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布置了一项课外作业：写一篇关于结识一位陌生人的作文，文题自拟，文章要真实，不可以瞎编。
我是学校广播站的小记者，写作文可不能倒牌子哦。王老师虽然还说过这篇文章可以写得轻松点，可你别以为真可以写一个随便遇到的陌生人，想得高分还得费心思找一个“有点意义”和“有点意思”的对象。
找谁呢？
正想这个问题，表妹来我家串门，提供我一个线索——她们家那幢楼里来了一位一百岁的乡下老太太，听说还是烈士的家属呢。“一百岁”是意思，“烈士家属”是意义，哇，这就全了！
立即行动！我赶到表妹家那个新村，把单车泊在那幢公寓楼前。正想着怎样说道才能让人家打开家门，却发现那家的大门坦荡地大开着。这是底楼的一个大套户。
我屈起食指，轻轻叩响开着的门扇，小心地问：“有人吗？屋里有人吗？”
一个爽朗的声音从里屋传出来：“进来啊，进来啊！”不见客厅里有人，我不敢进门。
一位老太太从里屋走出来：“进来啊，进来啊。”她不问我找谁，不问我是谁，就让我进屋。
我解释道：“奶奶，楼上小英是我表妹，我来找她，她家没人，我可以在你这里等她一会儿吗？”这是我预先设计好的借口。
“好啊，好啊，妹妹，进来啊，进来啊。”看我低头寻索，又说，“别换鞋的，只管进来坐。”她说着就迎到了我面前，看她一脸的热情，如果我再犹豫，她准会伸手把我拉进门去。
她是蛮老了，脸上有蛮多蛮深的皱纹，但精神健旺，目光有劲。头发花白了，稀疏了，但梳理得一丝不乱，往后梳，用红毛线编进去，然后束成一个小小的发髻。发髻上斜斜地插着一枚碧绿的簪子。她穿着藏青色对襟衫，裤子是黑色的，裤腿很肥大。
猜想这就是百岁老太太的女儿了。我在沙发上坐下，规矩地并着双膝，把注意力集中在耳朵上，可感觉不到屋子里还有人——莫非百岁老太太不在家？
正当我思谋着怎样把话题比较自然地引到她母亲身上，她已经从冰箱里拿出了一听可乐，用小手指勾着，“啪”一声拉开了罐子口，塞到我手里：“妹妹，喝。”
她的热情让我有点慌乱，说：“奶奶，我不渴，我坐一会儿就走的……”
她说：“你们小孩子家都喝这个的，喝吧。你刚才说，楼上你表妹叫啥呢？”
“她叫小英。”
“噢，一个标致细娘呢。嘴甜呢。”
“妹妹你叫啥呢？”
“我叫小琴。”
“芹菜的芹啊？”
“不是，是胡琴的琴。”
……
这老太太喜欢说话，话茬子接得飞快。
找不到更自然的话头，我只好从表妹说起了：“奶奶，听小英说，你妈从乡下来上海了。小英说你妈高寿呢，都百岁了对不对？”
老人手里本来摇着一把大芭蕉扇，听我这话，扇子停住了：“我妈？哈……”
她笑啥呢？
她说：“妹妹你搞错了，我就是乡下来的一百岁，哈……”她笑得很开心，很得意。
一百岁的老太太原来就是她啊！这一下子就颠覆了我对“一百岁”的概念。我本以为一百岁会是很惨的那种老。
一百岁的老太太忽然不笑了，说：“妹妹，谁说我一百岁啊？我才九十九呢。”
我说：“哦，原来你明年才一百啊。”
“不对，今年我九十九，明年是九十八，后年就剩九十七啦。不是说越活越年轻吗！”看我听得晕乎，她又笑起来，笑得很开心，很得意。
一百岁老太太的“倒退计岁法”是有点“意思”了，可我还得采访点“意义”啊。对了，得把话题引到抗日战争上去。
我说：“奶奶，你老家在哪里啊？”
“我老家在常熟，常熟沙家浜。听说过吧？”
我忙说：“呀，就是京剧里那个沙家浜啊？”
