。凡是能劳动的人都要做工。将来只有一个阶级——工人阶级。最讨厌的工作人人都要轮流做，比如当大夫的一年可能要抽出一个星期当垃圾工。奢侈品要停止生产，直到每个公民的基本需要得到了满足以后。医疗服务将是免费的。食品价格便宜，富有营养，供应充裕。大厦、旅馆、办公大楼一律要改为小型公寓，等到大家都有适当住处再说。住房的分配采取抽签办法。不再打仗，最后也不再有国界，因为世界上的人都属于同一阶级——那就是工人阶级。
他说啊说的。真是能说会道！
玛丽·凯萨琳在我耳边悄声说：“你会和他一样，瓦尔特。”
“我尽力而为。”我说。我可没有要尽力的意思。
我写这部自传时最感到难为情的事莫过于处处都证明我不是个严肃认真的人。多年来我遇到了不少困难，但都是偶然的。我从来没有拿我自己的生命，或者舒服的生活，为人类冒过风险。我真可耻。
以前听过肯尼思·惠斯勒讲话的人要求他再讲一讲在萨柯和樊才蒂被处决时他在查尔斯敦监狱外面领导人们示威的事。现在说来奇怪，我得向人解释萨柯和樊才蒂是谁了。我最近问拉姆杰克集团的年轻的以色列·埃德尔，也就是以前阿拉巴霍酒店的夜班职员，他对萨柯和樊才蒂有无了解。他颇有自信地告诉我，他们是芝加哥的两个靠杀人取乐的有钱人。他把萨柯和樊才蒂同利奥波德和洛勃搞混了。
我为什么对此感到不安？我在年轻的时候以为萨柯和樊才蒂的故事有一天会像耶稣的故事一样世世代代传下去，说得同样的动人心弦，感人下泪。现代人如果要在他们这一辈子中找为信仰而牺牲的事迹，在电椅结束生命的萨柯和樊才蒂的故事难道不是最感人的吗？
萨柯和樊才蒂的最后几天，就好像一部现代受难记：如耶稣受难记所述，在耶稣被钉死的地方，有三个下层阶级的人在同一天被政府处决。不过这一次，三个人中不是只有一个是无辜的，这一次三个人中占了两个。
有罪的那个名叫契里斯蒂诺·马德罗斯，是个臭名昭著的劫匪和杀人犯，他是在另外一桩案件中定的罪。最后时刻快来临时，他招认了萨柯和樊才蒂被判罪的杀人事件是他干的。
为什么？
“我看到萨柯的老婆带着孩子到这里来，我为这些孩子感到难过。”他说。
你不妨想象一下，在一出现代受难戏中，由一个好演员说这几句台词。
马德罗斯先死。监狱的灯光熄了三次[3]。
接着是萨柯。三人之中，只有他有家眷。如果有演员扮演他，需要把他演成一个很有头脑的人，由于英语是他的第二语言且他向来不擅长外语，因此在被绑在电椅上的时候，不敢说什么使在场的人感到有些复杂的话。
“无政府主义万岁。”他说。“别了，我的妻子，孩子，所有的朋友们。”他说。“晚安，先生们。”他说。“别了，母亲。”他说。他是个鞋匠。监狱的灯光熄了三次。
最后是樊才蒂。他没有等别人叫他就一屁股坐在电死马德罗斯和萨柯的椅子上。他没有等别人告诉他，就开始向在场的证人讲话。英语他也是后来学的，但是他能够随心所欲地讲话。
请你听一听这些话：
“我希望告诉你们，”他说，“我是个无辜的人。我没有犯过什么罪，不过有时候也做过一些孽。我是清白的，没有犯任何罪——不仅这个罪没有犯，什么罪都没有犯。我是个无辜的人。”他被捕时是个鱼贩子。
“我希望原谅那些现在把我杀死的人。”他说。监狱的灯光熄了三次。
故事还没有完。
萨柯和樊才蒂从来没有杀死过谁。他们在一千九百零八年从意大利到美国来，互不相识。那也是我父母到美国的一年。
父亲当时十九岁，母亲二十一岁。
萨柯十七岁，樊才蒂二十岁。当时美国的老板们希望有大量廉价而又容易被唬住的劳动力，可以把他们的工资压得低低的。
樊才蒂后来说：“在移民站，我第一次见到了意想不到的事。我看到那些官员们把统舱船客当作牲口一样。没有一句好话，或者鼓励的话来宽慰刚刚登上美国海岸的这些人们心头的重压。”
父亲和母亲以前也常常把同样的话告诉我。他们也觉得上了当，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只是为了把自己送到屠宰场。
我的父亲一上岸马上被克利夫兰市的库耶霍加桥梁与制铁公司招工的招了去。麦康先生有一次告诉我，那个招工的奉命只招金发的斯拉夫人，所根据的是他父亲的理论——金发的人像德国人一样在机械上心灵手巧，身体结实，而斯拉夫人，温顺听话。那个招工的任务是招厂里的工人，另外也给麦康家招些模样出色的佣仆。我的父母就是这样进入佣仆阶级的。
