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武汉一商家发起举办了一场“挑战吉尼斯，万人麻将挑战赛”，比赛分为业余组积分赛和专业组选拔赛，据说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也赢得了“空前”的关注。譬如，进行麻将比赛虽然并不稀奇，但居然有了“专业组”，的确令人瞠目。
记得在七八年前，国家旅游部门的一位专家在对成都进行了一番调研之后，针对其旅游产业的发展发表了一些独特的见地。他认为，应该把麻将融入到成都旅游产业的发展规划中。他甚至还颇费心机地做了一些设计。当然，此番言论见诸报刊后，也是热闹了一番。纵观而言，无非一个意思：我泱泱大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文化资源丰富而广袤，莫非堕落到依靠麻将来发展我们的旅游产业不成？话不仅说得很有道理，亦掷地有声。还有，因为麻将而招致的这样那样的事端也不胜枚举，小到夫妻不和甚至离婚，大到凤凰卫视的前副主席周一男一家三口遭灭门。你说，麻将是不是一个酿造了快乐与痛苦的家伙？
据说麻将起源于明朝末年，那时叫“马吊”，后来又被称之为“麻雀”。起初是一种纸牌，广泛流行于民间。明亡后，有人戏说亡国之因皆源于马吊，将麻将的危害上升到可以亡国的高度。后来经过了清朝和民国300年的磨炼，终于演变成我们今天这种有136张牌的麻将。有关麻将的历史，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认为其雏形出现在唐代，大约在公元722年前后，当时就流行于宫廷、官府和民间了。如果照此说法，麻将在中国也已经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了。在中国文人当中，对麻将有所研究的当数胡适了，这大概与其夫人一生钟爱打牌不无关系，据说夫人三缺一时他还得临时替补呢。早在1919年，胡适就曾撰文称麻将为“国戏”。当然，胡适先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喟叹。他曾这样写道：“中国的男人以打麻将为消闲，女人以打麻将为家常，老人以打麻将为下半生的大事业。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见哪个长进的民族、文明的国家，肯这样荒时废业的吗？”还有一个人对麻将也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就是梁实秋。他在一篇题为《麻将》的随笔中，曾非常风趣地提到当时在重庆流行的几句俚语：一个中国人，闷得发慌；两个中国人，就好商量；三个中国人，做不成事；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同胡适一样，他也把麻将喻为鸦片。但是两个人还时不时地沾染一下麻将。而鲁迅先生则不然，他从不打麻将，并对麻将深恶痛绝。在1933年写的一首七绝中，就流露出了厌恶之情。他写道：“云封高岫护将军，霆击寒村灭下民。到底不如租界好，打牌声里又新春。”
众所周知，麻将在新中国成立的一段时间里几近灭绝，但时至今日，它不仅盛行风靡，甚至大有发展成为一种“麻将文化”的势头。远的不说，就说咱们银川市吧，几乎所有标榜什么“茶苑”“茶楼”的地方，甚至美其名曰“老干部活动中心”的，无不成为名副其实的麻将馆了。一些超市、餐馆也开始“转型”，麻将声不绝于耳。只可惜，我们很少见到如梁实秋所说的，“把牌和筹码以及牌桌一起蠲除，洗手不干便是”的“有志之士”，“打牌声里又一春”的日子，好像还不能不过。但是，诸如武汉这样挑战吉尼斯纪录的大赛，所起到的引导作用，我们不应该忽视，恐怕更不值得提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