老太太拉一把椅子来坐下，和我坐了个面对面。看来她是乐意和我说说沙家浜的，是乐意和我说说她们家“当年”的。
我错了，老太太可不想说这些，只说了句：“那儿搞旅游了，好玩呢，有空去玩玩吧。”就再不肯接口谈沙家浜的事了，就和我七拉八扯地聊家常，大麦茶啊，嫩豆腐啊，毛豆干啊……
这时来了一只小花狗，在门口探头探脑的。
老太太说：“小花小花，进来啊，进来啊，饿了吧？那就进来啊，妹妹不是外人哩……”说着，一弯腰就从门边鞋箱旁拖出一只搪瓷盆来——里头备着狗食呢。看来，她大开着门就是等着这小狗的。
小狗抬头看看老人，呜呜哼着，表示感谢和亲热，然后胃口很好地吃起来，一边吃一边把小尾巴摇得拨浪鼓似的，连小屁股也带动了。
老太太爱怜地看着小狗，摇动芭蕉扇，把风一阵阵扑在小狗身上。
因为吃得太快，小狗呛着了，咳。
老太太笑道：“慢点慢点，谁跟你抢来吃啊？”回头对我说，“前几天我在新村里转转，它就追着我摇尾巴，我看着可怜，领它回来喂了它，可好，这几天它每天都来讨吃的呢，瞧，这小东西蛮可怜的……”
对小狗我没兴趣，挖空心思要把话题转移到沙家浜去，说：“奶奶，你年轻时家里养狗吗，那时候正是抗日战争吧？”
老太太说：“那时候，满世界鸡犬不宁的，还养狗啊？人的命都拎在手里呢。现在太平盛世，你瞧吧，那些大狗小狗成心肝宝贝了……就这小家伙可怜。脏是脏点，可不丑啊，怎么就没人要的哇……”
话题就这么扭来扭去的，就是扭不到正题上去。直通通地问不好，人家是烈士家属，硬要一百岁的老太太回忆当年的痛苦事，不忍心呀。
小狗吃饱了，走了。老太太还不让我关门，说她孙子马上就会回家了。
坐的时间够长了，看来这次只能这样了，待下次再说吧。我起身告辞。
老太太说：“妹妹，你不等你表妹了？”
我竟把这个借口忘记了，说：“不等了。”
我走出门了，老太太忽然说：“妹妹，你是小记者吧？”
一回头，我就看见老太太的眼睛里有了一种有内容的光彩，好像在说：我早猜出你的来意啦！她这种充满洞察力的目光，使我“嚯”一下联想起京剧《沙家浜》里那位机智的阿庆嫂。在这种目光面前，我脸都热了，嗫嚅着，一时想不出话来说。我一开始就对这位一百岁的老人家胡编了来意，怪难为情的。
老太太见我默认了，朗声道：“妹妹，回来，你想知道啥就讲，我来说说看。”
老太太的丈夫叫阿明，抗战时在上海一家米行里当员工，三十多岁的阿凤带着三个儿女在老家沙家浜张罗着一个小小的茶馆。阿明其实是新四军派在上海的地下联络员，后来在一次护送新四军干部去苏北途中，因翻船牺牲在长江里，当时才39岁……
老太太向我讲着她们家几十年前的往事，沉着地摇着芭蕉扇，语气从容，神情淡定，就像在说别人家的故事，听上去有点遥远。
我最感兴趣的是她丈夫的英勇事迹，可这偏偏是老太太讲得最简约的部分。好不容易，她提到了阿明在上海时曾经写过一封家书的事。我赶紧追问信的细节：“奶奶，那封家书还保存着吧，都写些什么呢，可以说说吗……”
老太太说：“嘿，他的信就像他的人，三扁担才打出一个屁。那信，简单，只有三行半，我都可以一字不落地背给你听的。”
下面就是我当时记录的一位地下党员的家书：
阿凤：小三妹脖子上的癣好点了吧？我让航船上增福带到乡下来的药是抹在癣上的，不是吃的，是不能吃的，千万注意！眼下很乱，我身在上海，心在家里，主要是不放心。你晚上千万不要给自称新四军或者民抗队员开门。他们敲门，你别理睬。就写这些。
阿明
显然，或许是老太太记错了，或许是我当时记录得太匆忙，把信上最后两句话搞错了。在把这封信写进作文时，我改成这样：
