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让我写了篇关于劳伦斯的文字配合《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译本的出版，过了些日子文章出现在网上，一看竟然是上海的《解放日报》的副刊，早年间的《解放日报》好像是专门发表政治社论的报纸，做成这个样子，很有点《法国解放报》的味道了，有自由主义气息，那漫画我很喜欢。
80年前的1930年，特立独行的英国作家和诗人劳伦斯在流浪法国时英年早逝，年仅45岁。这个矿工的儿子，从读大学开始文学创作，整个创作期不过24年，发表和出版的历史不过20年，其间的部分时间在贫病交加和作品遭禁中度过。但他却留下了12部长篇小说，50多部中短篇小说，多部诗集、剧本、游记和大量的文学批评、哲学、心理学和历史学方面的著作和散文随笔。他还翻译出版了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及意大利作家乔万尼·维尔迦的长篇小说等，仅凭这些译文就足以称他为翻译家了。不少研究家称其为天才和大师，不无道理。其作品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在世界文学大浪淘沙的残酷过程中木秀于林，成为少有的常青树，在英国文学中声誉直逼莎士比亚而成为一个奇迹。
大师自有大师的气度和风范，这自然表现在其不同凡响的文学创作上。他的四大名著《儿子与情人》、《虹》、《恋爱中的女人》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可说部部经典。如果说《儿子与情人》是写实主义力作并开始走向现代主义，《虹》是现代主义力作，那么《恋爱中的女人》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就在后资本主义时代显现出其后现代主义文学经典的价值，历久弥新，在当代文学的视野中彰显出其“预言家”的魅力，奠定了劳伦斯文学常青树的经典地位。
●后现代经典价值
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如日中天之时，劳伦斯凭着其对人与自然的本能关爱，凭着其天赐的艺术敏感，触及到了现代文明的种种弊端和疾病症候，其作品在后资本主义时代愈显功力，无怪乎他被称为预言家。他的作品也因此跨越了写实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三个阶段而成为文学的常青树，真是难能可贵之至。一个穷工人的儿子能达到这样的艺术境界，除了造化使然，后天的生活经历和精神砥砺亦是关键。生活在肮脏的工业文明与田园牧歌的老英国的交界地带，出身于草根备受磨难，但艺术天分促使他孜孜以求，吸取的是本时代最优秀的文化，从而他的写作超越了阶级出身和阶级仇恨，探究的是超然的真理。而他这样游走在各种文化群体之间的边缘作家本身，就是后现代主义文学研究所关注的话语上的天然“差异”者、意义的“颠覆”者和“消解”者。所以说，劳伦斯文学的魅力愈是到后资本主义时代愈是得到彰显。
这种后现代主义经典的价值尤其体现在他的长篇绝笔《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中。劳伦斯选择了森林为背景，选择了一个猎场看守而不是选择他情感上最为依恋的矿工来做故事的男主人公。猎场看守这种职业的人游离于社会，为有钱人看护森林和林中的动物供其狩猎，另一方面还要保护林场和动物以防穷人偷猎或砍伐树木。这样的人往往过着孤独的生活。他们是有钱人的下人，是劳动者，但又与广大劳动者不同。在劳伦斯看来，这类脱离了俗尘的阶级利益、一身儒雅同时又充满阳刚气的男人最适合用来附丽他的崇高理想。而从根本上说，矿主和矿工虽然是对立的，但他们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双方都受制于金钱、权利和机械，在劳伦斯眼里他们都是没有健康灵魂的人。
在此劳伦斯试图创造一个文明与自然之间的第三者，这就是麦勒斯。劳伦斯超越了自身阶级的局限，用道德和艺术的标准衡量人，用“健康”的标准衡量人的肉体和灵魂，才选择了麦勒斯这样的人做自己小说的英雄。而森林在劳伦斯眼中象征着人与自然本真的生命活力，更象征着超凡脱俗的精神的纯洁。而森林中万物的生发繁衍，无不包孕着一个性字。劳伦斯选择了森林，选择了森林里纯粹性的交会来张扬人的本真活力，以此表达对文明残酷性的抗争。
出版了这本书后不久劳伦斯就去世了，但他以他的作品与后现代社会做了连接与沟通，因此他俨然是一个当代作家在讲述着80年前的故事，他仍然被当作当代作家被评论、诋毁、赞誉着。这应该就叫不朽，一个作家能追求的永恒不过如此。
劳伦斯在文学的海洋里划着自己的独木舟苦吟至死，塑造出了不朽的文学形象，虽然他救世的追求是麦勒斯这样孤独的个体所无法承担的，但他通过麦勒斯的形象在颠覆僵死固化的人类秩序，道出了遗世独立的风流气韵。
