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见吴根八点多了还在蒙头大睡，没有起床的意思，就独自出了旅馆逛起街来。
走出旅馆不久，我就来到了小吃街。
这条街香得不得了，都是小小的门面，门口打着各式各样的幌子。
一个幌子上写着一个大大的“羔”字，让人想起了咩咩叫的小羊。走近一看，原来是一个卖糕的小店。糕是黄色的、松松的。看见这种颜色的食品，不知怎么就特别的饿。我赶紧买了两块，咬一口，就知道是玉米面蒸的。
我说：“老板，你旗上的糕字写错了，丢了个米字旁。”
老板是个笑眉笑眼的老头，说：“我这儿的糕不是米做的，所以不用米字旁。”
我说：“玉米也是米噢。”
老板说：“我们这儿称雨麦，不称玉米。”
这幌子原来是故意写错的。
一个幌子上写着一个斗大的“臭”字。不用看，只一闻就知道是个卖臭豆腐干的小店。仔细一看，“臭”字也写错了，丢了一个点儿。这次我不再改错别字了，只管买了两块臭豆腐干。闻到这种“臭得很香”的气味，人也会特别的饿。
老板是个胖大嫂，说：“孩子，要不要加点辣花？”我不要辣花，胖大嫂给我加了点甜面酱。
胖大嫂说：“你怎么老盯着幌子看？”
我说：“我看看。”
胖大嫂说：“看没看出缺了一个点？”
我说：“是吗？”
胖大嫂说：“这个字缺了一个点。是不是？”
我说：“是吗？”
胖大嫂说：“告诉你吧，这一个点是故意丢掉的。你想，真臭的东西还会有人喜欢吃吗？得和臭差一点儿。”
故意丢一点是我猜到的，没猜到的是丢得这么有道理。
我一边吃臭豆腐干，一边走，想再找一面有错的幌子。走了一段路，忽然想：我这样边吃边逛的，一旦叫人认出我来，人家会怎么看呢？这么一想，就觉得有不少眼睛在琢磨着我。我赶紧把吃剩的小半块臭豆腐干丢进垃圾箱，从裤袋里掏出手帕来抹嘴。我的嘴唇上一定油油的不像样子。挺懊悔吃这种臭东西了——如果和人说话，准会把臭气冲到人家鼻子里。人家会嘀咕，这马丁还小画家呢，臭不可闻，臭不可闻。
我扯整T恤，背着手走进了“天天小吃”店。这条小街上只有这家店有点气派。
早点时间已过，店堂里空荡荡的没几个顾客。具体点说只有三个人：一个桌上有两个七八岁的小男孩，另一个桌上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秃顶男人。两个小男孩在吃煎饺，秃顶男人也在吃煎饺。
我也要了一份煎饺。
煎饺上来了，一盘八个，形状一模一样。我很想动用桌上备着的镇江陈醋，想想还是算了——臭豆腐干味再加上镇江陈醋味还不知是什么怪味了。想到这个，我又要了一听“强力宝”。我得用强力饮料压住臭豆腐干。
吃完煎饺，我“啪”一声拉开了强力宝罐上的拉环。
这“啪”的一声，居然引起了两个小男孩的注意。少见多怪不是？
两个小男孩长得差不多，而且都戴着一顶白色太阳帽。为了叙述方便，我用“七岁”和“八岁”来区别他们。
“七岁”在“八岁”的授意下走过来在我桌上拿了个醋瓶子。他们是不吃醋的，拿醋瓶子只是为了接近我。“七岁”回到原位子上后和“八岁”神秘兮兮地悄声讨论着什么。他们的眼光不时地朝我这边瞥。
我想他们是认出我来了。我突然想起大壮床头柜上供着的那瓶毛宁喝过的矿泉水。我觉得有一种轻微的、使人兴奋和幸福的晕眩。我小心地、文雅地把一大口“强力宝”分五次咽下。
“七岁”和“八岁”商量好之后一起向我走来，站住，和我隔着桌子。
我朝他们无声地笑了笑。
“八岁”舔了舔嘴唇又舔了舔嘴唇。
“七岁”可能用一只手在“八岁”的背上打着催促的信号。
“八岁”终于说话了：“哥哥，可以给我们签个名吗？”
我猜到他会提出这个请求的。
我说：“可以的，当然。不过，你有笔吗？”
“七岁”和“八岁”交流了一下眼神。“七岁”赶忙把挂在胸前的一枝玩具一样的圆珠笔取下来放在我面前。
我拧下笔套，提笔等他们拿出笔记本之类的东西。
“八岁”说：“可以吗？”
我说：“你们的本子呢？”
“七岁”有点着急：“本子？本子没有。”
