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
世界各民族
在受苦，在斗争，然而必将获胜的
自由灵魂
约翰·克利斯朵夫将要进入他的第三十个年头。自他的一位感情丰富，通常目光较敏锐的作家朋友俯身在他那个小小摇篮里看他时，就对他预言过，他跨不出一打亲人的小圈子，可他从此却走了很长的路。他横穿地球，整整转了一圈，如今，他几乎能说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当他穿着五花八门的衣服旅行归来时，他那三十年来也用一双脚板在世界各地乱闯的父亲有时几乎认不出他了。请读者允许我追述一下，在他小时候我把他抱在怀里时他是什么模样，以及在什么情况下，那小子闹着要来到人间的！
我的一生中有二十余年都在酝酿《约翰·克利斯朵夫》这本书。第一个念头于一八九〇年春天在罗马时就产生了。书中的最后几句话写于一九一二年六月间，不过该书的形成时间并非以这两个日期为限。我又重新找到一八八八年写的草稿，那时我还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
最初的十年（一八九〇—一九〇〇）是一个缓慢的孵育过程，我睁大双眼，沉湎于内心的这个梦幻之中，同时也做了其他一些事情：四部反映大革命时期的戏剧（《七月十四日》、《丹东》、《狼群》、《理性的胜利》），系列作品《信念的悲剧》（《圣路易》、《阿尔特》），《大众戏剧》等。克利斯朵夫是我的第二个生命，外界是看不见的，我在那里与我的灵魂最深处对话。直到一九〇〇年岁末，我通过某些社会关系，也卷入巴黎的《广场上的集市》之中；我同克利斯朵夫一样，在那里感到异常陌生。我如同一个怀着胎儿的孕妇，心里装着《约翰·克利斯朵夫》，它是我的不可攻克的“城堡”，是我的“平静的孤岛”，在恶浪滔天的汪洋大海中，只有我一个人才能登上去；我在那儿默默地积聚力量，以便投入未来的战斗。
一九〇〇年之后，我完全自由了，独自与我本人、我的梦想、我灵魂中的千军万马厮守在一起，于是我义无反顾地投入滚滚波涛之中。
第一声呼喊是在一九〇一年八月的一个暴风雨的夜晚，在瑞士的施维茨一侧高高的阿尔卑斯山上发出的。在今天之前，我从未把它公之于世。然而，成千上万个陌生的读者已经觉察其回响，那是从我的作品的城墙上反弹出的声音，因为思想里最深刻的成分决不是大声表述出来的：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看不见的朋友们只消看上约翰·克利斯朵夫一眼，便足以感觉到那可歌可泣的弟兄般的情谊，那便是本书的源泉所在；也可感觉到他那内涵丰富的绝望之情，滔滔不绝的伟大力量即由此而来。
一九〇一年八月在莫尔夏克我曾写道：
“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我呆在深山之中，天上电闪雷鸣，狂风大作，我想到已死和将死的人们，想到悬在虚空中的整个大地，它在死神的怀中挣扎，不久也将死去。我把这本必将消失的书，献给所有不能永生的一切，并想借以大声疾呼：‘弟兄们，靠拢过来吧，忘掉一切分歧，一心想着我们一齐遭受的共同的苦难吧，世上没有敌人，没有坏人，只有受难的人；唯一持久的幸福是我们彼此间理解，从而相爱：在生命前后的两个深渊中，智慧和爱情是唯有的一线光明，它沐浴着我们的漫漫长夜。’”
“我把我的书和我本人献给不能永生的一切；献给使一切平等、使一切和解的死神；献给吸纳生命百川的陌生的大海。”
远在这部作品最后定稿之前，相当数量的章节和主要的人物形象已经勾勒出来了：克利斯朵夫从一八九〇年起；格拉齐阿从一八九七年开始出现；一九〇二年的整整一年中都在构思《燃烧的荆棘》中的安娜的全部形象；奥利维埃与安多纳德的形象在一九〇一年与一九〇二年间形成；克利斯朵夫之死在一九〇三年，即在写《黎明》的最初几行前的一个月。因此，在我记下“今天是一九〇三年三月二十日，我开始正式动笔写《约翰·克利斯朵夫》”的时候，我只需把麦穗抽出扎紧便能成捆。
