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刻了几枚印章，本想参加一个赛事来提高一下，无奈工作太忙，只能泡了汤。好在反复的凝神屏息间，持续完成了一个爱好者散漫不羁的思考。
篆刻，是一门古老的学问。而篆刻艺术，又是那样的博大深奥，以至于尚未来到跟前，就已经气喘吁吁，仰止于高高在上的厚重、深沉和广泛、深邃。
虽说“学无止境”，其实追求有涯。掌握一种技艺并非难事，而形成某种风格往往需要毕生的努力。于是，恒久与执著则像一个无形的筛子，不时地汰选着一个又一个行走的意志。
清人袁枚说得好：“有寄心常静，无求味最长。”可以不让自己在攀附风雅中心底有累、神形疲惫或勉为其难，但对无所事事、虚掷光阴的内心缺失早已习惯于长期以来的自责反省和不能容忍。
因此，有人强调过程的价值与意义，有人追求结果的绚烂与高耸。虽然不能苟同，但也从不反对。每个心灵，都有自己向往的太阳。或许，这就是“和而不同”的缘故吧。
而要说清“和”、“同”，还须把思绪返归到几千年以前。那个善于道德的老子很早就提出了“知和曰常，知常曰明”；而孔子一边周游列国，一边诲人不倦地劝说纷争狂执的人们：“礼之用，和为贵”；至于后来的孟子，则从孔老的教益中比较通俗地总结出更加耐人寻味的话语，告诫后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中华民族这种“和”的价值观，经历了几十个世纪，１７世纪初叶英国学者罗伯特·勃顿方从遥远的空气中，把到了中国人“和平而安静”的脉搏。然后，又花费了两个世纪的思索和酝酿，哲学家罗素也才明白了“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质中的一些东西”———和气，于是，高声大嚷着：这些品质“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
啧啧，他们说得多悬乎。那“一团和气”了怎么办呢？于是，在一定时代背景下面，人们就不断地担心这个问题的发生，相互之间的斗争也就一直贯穿着原始的个性张扬。从春秋战国的纷争，到大元盛世的扩张；从勃罗奔尼撒的斧钺，到斯巴达克斯的战马。无数次战争的浩劫、人祸的洗礼，把宽宏大度、体谅包容、和谐共存、协调并进等良性互动，统统淹没于浮躁、非友即敌的大海里，为什么就不能在相互学习、和谐沟通中求同存异、互补有无，乃至相反相成呢？
思维的哲学，总是被现实的浪花所漂白，而脚下的走向常常又接受着历史的安排，有谁能改变得了这种身不由己的选择呢！不能沉陷于宿命的泥沼，但却可以叫自己跟随和气、善良的节拍起舞。
当你专注于手头上某件事情的时候，从远古传来的声音就会默默地拓展着悠然深思的聆听，并且逐渐地去除了万花筒般的喧嚣和此起彼伏的说辞，让心境在幻化中生出“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的崇拜。
确实，曾经很长的时间，蒙昧的人类沐浴着原始宗教的狂热。而，有着源远流长华夏文明的中国人，进入后现代时期却常常忌讳着。也许，还缘于爱因斯坦说过“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脚的，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盲目的”吧？实际上，建立于一般道德基础之上的激情和信念向来本质着宗教的透彻。记忆中，似乎这个犹太科学家也曾在一封书信中坦荡地回答了自己的假借。比如“，如果在我的内心有什么能被称之为宗教的话，那就是对我们的科学所能揭示的、这个世界结构的没有止境的敬仰”。
杜甫有云“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一直宗教般地喜欢着这样自然美妙而又含义深邃的景致。不可否认，曾经走过很多的地方，也为不少的风景所吸引，但都像昙花一现，没留下什么文字的记忆。
而，诗圣描述的如此情景，现在却越来越鲜有所见了。相反，用钢筋水泥构建的都市森林，动辄漫射着大块傲然耸立的高高在上和冷漠无劲的光芒，把自然状态下的日月星辰、暮霭晨光连同一个个黑底白字写成的夜景一块交给了互不相干的行走与通宵闪烁的霓虹灯。
拽着物质的身体在物质中行走，脚板的匆忙已经麻木了很久的轻松。而，某种类似爱因斯坦所言的宗教激情或信念力量，却不时地游移于身外的蓝天白云和飞翔其中的鸟鸣与蜂舞蝶飞，去放飞观照，寄予守望，以及释放苍然淡灼的曾经。
唐人魏徵一直推崇着“养其心莫善于诚”，后世书家也多有倾向，一个个大字书写、高悬中堂、示己诫人。从实而言，亦难脱其咎，外固内守的，也就是一个诚恳的“诚”字了。但是，茫茫人生路，拳拳儿女情，又怎能一个“诚”字了得？
七夕将至，秦观的《鹊桥仙》又不断地在脑际萦绕。那司空见惯的缕缕纤云和常常划过头顶的流星，平时怎么就没有一点感情色彩，偏偏在七夕这天晚上就能乞巧传情？
当我们把自己融入牛郎与织女的美好神话故事以后，就会发现从磨难和诚挚中走来的爱，才能在磨难和诚挚中得以验证，也才能在磨难和诚挚中得以分享似水的柔情与如梦的佳期。
人生也好，情爱也罢，聚散离合多少事、喜怒哀乐不夜心，个中甘苦，有多少沙子就有多少折射。而所谓大爱无疆、真爱无限，不能不归结于“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昨天，一个人待了很久，就顺手捡起《世界名人成长录》。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很年轻的时候就已掌握了人体解剖知识，并且经常帮助父亲做一些外科手术，难怪他不无权威地断言：“哲学应该从医学开始，而医学最终归结于哲学。”
其实，哲学的道理常常汗牛充栋着古往今来的文字和纸张。对于物质和精神的辩论，真要从理论上把它弄明白，往往就必须穿着灰色的衣裳。至于普遍意义的正确，总是叫人有一种难以说清的舌头搅拌。唯有在“我”自体上的体现，才具有说服力。而亚里士多德这个经典的古希腊人，之所以用两句话就能解决问题，或许缘于他抓住了矛盾的特殊性意义吧。
“我”的身体是物质的，“我”的思维是存在的。这两个“我”的辩证关系和历史关系，同样也反映着人学的基本命题，而且更具有以人为本的现实价值与和谐共存的社会指标意义。至此，基本可以廓清法国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含义了。
还是回到篆刻上来吧。这些年，浪费了不少时光，许多在他人那里本来能够熠熠生辉的石头，拿到我的手里后都被弄得面目全非、不忍目睹，一直耿耿于怀、久久惭愧在心。每念于此，就常常忐忑不安，有感于陈与义的两句话来感谢：“看山未获一偷眼，拜石生平两折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