我抬眼看“七岁”，说：“没本子，帽子也可以的。”“八岁”抢先摘下自己的太阳帽放在我面前。
我在帽子上签上我的名字，又把目光投向“七岁”头上的太阳帽。
“七岁”赶忙把太阳帽摘下来放到我面前。我又在上面签上我的名字。
“八岁”说：“行啦？”
我说：“就这样。”
“七岁”就把桌上的那个拉环拿了起来。因为兴奋，他做了几个动作才拿起了那个“强力宝”的拉环。我这才注意到拉环上印着一个“强力宝”的商标和一个蓝色的“名”字。
他们兴奋地向店门跑去。
我说：“喂！你们的帽子！”
他们在门口停住，回头看我，眼睛里有一种不满的意思。
“八岁”说：“你不是答应了么？”
“七岁”说：“你不可以悔了，你已经在帽子上写了你的名字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两个小家伙把他们的姿势和表情保持了一会儿，不见我进一步的反应，以为我不再坚持了，就走出了店门。
装弹簧的玻璃门一扇一扇地拍打着我的目光。
我明白过来了：他们是用两顶太阳帽和一枝玩具笔和我交换了一个拉环。这个印着“名”字的拉环可能是有什么用处的。（事后我才知道：“强力宝”公司正在搞一个“集环抽奖”活动，集齐“名牌强力宝”五个环就能得到一个抽奖的号码。）
使人兴奋和幸福的那种轻微的晕眩不见了。我瞥一眼那个秃顶男人，见他正对着一张空盘子发怔，就站起来朝店外走。
我听见有人叫道：“马丁，马丁！”
叫我名字的是秃顶男人。
我回头看他，确定我并不认识他。
他说：“你是马丁！我知道。”
我想：他认出我了，他一定是从电视屏幕上认识我的。
其实，他是从太阳帽上知道我的名字的。我当时真是傻极了。
他又说一遍：“你是马丁，我知道。”
我说：“你认得我？”
他走过去坐在我坐过的位子上，端详着太阳帽上的字，忽然竖起大拇指冲着我大声喊：“好！小艺术家，好！”
我冲他笑笑，走出了店门。
我又感受到了那种叫人兴奋和幸福的晕眩。
这个城市的中心有一片足球场那么大的绿地。这么辽阔的一片草地出现在市中心真是出人意料。
草地上有几条弯曲的小径，有几组疏密有致的树，还有一些供人休息的白石长椅。
虽然竖着一些提醒人们不可践踏草地的标语牌，但还是有几个五六岁的小孩子在草地上奔跑、追逐。人们没有计较这几个小孩子的越轨行为。小孩子在面临这样广阔的草地时产生奔跑的欲望也许是可以理解的。
我在小径边一条石椅上坐下来。这种由白矾石打磨而成的石椅干净而凉爽，坐着使人心情特好。
我坐的这条石椅上已先坐着一位白发的老人了。这一带有几株年轻纤秀的枫树。老先生把他的一个鸟笼挂在其中一个树桠上。笼子里有一只画眉在不停地跳跃。
我说：“爷爷，你的画眉怎么不叫？”
老人说：“它的早课已经完成了，现在是下课时间哩。你们在学堂里不也这样吗？”
画眉的毛色类似麻雀，不好看，可它们的眉毛特考究，白白黄黄的相当精致秀气。这只画眉正在吃早餐，啄一下跳一下，看上去精力相当充沛。
小径上叽叽喳喳地走来了三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她们占领了我们路对面的一张石椅欢天喜地地讲着一件什么事。她们说话都快，都是机枪手，一个没讲完，另一个就讲起来。
老先生说：“你也喜欢足球吧？”
我没反应过来：“足球？”
老先生说：“她们在说申花队。”
经他这么一点，我就大致听出了意思——她们是在说巧遇申花队的事。巧遇申花足球队的地点在这个城市的某个景区。当时，申花队的几个球星正上车离去，所以她们中只有一个有幸得到了球星吴承瑛的签名。得到签名的当然是三个中最兴奋的那个了。她已经几次取出她的那方白手帕来供大家观赏了。那手帕上有一个潦草的签名。她说她差一点点就得到“小谢晖”还有“范大将军”的签名，真是可惜得要死。
她说吴承瑛高大强壮得要死，帅得要死。她说这没办法，明星就是有明星的魅力，人家有绝招噢……说这些话时，她脸上红光四射。她最后说：“我这支圆珠笔在吴承瑛的大手里小巧得好可怜好可怜，我当时真想去吻一吻他的手背呢！”
