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奥赛接待站，费了很大周折才把我一九四四年九月创办的报纸《自由人》寻人部设立在那里。人家反驳说我这个寻人部不是官办的。调查总局已经在此落足，它不愿意向任何人让位。最初，我借用假证件、假许可证悄悄地安顿下来。我们因而收集到许多有关战俘营的转移运送情况，并发表在《自由人》上。还有不少个人的讯息：“转告某某家，他们的儿子还活着，我昨天才和他分手。”我的四个同志和我被赶出来。理由是：“大家都想待在这里，这不可能。这里只接受德国战俘营秘书处的人。”我反驳说我们的读者是七万五千名战俘和集中营犯人的家属。“很遗憾，不过按照规定，这里不能设立任何非官方机构。”我说我们的报纸与众不同，它是唯一发行战俘名单专刊的。“这个理由不充分。”和我说话的是弗雷讷部长属下负责遣返战俘的高级军官。他看上去忧心忡忡，神情里透着冷淡和焦虑。他彬彬有礼地说：“很遗憾。”我说：“我要坚持到底。”我朝办公室的方向走去。“您去哪儿？”“我要想办法待在这里。”我试图挤进满满一走廊的战俘群里去。高级军官指着战俘们对我说：“您请便，不过要多加小心，他们还没有消过毒。不管怎样，如果您今晚还在这里，我将非常遗憾地请您出去。”我们找到了一张小白木桌，把它放在出入口。我们向战俘提问。有不少战俘到我们这边来。我们收集到成百条消息。我埋头工作，什么也不想，只想着把名字拼写清楚。时不时，就有一个军官走过来，他与众不同，很年轻，黄卡其衬衣十分板整，显得魁梧。他来打听我们是什么人。“寻人部，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有通行证吗？”我出示一个假通行证，对付过去了。接着，又过来了一个负责遣返工作的女人：“你们找他们做什么？”我解释说向他们打听消息。她问：“你们问消息干什么？”这是一个金黄头发的年轻女人，穿着海军蓝套装和颜色相配的皮鞋，优质长袜，指甲涂成了红色。我说要把消息登在一个为集中营犯人和战俘办的叫《自由人》的报纸上。她说：“《自由人》？那么你们不是部里的喽？（原话如此）。”不是。“谁给你们权利这样做？”她的神情开始冷淡了。我说：“争来的。”她走了。我们继续询问。由于战俘们流通得特别缓慢，我们的事情还比较顺利。他们下火车，去第一个接待处，即身份检查站，这中间需要两个半小时。从集中营出来的犯人用的时间还要长，因为他们没有证件，并且大部分都疲劳过度、体力不支。一个四十五岁左右、上衣扎着皮带的军官过来了，他用生硬的语调问：“怎么回事？”我们又解释了一遍。他说：“本接待站已有一个类似的机构。”我壮起胆子说：“可你们怎样把消息通知他们的家属呢？要知道三个月以后他们才能恢复写信能力。”他打量我，哈哈大笑起来：“您没有明白，重要的不是消息。重要的是有关**暴行的情况，我们正在整理这方面的材料。”他走开，随即又回来说：“谁告诉你们他们说的是真话？你们干的事情太危险了。你们不会不知道他们中间有保安队员[6]吧？”我没有回答说保安队员是否全被抓获与我无关。我没有回答。他走开了。半个小时以后，一位将军径直来到我们桌前，他身后跟着那第一位军官，还有身着套装、也戴军衔的年轻女人。他说话就像个警察：“您的证件。”我拿出来给他看。“这还不够。你们可以站着工作，但我不愿意在这里再看到这张桌子。”我说它并不占很大地方。他说：“部长明文规定接待大厅里禁止放桌子（原话如此）。”他叫来两个童子军搬走了桌子。此后我们就站着工作。时不时地，广播里就变换节目，一会儿是爵士乐，一会儿是爱国歌曲。战俘的队伍越来越长。我不时到大厅尽头那个窗口询问：“一直没有从集中营回来的人吗？”“没有。”