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奔进最后一条走廊，欧雷克的叫声传入他的耳中。囚室的门半开着。他穿过走廊冲进囚室的这几秒间，对他而言宛如噩梦，仿佛雪崩。他的双腿无法跑得更快了。
1
那些尖叫声在召唤它，如同声波做成的长矛，穿透奥斯陆市中心的其他噪声：窗外传来的来往车声、远处抑扬的警笛声，以及附近教堂的钟声。它继续觅食。它用鼻子在肮脏的厨房油地毯上四处嗅闻，闪电般迅速地将气味分成三类：可食用的，有危险的，以及与生存无关的。地上有灰色烟灰的刺鼻气味，沾血纱布的甜腻味，林内斯啤酒瓶盖内的苦味，空金属弹壳所散发的硫黄、硝石和二氧化碳分子的气味。这枚弹壳专门设计用来容纳9毫米×18毫米铅弹，又称马卡洛夫子弹，对应这种子弹口径所开发出来的就是马卡洛夫手枪。此外还有仍在闷烧的香烟烟味，金色滤嘴和黑色烟纸上印有俄罗斯帝国的双头鹰国徽图案。香烟对它来说可是食物。除了这些气味之外，还有酒、油脂和沥青的臭味。地上有只鞋子，它闻了闻。有个障碍物侧躺着，背部挡住鼠窝的入口，鼠窝里有它的八只初生宝宝，它们的眼睛尚未发挥功能，身上无毛，正在高声尖叫，呼唤母鼠回来哺乳。那个如山一般的肉体障碍物散发着盐、汗水和鲜血的气味。那是一具人类的身体，而那人依然活着，它敏感的耳朵听得见在它幼崽的饥饿叫声之间的微弱心跳声。
它很害怕，但它别无选择。喂养它的幼崽比什么都重要，再危险，再费力它都不在乎，再有其他不好的直觉也无所谓。它站在那里，鼻子在空气中嗅着，思考着解决办法。
教堂钟声正好和那人的心跳声一致：一下、两下、三下、四下……
母鼠张露利齿。
七月，妈的，死在七月真是烂透了。我耳中听见的真是教堂的钟声吗？还是该死的子弹上涂有迷幻药？好吧，所以我的生命要在这里结束了，反正也没什么差别吧？死在这里或那里，现在死或一会儿死，好像也没什么差别。但我真的就该死在七月吗？楼下的奥克西瓦河畔传来鸟儿的啼唱声、酒瓶相碰的叮叮声和阵阵笑声，我真的就该死在窗外的夏日欢声中吗？我真的就该死在这个鼠辈横行的毒窝地上，身上多出一个洞，生命快速流逝，一生回忆从眼前闪过，最后落到这个下场吗？难道这就是我，这就是一切，这就是我的一生？我对人生有过计划不是吗？如今，我的生命不比一袋尘土更有价值，只是个没有笑点的笑话，短到在那疯狂钟声结束前就可以叙述完毕。
妈的！没人告诉我死亡会这么痛。爸，你在吗？别走，别在这个节骨眼上离去。关于我的这则笑话是这样说的：我的名字叫古斯托，这辈子只活到十九岁。爸你是个坏男人，上了个坏女人，九个月后生下了我，我还喊不出“爸爸”就被送到寄养家庭。我尽可能招惹各种麻烦，他们却只是把照护网收得越来越紧，问我到底想要什么，是不是想要该死的冰激凌。他们不知道你跟我这种人最后会在子弹下结束生命，而且我们会散播传染病和腐败堕落，只要一逮到机会就像老鼠一样繁殖。他们要怪也只能怪自己。但他们也有需求，每个人都有需求。十三岁那年我第一次在养母眼中看见她的需求。
“古斯托，你好英俊。”她说，走进浴室。我没关门，也没打开莲蓬头，因此水声没能警告她。她在浴室里多站了一秒才出去。接着我捧腹大笑，因为我心中雪亮。爸，这就是我的天赋，我可以看穿别人的需求。这天赋是不是来自你的遗传呢？她离开浴室之后，我看着穿衣镜中的自己。她不是第一个说我英俊的人。我比其他男生发育得早，身材高大结实，肩膀已相当宽阔；头发乌黑光亮，颧骨高耸，下巴方正，有张贪婪大嘴，嘴唇却有如女生般饱满；古铜肌肤十分光滑，褐色眼珠近乎黑色。“褐鼠。”班上有个男同学这样叫我。男同学的名字好像叫迪德里克，他想成为钢琴家。那年我刚满十五岁，迪德里克在班上大声说：“那只褐鼠连阅读都有问题。”
