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生活稍有了解就能明白：痛苦和无聊是人类幸福最大的敌人，我对这一点进行以下补充：当我们感到快乐的时候，也就是远离第一个敌人的时候，离第二个敌人也就近了，反过来也是一样。因此，我们的生活实际上就在这两种状态之间时强时弱地左右摇摆。因为痛苦和无聊之间存在着双重对立的关系。第一重对立是外在的客体方面的，另一重则存在于内在的主体方面。外在的客体方面是对立的，艰苦和贫乏的生活导致了痛苦，而安逸富足的生活则会导致无聊。所以，地位较低的劳动阶层永远都在与贫乏，也就是痛苦做斗争，而上流社会的富人则绝望地挣扎在无聊中。痛苦与无聊之间在内在的主体方面的对立则在于：一个人感受痛苦的能力与感受无聊的能力之间成反比，这取决于他的精神能力的大小。亦即一个精神迟钝的人，往往感觉迟钝、较难兴奋，所以精神迟钝的人所感受到的各种强度的痛苦也就较少。然而，精神迟钝导致内在的空虚，在很多人脸上都能看到。此外，人们内在的空虚还表现在，他们对外在世界中发生的所有事情——哪怕是最细微的事情——都表现出持续的、强烈的关注。无聊真正的来源就是内在的空虚，它促使人永远不停地向外部寻求刺激，努力用某些事物来激活自己的精神和情绪。他们的做法可谓饥不择食，从他们对单调、贫乏的消遣和社交趋之若鹜的事实就能证明这一点，何况还有许多人在门口和窗口向外张望。内在的空虚导致他们沉迷于花样百出的社交娱乐和奢侈的消费；而这些东西会使人骄奢淫逸，最终坠入痛苦的深渊。丰富的内在，也就是丰富的精神思想，是让我们避免这种痛苦的唯一方法。这是因为，人的精神思想方面的优势越大，给无聊留下的空间就越小。精神思想丰富的人的头脑中各种各样思想在活动、更新；它们在体验和探索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中的各种事物；还能够将各种思想进行组合整理——除了偶尔的精神松懈状态以外，这些都能够使杰出的头脑远离无聊。而卓越智力的前提条件是敏锐的感觉，而其基础是强烈的意愿，也就是强烈的冲动。这些素质结合起来就使情感变得十分强烈，极大地提高了对精神和肉体方面痛苦的敏感程度。任何不愉快的事，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骚扰，都会导致强烈的烦恼情绪。所有这些素质都使头脑中对各种事物的表象变强了，包括使人不快的事物。在头脑卓越的想象力的作用之下，这些表象都变得活跃生动。我此处的观点适用于拥有不同精神思想能力的人，不论是最愚笨的人还是最杰出的思想天才。由此可以得出，不论是在客体方面还是在主体方面，一个人越靠近人生痛苦的某一端，那么他同时便越远离另一端。因此，每个人本能地会使自己尽量调解客体来适应主体，从而尽可能远离会更加敏感的痛苦那一端。一个精神丰富的人会首先努力摆脱痛苦和烦恼，从而达到一个宁静、安逸的状态，也就是获得一种简单、安宁，不受骚扰的生活。所以，只要对所谓的人有一定了解，他就会过起隐居的生活；如果他拥有博大精深的思想，他甚至有可能会独居。这是因为，一个人自身所具有的东西越多，那么他对外部事物的需求也就越少，他人对于他的意义也就越小。因此，一个拥有杰出的精神思想的人往往不喜欢与他人交往。确实，如果社交的质量能由社交的数量来代替的话，过一种你来我往的热闹生活也还算值得。但很遗憾，哪怕一百个愚笨的人在一起聚会，也无法产生一个智慧的人。反之，如果一个人位于痛苦的另外一端，一旦匮乏和需求稍稍放松了对他的要求，让他得以歇一口气，那么他就会千方百计地追求消遣和社交，随意地对待所有麻烦。他之所以这么做只是为了逃避自身，此外没有别的目的。因为当一个人独处时，他只能求诸自身，他自身所具有的东西就会完全地暴露出来。所以，对一个愚笨的人来说，他的可怜的自身是一种无法摆脱的负担，而他只能背负着它唉声叹气。而一个具有卓越的精神思想的人，却可以凭借自己的思想使周围死气沉沉的环境变得生机勃勃。所以，塞尼加塞尼加（约前4—65）：古罗马哲学家、雄辩家。所言非虚：“愚笨的人被厌倦所折磨。”而耶稣也说过：“愚蠢之人的生活比死亡还要糟。”由此可知，大体上来讲，一个人对社交的热衷程度，与他的智力和思想水平的高低成正比。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只能在独处与庸俗之间择其一，此外没有其他的选择。