萨柯和樊才蒂则不是那么幸运。人口市场上没有一个掮客要他们那样的人。“我该到哪儿去？我该做什么？”樊才蒂写道，“这里就是希望的国土。高架电车隆隆而过，但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在我身旁驶过的汽车、电车也不理睬我。”因此他和萨柯仍旧一筹莫展，为了不饿死，就得马上用破碎的英语去找工作，不计工资，什么活儿都干——挨家挨门地去找。
时光流逝。
萨柯在意大利原是鞋匠，在马萨诸塞州米尔福德镇上一家鞋厂里找到了工作。无巧不成书，玛丽·凯塞琳·奥朗尼的母亲就是在这个镇上降生的。萨柯找到了一个老婆，一所有花园的房子。他们生了个儿子叫但丁，女儿叫英妮子。萨柯一天干十小时的活儿，一星期要干六天。他还挤出时间来发表意见，捐款，参加示威，支持要求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等等的罢工工人。一千九百一十六年，他还因参与这种活动而被捕过。
樊才蒂没有手艺，因此在什么地方都干过——饭馆、采石场、钢铁厂、绳子厂。他是个认真的读书人，他研究马克思、达尔文、雨果、高尔基、托尔斯泰、左拉、但丁。在这一点上他同哈佛出身的人有共同的地方。在一千九百一十六年他领导了一次绳子厂工人的罢工，那家工厂是马萨诸塞州普莱茅斯的普莱茅斯绳索公司，如今也是拉姆杰克集团的附属公司。从此之后，各处工厂的黑名单上都有他的大名，因此只好以贩鱼为生了。
萨柯和樊才蒂便是在一千九百一十六年认识，有了深交的。他们两人都不谋而合地思考着商业运作的残酷，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不过是这种尔虞我诈的争夺的延伸，少数人可以在那里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来为自己赚钱。他们也看出，美国不久就要卷进去，他们不想被迫到欧洲那种地方做牺牲品，因此他们都参加了美籍意裔的一个无政府主义小团体，到墨西哥去等战争结束再回来。
所谓无政府主义者就是衷心相信政府是人民之敌的人。
我发现自己至今犹认为萨柯和樊才蒂的故事可能会使后代铭心刻骨而难忘，也许只需要再讲几遍就行了。到那时，流亡到墨西哥去这件事可能就会被大家认为是对一种非常神圣的共同认识的表达而已。
不管怎么样，萨柯和樊才蒂战后回到了马萨诸塞州，并成了好朋友。他们的那种共同认识，不论是否神圣，根据的都是哈佛大学出身的人照例阅读且无不良影响的书本，但是他们的大多数邻居街坊，却总是不认同他们的那种共同认识。就是那些邻居，那些不愿自己的前途遭到很多阻碍的人，对这个共同认识感到了恐慌，特别是当它竟然被外国出生的人所了解和持有。
司法部把那些直言不讳地认为在这个所谓的“希望的国土”有许多头面人物是何等不公、自欺、无知、贪婪的外国人被列入了秘密名单。萨柯和樊才蒂就名列其中，遭到了政府特务的跟踪。
一个叫安德里亚·沙尔西多的印制工，是樊才蒂的朋友，也名列其中。他在纽约市遭到了联邦特务人员的逮捕，拘禁了八个星期。一千九百二十年五月三日，沙尔西多从司法部所属的一幢楼的十四层办公室的窗户中跌了下来，也许是他自己跳下来的，也许是给人推下来的。
萨柯和樊才蒂组织了一次集会，要求调查沙尔西多被捕和暴死原因。大会定于五月九日在马萨诸塞州布罗克敦市举行，那是玛丽·凯塞琳·奥朗尼的家乡。玛丽·凯塞琳·奥朗尼当时六岁，我七岁。
大会还没有能够举行，萨柯和樊才蒂就因为参与危及社会的激烈活动而被逮捕了。他们的罪名是手头有号召集会的传单，可能判处巨额罚金或一年徒刑。
可是接着他们又被控犯有两桩没有查获的杀人案。那是一个月以前，在马萨诸塞州南脑树市[4]发生的一场抢劫工资的案件，有两个警卫被人开枪打死了。
当时这种罪名的刑罚要重一些，要把他们两人在一把电椅上先后无痛处死。
注释：
[1]黄色工会（yellow-dog union）：是指被资方收买的工会。
[2]“七六精神”（Spirit of 76）：1776年7月4日，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七六精神”指的是即是《独立宣言》中所述的追求自主权与个体自由之精神。
[3]这里灯光熄灭三次是舞台表现手法，以展现人物死亡时，意识和视线逐渐模糊和消失的状态。
[4]南脑树市（Braintree South）：现译作南布伦特里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