整个车站到处都是制服。都是负责遣返的穿制服的女人。人们不禁要问：经过六年被占领的生活，这些人、这些漂亮的衣服是从哪里钻出来的，还有这些皮鞋，这一双双手，这种不论是出于愤怒、高傲还是和蔼都显得傲慢、粗暴、蔑视的腔调，这一切都是从哪里钻出来的？D说：“好好看看他们，别把他们忘掉。”我问这些人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突然和我们在一起了，首先这都是些什么人。D告诉我：“是右派，右派就是这帮人。你看见的就是上台的戴高乐派的人。右派甚至通过战争在戴高乐主义中又站住了脚。你会看到对不直属于戴派的抵抗运动他们将一概反对。他们将占领法国。他们自以为是法兰西的保护人和中枢神经。他们将长期毒化法国，应该习惯和他们打交道。”这些女人讲到战俘时称他们为“可怜的小伙子”。她们就像在客厅里一样互相打招呼：“喂，亲爱的……”除了极少数例外，她们都带有法国贵族口音。她们在那里是为了告诉战俘们火车几点钟开。她们有种特殊的笑容，在这笑容中，她们愿意让别人看出她们很劳累，并在竭力掩饰这种劳累。这里的空气令人窒息。她们的确很操劳。军官们不时地来看她们，他们互赠英国香烟：“哟，还是这么精力充沛？”“是呀，上尉先生。”大笑。大厅里回响着嘈杂的脚步声、耳语声、哭泣声、牢骚声。来人络绎不绝。卡车列队而过。是从勒布尔热[7]火车站来的。战俘们每五十人一批被卸在接待站。每批战俘一出现，便马上奏起音乐：“这是前进的道路，前进，前进，没有尽头……”大批战俘到达时，就奏《马赛曲》。歌曲与歌曲之间是一阵寂静，然而很短促。“可怜的小伙子们”看着接待大厅，人人都在微笑。负责遣返的军官领着他们：“朋友们，来，排队。”他们排队，仍然面带笑容。头一批到达身份检查窗口的战俘说：“时间可真长。”不过他们还是和蔼地笑着。有人询问他们情况时，他们的笑容就消失了，竭力回忆起来。最近这些天我一直在巴黎东站，看到一位女士指着自己的军衔责备一个外籍军团士兵说：“怎么，朋友，你不给我敬礼吗？你看我是上尉呢（原话如此）。”士兵看看她，她年轻、漂亮，士兵笑了起来。这位女士跑开了：“真没教养！”我去找接待站负责人解决寻人部的问题。他允许我们留在这里，但让我们到队尾，到行李寄存处旁边去。只要集中营犯人还没到，我就能坚持。从吕特西亚旅馆接待站回来了一些集中营犯人，而通过奥赛火车站回来的目前只是零零落落。我害怕罗贝尔·L会突然出现。一听说有从集中营回来的，我就马上走出接待站，这是事先和同志们说好的。只有等那些人都走光了我才回来。回来的时候，老远同志们就向我做手势：“没有消息。没有人认识罗贝尔·L。”晚上，我去报社递交名单。每天晚上，我都对D说：“明天我不去奥赛了。”
四月二十日。
装载魏玛集中营政治犯的火车今天到，这是第一批。早晨他们从接待站给我打电话，说我可以去，政治犯下午才到。说是去一个上午，可我一待就是一天。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使自己不垮掉。
奥赛。在接待站的外面，战俘的妻子们紧紧地聚在一起。白色的栅栏把她们和战俘隔开。她们喊道：“有某某的消息吗？”有时，士兵们停下来，有的士兵回答她们的问话。早晨七点钟，女人们就已经等在那里了。有的人是凌晨三点才回去，早上七点又来的。但是也有人从深夜三点到七点一直待在那里。人们不准她们进接待站，许多人不等任何人，也来到奥赛火车站，只是想目睹这个场面，看战俘怎样到达，看女人怎样迎接他们，还看其他一切，看这一切怎样进行，看这个可能永远不会再现的场面。一眼就能看出这是些旁观者，因为他们不喊不叫。他们与那一群群女人保持一段距离，为的是能同时看到战俘的到达和妻子对他们的迎接。