人的大脑意识是寄生于人身体中的寄生物，人辛辛苦苦打拼来的闲暇时光，就是为了用来自由自在地享受意识和个性带来的乐趣。因此，闲暇是人生的精华，此外人生就只剩下了辛苦劳作。然而，大多数人在闲暇时都获得了什么呢？除了声色享受和嬉笑打闹，就是浑浑噩噩和庸俗无聊。人们对闲暇的消磨就表明闲暇对他们来说毫无价值。就像阿里奥斯托阿里奥斯托（1474—1533）：意大利诗人，著有史诗《疯狂的罗兰》。所说的那样，他们的闲暇只是“无知者的无聊”。平庸之人只考虑如何打发时间，而稍有天赋的人则在计划如何利用时间。思想浅薄的人很容易感到无聊，原因在于他们的智力只是服务于意欲的工具而已。如果缺少诱发意欲的动因，意欲就会暂停，那么智力也就休假了——因为智力不同于意欲，不能自主激活。这样一来，人的身体具有的所有力量都停滞了，这种可怕的情况就产生了无聊。为了消灭这种无聊，人们就寻找一些琐碎、细微、短暂的动因来对意欲进行刺激，从而使智力活动起来——因为理解和把握动因本来就是智力的工作。然而上述动因之于那些真正的自然动因，就像纸币之于银圆一样，前者所拥有的只是随意的价值；属于这一类动因的有游戏、纸牌等。这些游戏就是为了上述目的而发明的。这些游戏一旦缺席，那些思想贫乏的人就会随手拿来一样东西敲击来消磨时间。对于这类人来说，能够代替思考的雪茄也大受欢迎。所以，在世界各地的社交聚会中，纸牌都是一种主要的娱乐方式。既然彼此之间没有什么思想值得交换，那么就交换纸牌，还想要赢取彼此的钱财。这些人多么可怜啊！但是公正地来说，我们也可以为纸牌游戏进行这样的辩护：可以将纸牌游戏看作对日后世俗生活的预演，通过纸牌游戏可以学到如何运用偶然的、无法改变的既定形式（也就是牌局），来尽可能获得我们可能得到的东西；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必须保持沉着冷静，哪怕牌桌上的局势再不尽人意，也还是能够面露笑容。但是，正因为如此，玩纸牌也有可能伤风败俗。这一游戏的特征就是人们运用各种阴谋和技巧来赢取他人的钱财。在游戏中所获得的体验和习惯，会延续到实际生活中，并且生根发芽。这样一来，人们便会按照同样的习惯来处理与其他人之间的事务，认为只要不违反法律就可以动用自己所掌握的一切优势。日常生活中随处都能看到相关的例子。如前所述，闲暇时人生命中的花朵，或者更贴切地说是果实。只有在闲暇中人才对自身有所把握和支配，而只有自身具有价值的人才是幸福的。然而，对于大部分人而言，闲暇只会让人变成一个无所事事、无聊至极的无用之人，他的自身则变成了一个负担。所以，值得庆幸的是：“亲爱的兄弟们，我们不是干粗活的女工的后代，我们是自由的人。”出自圣经《加拉太人书》。
更进一步来说，就像不需要进口或者进口量很少的国家是最幸运的国家一样，一个内在丰富不需要从外部获取乐趣的人则是最幸运的人。这是因为，进口物品需要花费许多国家财产，还需要依赖他人，而且还伴有危险和麻烦。最终，进口的物品只不过是本土产品的劣质代替品罢了，因为不管怎样，都不应该对他人、自身之外有太多所求。一个人对其他人所能做的是非常有限的。归根结底，每个人都是孑然一身的，那么这个独立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人便是最重要的问题。所以，歌德的评价（《诗与真》）用在这里非常合适：不管经历了什么事情，最终每个人都只能求诸于己。或者，像奥立弗·高尔斯密奥立弗·高尔斯密（1728—1774）：英国小说家、诗人和戏剧家。的诗句所说：
不管我们处于什么地方，
都只能在自身寻获幸福。
——《旅行者》
所以，每个人都应该使自己的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努力做到最好。一个人在这方面越努力，那么他从自身发现快乐源泉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他的幸福度也就越高。亚里士多德的话非常正确：幸福属于那些能够从自身获得乐趣的人。原因在于，幸福快乐的外部源泉，在本质上都是不确定的、短暂的、被偶然所限制的。所以，哪怕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都可能轻易消失。