……你千万要给新四军或者民抗队员开门。他们敲门，你不能不理睬，他们一定需要我们帮助。
当然，我还把“身在上海，心在家里”这一句删去了。共产党员干革命，怎么可以三心二意呢？
这篇作文得了高分，王老师还在课堂上朗读了全文。
当场有同学举手提出了疑问。疑问不是针对那封家书，而是针对我作文里下面这一段文字：
……1953年，因为孤儿寡母的，阿凤奶奶家生活很困难，阿凤奶奶只能把她家的小女儿小三妹送了人家。小三妹后来被继父母带到了上海……
同学们提出的疑问是：1953年早解放了，人民政府对烈士家属的生活是很照顾的。生活困难到把亲生骨肉送人是不可能的，不可信的。
想一想，这个疑问是有道理的。政府对烈士家属确实是非常关心的，我们新村就有好多例子呢。这使我挺不安。星期天，我再次去了老太太女儿家。老太太在上海的这个女儿就是当年脖子上生过癣的小三妹。
赶到“小三妹”家，接待我的正是“小三妹”。她母亲已经在前几天回沙家浜去了。
当年的小三妹现在已是七十岁的“老三妹”了，身体健朗，就是头发全白了。
一提起1953年，老三妹就叹了口气：“唉，我那娘啊！”
我小心地说：“她真把你送人家养了？”
陷入往事，老三妹的眼光有些散漫了：“那一天，娘带我一个去了常熟城，在聚丰园面馆为我点了一碗大肉面，还带我去新公园玩了小半天。玩过公园，又问我：三妹啊，还想吃点啥呢？说吧，娘给你买。结果又给我买了一屉小笼包子，还配了蛋皮紫菜汤呢。回头又为我剪了一块花布做新衣裳。当时我九岁，有点懂事了，隐隐觉得这个日子有点不对劲——我娘是从来不肯这样铺张的呀！
“果然，几天之后的一个下雨的黄昏，娘告诉我，她已决定把我送给别人家做女儿了。说：女儿啊，你应当上学了，可我们家供不起三个孩子读书，只能把你送给人家了……家里虽然清贫，可这是我的家呀！我怎么肯离开我的亲人、我的家呀！我就对娘说：娘，别不要我，以后我只喝粥不吃干饭还不行吗？以后我把好东西都给我哥吃还不行吗？我晓得我哥是男孩子，要长身子……听我这样说，娘抱着我哭了，哭啊，哭啊，娘整个身体都在颤啊。
“我想我娘这就改主意了，又说：娘，我们家有困难可以对村里刘伯伯说，可以对乡里张书记说，他们常来我们家，都说有困难尽管去找他们。我娘抹干泪，说：儿啊，政府对我们家照顾得不少了，很多了，政府不宽裕，要照应的事那么多，我们不可以没完没了地让政府照顾啊！
“我说，我们家和别人家不一样，我们家是烈属。我娘摇着头说：儿，这样想不对，你阿爹当年牺牲，为的是打东洋鬼子，为的是国家，可不是为的得到政府照顾。我娘到底还是把我送了人家……我娘就是这样的人，她认准了就坚决去做。我哭啊，闹啊，我当时真不理解我娘……”
老三妹说着这些往事，眼圈儿红了。
我的眼圈儿也在发热发胀。
听了我的汇报，王老师沉默了许久，轻声说：“这老太太真不简单，她不容易啊！小琴，你准备一下，在后天语文课上给全班同学讲讲这个故事吧。”
这正是我想做的。我非常想把这个故事告诉我的同学们。
放暑假了。
放假第二天，我就背起个背包登上了去常熟沙家浜的旅程。一百岁的阿凤老太太说过，让我有空就去那儿玩玩，我把这句话当成了老人家对我的邀请。我觉得应当去沙家浜，应当再去见一见那位可敬的老人。我预感到在那片曾经烽火连天的土地上，必定有许多使我感到陌生、能够感动我的故事。
沙家浜的千亩芦苇荡已经被开辟成湿地公园，公园的旁边就是“沙家浜纪念馆”。