●劳伦斯在中国
劳伦斯作品真正进入中国的契机是1928年出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部小说问世不久，中国文学界就报以宽容和同情，甚至从学术角度对劳伦斯和他的作品做出了积极的肯定。那个年代，正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日本军国主义随时准备发起全面侵华战争的前夜，即使是在这样对文学和文化传播极为不利的形势下，劳伦斯还是开始被介绍了进来。这本书在英国和美国遭禁后，大量的盗版书不胫而走，劳伦斯反倒因此而获得了更多的读者，名声大震，甚至连战乱频仍的远东的中国都不得不开始重视他。这样的重视与劳伦斯在欧美的崛起几乎是同步的。
诗人邵洵美读后立即撰文盛赞，现代作家和戏剧家赵景深曾1928～1929年间六次在《小说月报》上撰文介绍劳伦斯的创作并追踪《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出版进展。几个杂志上陆续出现节译。其后出版了饶述一先生翻译的单行本，但因为是自费出版，发行量仅千册。当年的中国内忧外患，估计人们都没了读小说的雅兴，这个译本就没有机会再版。光阴荏苒，五十年漫长的时间里中国读者与此书无缘。到1980年代，饶述一的译本在湖南再版，使新时期的中国读者得以领教劳伦斯这一佳构的非凡魅力。
劳伦斯在过去曾被看作“颓废作家”，从1930年代后期到1980年代，对他的介绍出现了近半个世纪的空白。对劳伦斯的重新肯定则是以赵少伟研究员发表在1981年的《世界文学》第2期上的论文《戴·赫·劳伦斯的社会批判三部曲》为标志。这篇论文应该说全面肯定了劳伦斯的创作，推翻了以往文学史对他做出的所谓颓废的资产阶级作家的定论。以赵少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地位和《世界文学》的地位，这篇文章的出现代表着中国文学界彻底肯定了劳伦斯及其创作，从而开创了劳伦斯研究和翻译在中国的新局面。赵先生以一种晓畅、略带散文笔法的语言，道出了自己对劳伦斯创作主流的独到见解。我们发现一个曾被雅俗双方都一言以蔽为“黄”的作家在赵先生笔下呈现出“社会批判”的真实面目；同时赵先生也启发我们“看看这种批判同它的两性关系论点有什么关联”，使我们得以找到整体把握劳氏创作的一个切入点。在一个非文学因素对文学研究和译介产生着时而是致命影响的时代和社会里，赵先生多处引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文章，恰到好处地淡化了那些曲解劳伦斯作品的非文学不良因素。赵先生广为引用马恩，以此来观照劳伦斯的创作，对其加以肯定，这是劳伦斯研究上的一种突破。西方学者不可能如此行文，1930年代的老一辈不可能有这种文艺观。
经过近30年的历程，劳伦斯的全部作品都在中国得以出版，完成了一个曲折的辉煌传播与被接受的历程。
●劳伦斯在故乡
在劳伦斯的故乡诺丁汉伊斯特伍德，镇上劳伦斯住过的五处旧居依然风貌如故，其出生地那个家已经开辟为劳伦斯纪念馆，这里保存了劳伦斯家的生活实景，更是那个时代矿工之家生活方式的再现。三处仍住着居民，一处变成了小旅舍，里面陈列着劳伦斯少年时代的用品和全家福照片招徕游客。他与德国女人私奔前断情的未婚妻露易·布罗斯家的村舍在伊斯特伍德几英里开外，是小说《虹》的原型，同名电影在那里拍摄，鸟语花香，景色如初。那房子连带那个村庄和附近的运河都被列入“劳伦斯故乡”的版图成为观光胜地。
青少年时代的劳伦斯面对工业化糟践了的青山绿水，面对为养家糊口下井挖煤从而沦落为肮脏丑陋的贱民的父老乡亲，面对家乡小镇的寒碜和小镇人的愚昧下作，他对故乡充满了悲悯和厌恶。劳伦斯就在这种美与丑的鲜明对比中长大成人，带着以故乡生活为背景写下的文学作品，走出了故乡，以一个矿工儿子的身份，以质朴纯良血气方刚又略带寒酸的文学天才面目出现在伦敦的文学沙龙里。他以故乡为背景写下了一系列文学作品，从小处着眼触及到了一个特定时代的本质并像预言家一样触及到了未来人性共通的问题。逝世多年后，劳伦斯成了本地的骄傲，伊斯特伍德成了英国的一个文化景点，声誉紧逼莎士比亚在爱汶河畔的故居。人杰自然地灵，再也没有谁像当年一样以“把劳伦斯轰出伊斯特伍德、轰出英国”为荣了。当地政府开始大力保护小镇风貌，以求整体保护这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小镇风格。翻开诺丁汉郡旅游手册，第一页上就是劳伦斯目光炯炯的巨照，连拜伦这样的大诗人都要位居其后，因为拜伦一直激情澎湃地献身于解放希腊的事业，其作品与他的故乡诺丁汉无甚大关系。劳伦斯没有拜伦那么大的野心和激情，他只会一头扎在故乡的风土人情中痛苦地写故事，却不期然享誉全球，家乡也跟着沾光。
（《时代报》2010年7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