一些目光短浅的批评家，凭空说我是偶尔灵机一动，在毫无计划的情况下投入《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创作的，现在读者可以看出，他们的断言是多么荒谬了。早年我在接受法国传统和高师的教育时，甚至在我的遗传因子中，就喜欢凡事先打下基础，并有此需要。我出生在勃艮第建设者的古老世家。我在一部作品打下基础，勾勒出框架之前是决不会动笔的。从来没有一部作品像《约翰·克利斯朵夫》那样，在落笔之前已经在思想里经过如此完整的组织了。就在一九〇三年三月二十日当天，我已在我的提纲里[3]明确这首长诗的分段了。我预先特意把该书分成十个部分，即十册，并且我已为此制定了框架、主体部分以及篇幅比例，差一点就像我已经写成了似的。
为这十册书的最终定稿工作前后花了十余年时间。一九〇三年七月七日在瑞士的汝拉山脉中的一个小地方开始写（后来在《燃烧的荆棘》中受伤的约翰·克利斯朵夫也该埋葬在这个风景区内，离松树和山毛榉悲壮决斗处不远[4]），直到一九一二年六月二日在马惹湖岸边的一个名叫巴夫诺小镇上封笔[5]。本书的大部分篇幅是在巴黎的地下公墓上的一座摇摇晃晃的小房子里写成的，地址是蒙巴那斯大街一六二号。房子的一边，沉重的大车和都市无休无止的喧嚣声震撼着地面；另一边，生长着千年古树的修道院的一座座老园子孤零零地沐浴在阳光下，满树的雀儿叽叽喳喳，枝叶喁喁私语，乌鸫唱着悦耳的歌。这期间，我生活孤独，经济拮据，没有朋友，除了我在教书、撰稿、研究历史等繁重的工作中自找乐趣而外，无快乐可言。我从为谋生的活计中，每天只能为克利斯朵夫抽出个把小时，常常还不足一小时。然而在这十年间，我没有一天不是与他在一起度过的。他甚至无需开口，我就知道他呆在我的身边。那是作者与他的影子[6]对话。而圣克利斯朵夫的脸对着他。他的目光也始终未离开这张脸……
“无论你何时看见克利斯朵夫的面容，
你肯定不会在这一天死于非命[7]。”
我在巴黎生活时，周围一片沉寂、冷漠，或是具有某种讽刺意味。在这种环境里，我依据我的总体构思，把这部涵盖面广、不计功利、与法国文坛的传统模式彻底决裂的无韵的长诗一直写到结束，这里，我想介绍其中的几个设想。成功对我并不重要。这里不涉及成功与否，而涉及到遵循内心的轨迹。
我把这个长长的故事写到一半时，在有关《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笔记中，我又读到了我在一九〇八年十二月间写的一段话：
“我不写一部文学作品，而是一部信念之作。”
当人们有了信仰，行动就不计后果了。胜利或是失败，又有何干？“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在当时法国道德沦丧，社会解体的背景下，我在《约翰·克利斯朵夫》中自负的使命是重新点燃沉睡在灰烬下的灵魂的火花。为此，首先要清除堆积的灰烬和垃圾。唤醒一小批英勇无畏，决不妥协，准备做出一切牺牲的人与霸占空气和阳光的《广场上的集市》针锋相对。我希望把他们组织起来，在充当他们领袖的一个英雄的号召下，团结在他的周围。为了使这个领袖存在，我只有把他创造出来。
我要求这个领袖具备以下两个基本条件：
1.具有一双独立、明亮而又真诚的眼睛，如同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引进到巴黎来的自然人——“原始人”那样的眼睛，目的是通过他们率真的观察，讽刺他们那个时代的社会上的可笑之人和种种罪恶。我需要这样的瞭望台：以率真的目光去观察、去判断今日欧洲。
2.观察和判断只是出发点，接下便是行动。你所思所想，你是怎样的人，要敢于承认，敢说敢当！十八世纪的一个“天真人”只能局限于嘲讽，但对付当今严酷的斗争，他显得过于势单力薄了。应该出现一个英雄。成为英雄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