展馆用整整一个展室讲述了京剧《沙家浜》的“戏里戏外”。说到戏中人物，展板上是这样开头的：
阿庆嫂是一个虚构的艺术形象，但这绝不是凭空的虚构。戏中的阿庆嫂是生活中许许多多阿庆嫂式人物的典型化。
展览接着一一罗列了十多位阿庆嫂式的人物，其中就有阿凤老太太的名字！
展板上，阿凤老太太在一张大照片里摇着大芭蕉扇，灿烂地笑着，她的身旁是一位回沙家浜访旧的共和国著名将军。
使我更惊奇的是玻璃柜子里那一页因岁月而发黄的信笺——正是阿凤老太太说起过的那一封家书：
阿凤：小三妹脖子上的癣好点了吧。我让航船上增福带到乡下来的药是抹在癣上的，不是吃的，是不能吃的，千万注意！眼下很乱，我身在上海，心在家里，主要是不放心。你晚上千万不要给自称新四军或者民抗队员开门。他们敲门，你别理睬。就写这些。
阿明
阿凤老太太那天背诵的信和这个原件一字不差。
信笺旁还有一段说明文字：
……当时，日伪对江南抗日游击区进行大规模残酷“清乡”。日伪常派特工深夜敲门，自称是新四军或“民抗”的人。老百姓如应声开门，即被以“通匪罪”无情捕杀……
我呆住了。我居然在作文里想当然地改动了一份珍贵的历史文献！
一种巨大的不安使我产生了立即见到阿凤老太太的冲动。出了纪念馆，我没有进湿地公园，几乎是小跑着来到了阿凤老太太所在的村子。这个地址是采访老三妹时得到的。
漂亮的农民新村。漂亮的别墅式农家。
阿凤老太太家的大门敞开着。屋里应声走出来一位三十多岁的阿姨，自称是阿凤老太太的孙女，名叫阿芹。
我满头大汗地站在院子里，说：“阿姨，我是从上海来的，我几个月前认识了你奶奶，今天我……”
“进来啊，进来啊……”阿芹一迭声的“进来啊”，在我听来是那样的熟悉。那天，阿凤老太太也是这样连声相迎的；那天，“老三妹”也是这样连声相迎的。
爽亮的嗓门，一丝不乱的头发，灵动睿智的目光……呀，六十多年前的阿凤老太太大概就是她孙女这样的模样吧？这正是阿庆嫂的模样啊！
我刚在沙发上坐下，阿芹就“啪”一声把一听可乐拉开了口，凉凉地塞在我手里：“妹妹，天热，喝，喝。”
阿芹阿姨拉过一张椅子，和我坐个面对面，说：“妹妹，你找我好婆，有啥事呀？”
我就是想见见她老人家。
阿芹耷拉下眼皮，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妹妹，你来晚了点，她老人家一个月前过世了……”
什么叫“过世”啊？
其实我知道“过世”的含义，可我指望这个词在沙家浜的方言里有别一种意思。
“我好婆过世了，正好一百岁。老人家走得很安详，就像犯困了睡过去一样的……睡过去之前，她说了最后一句话。她说：妹妹，给我梳个头吧。我，我……”
阿芹阿姨被哽住，说不下去了。
一股热热的液体从我的身体深处向眼眶涌来。我觉得嘴唇在颤动，麻麻的，说不出话来。
很烫的泪模糊了我的眼睛。我在心里喊：奶奶，我有话对你说呀！我有话对你说呀！后来想想，要是我见到了老太太，我会说些什么呢？
一只半大的花狗走进我模糊的视野。咦，这不就是上海新村里那只没人收留的小花狗吗！
花狗轻吠了几声，随即怯生生地止了声，倒是把尾巴努力摇着。它这是因为看到我哭了，还是因为认出了我？
一抬头，我看见了挂在墙上的阿凤老太太的大照片。她开心地笑着，手里摇着那把大芭蕉扇……
我感觉到了一阵阵清凉的风扑面而来。
走近去，对着一百岁的阿庆嫂，我深深地鞠了三个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