战俘有秩序地到达了。夜里，他们是坐着美国大卡车到达的，在强烈的灯光下涌下车来。女人们在喊叫、鼓掌。战俘停下来，感到目眩、窘迫。白天，只要看到卡车从索尔菲利诺桥上开过来，女人们就开始喊叫。夜里，当卡车在距接待站不远处开始减速时，女人们便叫开了。她们喊着德国城市的名字：“诺瓦斯瓦尔达[8]？”“卡塞尔[9]？”或者喊着战俘营的编号：“A7营？”“A3营？”战俘们似乎很吃惊，他们是从勒布尔热、从德国直接来到这里的。有时他们也回答问题，但他们往往不太清楚人们要他们做什么，他们微笑着，转过头瞧着法国女人，这是他们重新见到的第一批法国女人。
我干得很差，我记下来的所有名字里没有一个是他的名字。每干上五分钟，我便想一走了之，扔下铅笔，不再探问消息，今生今世再也不到这里来了。下午两点钟，我去打听魏玛的车何时到，我离开了办手续的地方，去找一个可以问话的人。在大厅的一角，我看到十几个女人席地而坐，一个女上校正在讲着什么。我走过去。女上校高高的个子，身穿海军蓝套装，挂着洛林十字徽章，烫过的白色卷发染成青色。女人们看着她，她们看上去精疲力竭，但张大着嘴听女上校讲话。她们身边杂乱地放着包袱、捆绑的箱子，还有个小孩睡在包袱上。她们很脏，面色惶恐，其中有两个人挺着大肚子。另一个女军官在一边看着。我走过去问她发生了什么。她看着我，低下头，羞愧地说：“S.T.O.[10]志愿者。”女上校叫她们站起来跟她走。她们站起来，跟她走了。她们之所以面色惊慌，那是因为守候在接待站大门口的战俘妻子们刚才向她们起哄。几天前，我目睹了S.T.O.志愿者到达的情景。他们也和其他战俘一样，微笑着到达这里，但逐渐地他们明白了，于是他们也有了同样惶恐不安的面孔。女上校手指着那些女人，对刚才同我说话的身穿军服的年轻女人说：“怎么处置她们？”另一个回答：“我不知道。”女上校大概曾对这些女人说她们是垃圾。有人在哭泣。有身孕的女人目光呆滞。女上校让她们再坐下，她们就又坐下了。她们当中大部分是女工，她们的手被德国的机器油弄得黑黑的。其中两个人大概是妓女，她们涂着胭脂，头发是染过的，但她们大概也开过机器，她们的手也一样乌黑。一位负责遣返的男军官走过来：“这是些什么人？”“S.T.O.志愿者。”女上校的声音是刺耳的，她向这些女志愿者转过身来，威胁她们说：“坐下，安静些……听见了吗？别以为你们能这样走掉……”她用手势威胁着。负责遣返的军官走近那些女志愿者，打量着她们，并当着她们的面问女上校：“您有命令吗？”上校说：“没有，您呢？”“我听说是拘留半年。”上校仰起有一头漂亮卷发的脑袋，表示赞同：“罪有应得……”男军官向那群正在倾听他们谈话、目光惊慌的女志愿者头部上方喷出几口烟——骆驼牌香烟，他说：“同意！”然后，这位年轻、潇洒、魁梧、手里夹着骆驼牌香烟的男军官就走了。那些女志愿者看着、窥伺着等待她们的命运的某种迹象。没有任何迹象。我拦住要走开的女上校：“您知道魏玛的车什么时间到吗？”她专注地打量着我，说：“三点钟。”她把我看了又看，她在测量我，稍稍厌烦地说：“用不着都挤在接待站里等人，这里是将军和长官待的地方，回家去吧。”我没料到她这样待我。我好像骂了她什么，我说：“那别人呢？”她反驳说：“我最讨厌这种心态！到别处去诉苦吧，亲爱的。”她非常恼火，走过去和一小群也穿军装的女人谈了这件事。她们听她讲，气愤起来，看着我。我走向其中的一个人问道：“她呢，她在这里没有人要等待吧？”对方看着我，非常恼火。她试图使我安静下来。她说：“她有很多事儿要做，可怜的人，她神经紧张。”我回到出口处我们那个寻人部。不大一会儿，我又来到大厅。D拿着假通行证在等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