当然了，我只是一笑置之，因为我知道他说这句话背后的动机，我知道他想要什么。他想要的是卡米拉。他暗地里偷偷爱恋卡米拉，卡米拉公开地爱恋我。我曾在学校舞会上趁机看了看她的毛衣底下，却发现没什么料。这件事我跟几个男同学说了，迪德里克一定是有所耳闻，才决定要让我闭嘴。我一点也不在意成为他的“箭靶”，但霸凌就是霸凌，因此我去找摩托俱乐部的图图，并在学校拿了些哈希什[1]分给那些车手，说我需要点尊重。图图说他会料理迪德里克。后来迪德里克不肯对任何人解释说他的两根手指为何会被男厕所门的上层铰链给夹住，但他再也没叫我褐鼠，而且是的，他也没能成为钢琴家。妈的，好痛！不，我不需要安慰。爸，我需要来一管，最后一管，然后我发誓我会一声不哼地离开这个世界。教堂钟声又响起来了。爸，你在吗？
注释：[1]哈希什（hashish），由印度大麻的花及叶榨出的树脂麻醉药。
2
奥斯陆规模最大的加勒穆恩机场将近午夜之际，来自曼谷的SK459号航班滑行至指定的四十六号登机门。机长托德·舒茨刹车，让空客340完全停止，接着他关闭油料供应。喷气发动机上的金属运转频率缓缓降低，发出温和的嗡嗡声，最后静止。托德下意识地看了看时间，这时距离飞机落地已经过了三分四十秒，比预定抵达时间早了十二分钟。他和副机长开始确认关闭系统和停泊事项，因为这架飞机将在机场过夜，货品留在飞机上。他翻寻装有飞行日志的公文包。现在是二〇一一年九月，曼谷仍处于雨季，一如往常十分闷热，因此他非常想回家，享受初秋的凉爽夜晚。九月的奥斯陆是地球上最棒的地方。他在表格里填入剩余油量，他得替他消耗的油料费用找个理由才行。他驾驶飞机从阿姆斯特丹或马德里回航的速度，高得超过经济效益，不惜燃烧价值不菲的油料以达到目的。最后他的长官把他叫去训斥了一顿。
“你想表现什么？”长官高声说，“飞机上又没有转机旅客！”
“‘全世界最准时的航空公司’啊。”托德咕哝说，引述公司的广告标语。
“我看是全世界最不符合经济效益的航空公司吧！这就是你的好理由？”
托德耸了耸肩。毕竟他不能说出真正的理由——他之所以加速飞行完全是出于私人原因。他负责驾驶飞往卑尔根、特隆赫姆和斯塔万格的班机，而且重点是这些航班都必须由他亲自驾驶，不能交给其他驾驶员。
托德资历在航空界算是很老，长官没有治他的办法，只能对他发飙。
一直以来他都避免犯下严重错误，也一直待在航空公司的庇荫之下，但再过几年他就要达到“双五”，也就是年满五十五岁，届时无论如何都得退休。托德叹了口气。他只剩最后几年时间可以弥补错误，避免自己沦为全世界最不符合经济效益的飞行员。
他在飞行日志上签名，起身离开驾驶舱，对乘客露出机长的雪白贝齿。这个微笑可以直接告诉乘客说他充满自信。机长这个专业头衔曾让他成为别人眼中的成功者。曾经，只要说出“机长”这个魔法般的字眼，男女老少都会露出仰慕的神情，他们在他脸上看见领导力、冷静态度和男孩般的魅力，以及机长的爆发力和精准判断力。他们认为这个男人不仅具有过人的才智，还具有对抗物理法则和凡人内在恐惧的勇气。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如今民众只把他当成公交车司机，问他哪里能买到飞往拉斯帕尔马斯市的最便宜机票，以及为何汉莎航空公司的伸脚空间比较大。
叫他们去吃屎。叫他们全都去吃屎。
托德在空服员旁的出口停下脚步，挺起胸膛，露出微笑，说：“小姐，欢迎回家。”他说的是浓重的得州口音，这是他从谢泼德的飞行学校里学来的。对方回以微笑。从前他光凭这个笑容就能跟女人相约在入境大厅，而他也真的这样做过。从开普敦到阿尔塔：女人，无数女人。对他来说这曾是个麻烦。而解决方法则是：女人，无数女人，新面孔的女人。如今呢？他的发际线已退到飞行员帽底下，但定制制服还能凸显出他高大宽肩的身材。当初他在飞行学校未能当上战斗机飞行员，要怪的就是这副身材。最后他成为大力神运输机的驾驶员，沦为空中粗工。他对乡亲父老宣称那是因为他的脊椎长了几厘米，还说只有侏儒才能符合F-5s和F-16s战机驾驶舱的标准。但事实是他在竞争中惨遭淘汰。在那段时间，他唯一能保持住的就是身材，那也是他唯一没有分崩离析的部分。
其他像是婚姻、家庭、朋友关系，全都崩溃瓦解。这是怎么发生的呢？当时他在哪里呢？多半是在开普敦或阿尔塔的饭店房间里，鼻子里沾有可卡因，以弥补他在酒吧喝了酒精饮料所减损的雄风，弥补他的阴茎不处于“小姐欢迎回来”的状态，弥补他未曾达到、也永远无法达到的目标。