确实，如果我们无法控制这些外部源泉的话，那么上述情形就会发生。人一旦衰老，那么所有的外在源泉都会枯竭，因为他们已经没有精力去维持谈恋爱、说笑话、旅行、社交等活动或者对马匹的热爱；哪怕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和亲人也逐一被死亡夺走了。人自身所拥有的东西在这种时刻要比在其他任何时刻都更为重要，因为只有自身所有的才能更长久地保存。然而，对于任何年龄的人来说，幸福唯一的和真正的源泉就是自身所拥有的东西。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东西，到处都是痛苦和贫乏，而那些躲过了痛苦和贫乏的人则又不得不受到无聊的折磨。除此之外，这个世界普遍被卑鄙恶毒所占据着，愚蠢的喉咙叫声更响，仿佛他们说的话也更为重要。命运很残酷，人类很可怜。在这样的世界中，一个人拥有丰富的内在，就像冬天的夜晚，在冰天雪地中拥有一间温暖明亮、使人快乐的圣诞小屋一样。所以，个性越丰富、越出色，特别是具有卓越的精神思想，就是生活在世上最大的幸运，虽然最后命运的结果不一定是光彩夺目的。所以，只有十九岁的瑞典女王克里斯汀曾经非常睿智地评价笛卡尔——她对这位曾独自在荷兰生活了二十年的人的理解只是从他的一篇论文以及口头资料中得来的：在所有认知中，笛卡尔先生是最幸福的那个；我认为他的生活非常值得羡慕（《笛卡尔的一生》，巴叶著）。当然，必须有笛卡尔那样的条件，拥有允许我们支配自身的外部条件，并且从中得到快乐。因此，圣经《传道书》上说：“智慧加遗产就完美了，智慧能够让一个人享受阳光。”一个人如果得到了大自然和命运的祝福，运气好得到了内在财富，那么一定要小心翼翼地保证这幸福的内在源泉不会枯竭。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独立和闲暇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所以，为了得到上述两种东西，这类人会心甘情愿地用勤俭和节制作为交换。如果他们不像别人那样将自己的幸福依赖于外在源泉的话，就更会这样。所以，这类人不会被对地位、金钱、他人的赞美和拥戴等的期望引入歧途，不会为了迎合他人微不足道的目的或者低级趣味而牺牲自己。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按照贺拉斯在信中建议默斯那斯的那样做。牺牲自己内在的安逸、闲暇和独立来追求外部的地位、荣誉、头衔和名誉是非常愚蠢的。歌德所走的就是这样的道路，而我的守护神却引导我向完全相反的方向走。
关于这里所说的幸福来源于人的内在这一真理，可以通过亚里士多德的卓越的见解来印证（《伦理学》）。他说：“任何快乐都要以人从事某种活动或运用某种能力为前提条件；缺少了这一前提，便谈不上什么快乐不快乐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也就是人的幸福在于自由地发挥自己卓越的才能——与斯托拜阿斯关于逍遥派伦理学的描述相同。斯托拜阿斯说：“幸福就是施展、运用我们的技巧，并且获得希望的结果。”他还特别指出，他用古希腊文字来说明的是所有需要使用技巧和能力的活动。大自然之所以给予人们力量，最初就是为了让人们有能力和周围的匮乏进行搏斗。如果这种搏斗停止了，那么力量也就没有用了，反而会成为人们的包袱。所以，人必须为这些力量寻找一些消遣，也就是没有目的地使用它们。这是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人就会立刻被人生痛苦的另一端——无聊——所侵袭。这也是为什么王公贵族最容易感到无聊。卢克莱修卢克莱修（约前99—前50）：拉丁诗人、哲学家。曾经这样描写这些人的痛苦，如今在所有大城市中都可以看到相似的情况：
他时常走出宏伟的宫殿，步履匆匆地走向户外——因为他已经厌烦了房间——然后又突然回来，因为他觉得外面也并没有多好。抑或，他骑着马在农庄中奔驰，好像庄园起火了必须马上赶去救火一样。但是，刚刚走进庄园大门，他就立刻感到无聊打起哈欠来，甚至干脆躺下来呼呼大睡。他要努力地忘记自己，直到他想重返城市的那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