这个幸福的女孩像画眉鸟一样把她的嘴唇画得很精致，很鲜红。这一天，我才知道唇膏的颜色是不一样的，比如这三个女孩，幸福女孩是朱红，另外两个是玫瑰红和橘红。
我忽然有点紧张。A城电视台昨晚反复播放了醉虾酒的广告。这三个女孩看到了吗？这白发爷爷看到了吗？
我有点紧张，但我不明白自己是希望被认出来还是害怕被人认出来。
我想我是不是该去买一副墨镜戴戴。
三个女孩并未注意我。她们现在换了另一个节目——并排站到椅子上玩起了嗑瓜子比赛。她们手里各有一包阿里山西瓜子，喊一声“一、二、三！”就拆包嗑起来。当然是比赛谁嗑的快，附加规则是不可以碰坏嘴唇上的颜色。这种比赛只可能发生在女生中间，男生绝不玩这个。男孩子玩嗑瓜子其实是把黄杨叶片儿往额头上撞。
白发爷爷咕哝道：“哎唷，这么嗑瓜子可不好啾。”往草地上噼里啪啦吐瓜子皮确实不好。
白发爷爷说：“喂，喂，嗑瓜子的，说你们呢……”
三个女孩玩得正来劲，根本不想听什么“喂”。我帮腔喊道：“哈噢！哈噢！”我喊第二个“哈噢”喊得很轻，我忽然想到我不适宜用这种形式提示她们把我认出来。
做个明星不容易，总得比旁人多一根肠对不对？白发爷爷受了我的启发就把“喂”改成了“哈噢”。这么一改，女孩就听见了，就回头看老人。
白发爷爷说：“同学，这儿是不可以吐瓜子皮的。”玫瑰红女孩说：“你说什么？”
白发爷爷说：“请别乱吐瓜子皮。”
橘红女孩说：“我们没有吐在路上，是吐在草里，看不见的。”
朱红女孩说：“别管他。”
比赛继续进行。
白发爷爷叹口气，朝我无奈地摇摇头。
不断有人从这儿走过，可再也没人认真去干预这帮兴奋的女生。
我说：“这儿有管理员吧？”
白发老头抬腕看看表，说：“不要紧，‘不像话’马上要来了。”
我不知道“不像话”是一个人的绰号，所以不可能听懂他的话，还以为他在责备那三个女生不像话呢。过了一会，白发老头说：“来了，来了！”
我说：“谁来了？”
他说：“‘不像话’来了。”
我还是没弄懂。
他指着远处的一个人说：“那个走过来的人就叫‘不像话’。”
一个戴着一顶小得不相称的白色太阳帽的男人正匆忙地向这边走来。虽然看不到他的头顶，我还是认出了他：他不就是在天天小吃店里的那个秃顶男人吗？没错，那太阳帽上还有我的签名呢。
走近来的“不像话”注意到了女孩子的越轨行为，他走到了她们身后，站定，大声喊：“喂！喂！”
女孩们被吓了一跳，一齐回头来看。她们一眼就看出来人没什么可怕的，骂一声“毛病！”又回头继续她们的竞赛。
“不像话”说：“不像话，不像话，不像话……”
女孩们再也不睬他了。
“不像话”亮开巴掌在三个女孩的屁股上一一击响。他的拍击连续而果断，像在敲击一组编钟。
女孩们是绝对料不到会受到这样对待的。她们一齐回头，愕一愕，怔一怔，在弄明白自己的编钟地位后尖叫着，惊恐地跳下石椅四处逃散。
“不像话”不再理会她们。他又吹又拍地整理他的太阳帽。
三个女孩在远处集合起来，大声喊：“你打人，你别走！”
“不像话”重新戴上太阳帽，匆匆去了。
白发老头叹道：“这种事只有‘不像话’管得了了。”我说他的绰号真滑稽。
白发老头说：“他老是嘀咕‘不像话’，大家就都叫他‘不像话’了。”
我说：“他的真名是不是叫马丁？”我这么问，实在是想试一试对方，看他知不知道“马丁”这个名字。不错，我当时挺兴奋、挺幸福，因为我亲眼看见这个秃顶男人是那样地在乎和珍惜那顶有我签名的太阳帽。白发老头说：“马丁？他怎么叫马丁？”
我说：“他的帽子上不是写着‘马丁’两个字吗？”白发老头说：“马丁？他不姓马，他姓牛，真是牛头不对马嘴了。”
三个女孩又跑过来了，商量着要去叫警察。
白发老头说：“姑娘们，别去找警察了。这儿的警察都认识他。他是个神经病。”
戴着我签了名的太阳帽满城走的人竟是个神经病！嗨，真是没劲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