托德的视线落在一名在走道上朝他走来的男子身上。男子低头走路，但依然比其他旅客高出一个头。身材削瘦，和他一样肩膀宽阔，但年纪比他轻。男子理平头，金发有如刷子般根根竖起，看起来像挪威人，但不像是出游返国的观光客，比较像是旅居海外的挪威人，肌肤已然变成几近灰褐色，正是长期住在东南亚的白人的特征。男子身穿量身定制的棕色亚麻西装，给人尊贵和严肃的形象，因此可能从商。也许生意不是太理想，男子搭乘的是经济舱。但男子之所以吸引托德的目光，并不是因为西装或身高，而是因为疤痕。那道疤痕以男子的左嘴角为起点向外延伸，几乎一路划到耳际，宛如一把微笑形状的镰刀，充满既怪异又美妙的戏剧性。
“再见。”
托德吓了一跳，还来不及回应，男子就已从他面前走过，步出机舱。男子的声音甚是粗哑，眼睛里爬满血丝，显然才刚睡醒。
乘客都已下机。载有清洁人员的小巴士驶来，停在跑道上。机组人员一同下机。托德注意到最先从小巴士下来的是个体格矮壮的俄裔男子，他看着男子快步爬上登机梯，身穿黄色反光背心，上头印着索罗斯清洁公司的标志。
再见。
托德迈步走过通道，朝机组人员中心走去，脑子里不断浮现这句话。
“你的行李箱上不是都放着一个手提包吗？”一名空服员问道，指着托德拖行的新秀丽行李箱。他记不得她的名字了。是米雅，还是玛雅？无论如何，上世纪他曾在某个中途停留站干过她。有这回事吗？
“没有。”托德说。
再见。亦即“回头见”？或是“下次再会”？
他们经过机组人员中心入口旁的隔间，理论上这是给海关人员用的，海关在这隔间里就宛如惊奇盒弹出的吓人玩偶。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时间，隔间里的椅子都没人坐，而他在航空界服务三十年来，从不曾被海关拦下来搜查行李。
再见。
亦即“后会有期”，以及“期待下次再见到你”。
托德加快脚步，通过机组人员中心入口。
一如往常，小巴士在空客旁的柏油路面上一停下来，谢尔盖·伊万诺夫就第一个下车，快步爬上登机梯，前去清理客舱。他提着吸尘器进入机舱，锁上舱门，戴上乳胶手套，把手套拉到手臂上刺青开始的地方，然后掀开吸尘器前方的盖子，打开机长置物柜，拿出一个新秀丽手提包，拉开拉链，打开底层的金属板，查看四个有如砖块般的一公斤重的包裹。接着他把手提包连同包裹放入吸尘器，塞进软管和大集尘袋之间的空间。集尘袋他已事先清空。他关上吸尘器的盖子，打开舱门锁，启动吸尘器。所有动作在数秒内全数完成。
打扫和整理完客舱之后，他们从容下机，把浅蓝色垃圾袋放在大发[1]小巴士的后备厢，返回候机楼。晚上机场关闭前只有几班飞机起降。谢尔盖转头看了看领班珍妮，又望向显示抵达和出发时间的计算机屏幕，看见上面并未出现延迟的信息。
“卑尔根我来做。”谢尔盖用刺耳的口音说。他的口音虽然刺耳，但起码他会说挪威语，他知道很多在挪威住了十年的俄罗斯人都还只能用英语沟通。大约两年前伯父把谢尔盖带来挪威之后，就明确指示他必须学习挪威语，并安抚谢尔盖说也许他跟自己一样有语言天分。
“卑尔根我来，”珍妮说，“你可以等特隆赫姆。”
“卑尔根我来就好了，”谢尔盖说，“尼克可以做特隆赫姆。”
珍妮看了看他：“随你高兴，你就做到死吧，谢尔盖。”
谢尔盖走到墙边，在一把椅子上坐下，小心地靠上椅背。他的肩膀肌肤依然疼痛，因为一名挪威刺青师曾在那里下过功夫。那刺青师依照谢尔盖提供的图案替他刺青，图案是目前仍在下塔吉尔[2]市监狱服刑的刺青师伊姆雷寄给他的。这片刺青还有很多尚未完成。谢尔盖想起伯父的手下安德烈和彼得身上的刺青，这两名来自阿尔泰共和国的哥萨克人身上都有浅蓝色刺青，用来述说他们轰轰烈烈的人生和英勇事迹。谢尔盖名下也有个事迹，亦即他杀过一个人，虽然只是个小案子，但已化为天使刺在他身上。未来他可能还会再杀一个人，这次可是个大案子。伯父说，如果必然之事成为必然，他就必须干下这件大案子，并警告他做好心理准备，好好磨炼用刀技巧。有个男人会来奥斯陆，伯父如此说道。此事尚未完全确定，但可能性很大。
可能性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