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返回成都之后，大封功臣。
拜许靖为太傅，法正为尚书令，赖恭为太常，黄柱为光禄勋，王谋为少府，廖立为侍中，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
付出就有回报，所有人“皆进位有差”。——（《三国志-先主传》）
一身是胆的赵云仅获封为翊军将军，赵云遭冷遇，估计是他名字并没有出现在劝进表之中的缘故。
拜老将黄忠为后将军，首先担忧的是关羽的反应。刘备、诸葛亮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关羽会对此表示反对意见。
此前，刘备入蜀，拜关羽都督荆州事。关羽独当一面之后，性格中高傲自负的缺点不但没有因为位高权重而有所收敛，反而愈演愈烈。对此，刘备、诸葛亮心中十分明白，但他们都选择了视而不见。
这种无视，无形中更助长了关羽的恶习。
史载：
羽闻马超来降，旧非故人，羽书与诸葛亮，问超人才可谁比类。
亮知羽护前，乃答之曰：“孟起（马超字）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布）、彭（越）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
羽美须髯，故亮谓之髯。
羽省书大悦，以示宾客。——（《三国志-关羽传》）
诸葛亮不是趁此机会，责关羽以大义，反而是有意将关羽捧为天人。须知捧杀与棒杀，实异曲同工，皆害人不浅。
诸葛亮回信吹捧关羽已是不该，关羽更不该得书之后“以示宾客”。关羽的表现，实在不敢让人恭维。
诚然，人无完人，如此责备前人，似太过苛刻。性格决定命运，如果关羽只是寻常人，他的性格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并不会有多少。但他有刘备托付之重，必须时刻保持戒惧之心才可以。
听习惯奉承的人，对手也会投其所好，关羽死于卑言甘词，正是性格使然。
现在拜黄忠为后将军，不仅是刘备担心关羽心底不服。诸葛亮也对刘备表示了心底的不安。提醒刘备：
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可尚喻指。羽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
刘备表示“吾当自解之”。刘备也没有其他高明的办法，只有狂拍关羽马屁一途。
史载：
先主为汉中王，遣（费）诗拜关羽为前将军。
羽闻黄忠为后将军，羽怒曰：“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不肯受拜。
诗谓羽曰：“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昔萧（何）、曹（参）与高祖少小亲旧，而陈（平）、韩（信）亡命后至，论其班列，韩最居上，未闻萧、曹以此为怨。今汉王以一时之功隆崇于汉升（黄忠字），然意之轻重，宁当与君侯（关羽）齐乎！且王与君侯譬犹一体，同休等戚，祸福共之。愚为君侯不宜计官号之高下，爵禄之多少为意也。仆一介之使，衔命之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还，但相为惜此举动，恐有后悔耳！”
羽大感悟，遽即受拜。——（《三国志-费诗传》）
费诗的说辞，显然是遵照刘备意旨，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关羽既读《春秋》，当明其中微言大义，念不及此，读之又何用哉？
关羽在荆州，并没有彻底领会诸葛亮“结好孙权”的战略意图，刚愎自信的他总以为老子天下第一，不将孙权君臣放在眼中。
孙权许多时候表现出来的执着也令人忍俊不禁，相信穿越到现代的他一定会开一家“世纪佳缘”“非诚勿扰”之类的婚介网站。
据史载，孙权为了结好关羽，曾经遣使为儿子向关羽的女儿求婚。
双方结为秦晋之好，齐心协力共同拒曹也是互利互惠之事。如果关羽感觉“齐大非偶”完全可以婉转地拒绝，这样做也不会伤及两家和气。
哪知道他竟然因此而勃然大怒“羽骂辱其使，不许婚”。（关羽生的面如重枣，可能是肝火太旺的原因）孙权一不小心自取其辱，心中自然如同吃了只苍蝇般恶心。
事情到了小说家手中，演绎成了关羽怒道“虎女安肯嫁犬子乎？”（笔者按：如果来使敢顶撞道：“不日虎穴，焉得虎子”的话，脑袋当场就得搬家了！）
如果写作“吾女安肯嫁权子乎？”似乎更合情理！
关羽只看到已方攻夺益州，抢据了汉中北钥，刘备与从前寄人篱下的一穷二白不同，已经是有身家、有不动产的一方诸侯。自己身后有强援，所以并没有将孙权看在眼中，他却没有注意到时势发展，孙权的心思也在悄然间发生着变化。
孙权虽乐见盟友刘备势力壮大，但刘备势力坐大到足以威胁江东政权安全之时，刘备势力的存在就不再符合吴人的政治利益了。
建安二十年（215年）至今，眼瞅着刘备入蜀，眼瞅着刘备占据了益州，眼看着刘备攻占了汉中，现在刘备已经人模狗样的成了汉中王，而这几年孙权都在原地踏步走。
一想起刘备，孙权就不禁怒往上撞。
建安二十年，刘备主动让步同意将湘江以东的荆州三郡还给自己。孙权最初还以为这是刘备的良心发现，继而才省悟过来，自己不过是拿回了本应该就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已。被刘备忽悠的头脑一时发热，孙权亲自率领手下十万之众去围合肥。（或者，这也是刘备提出的附加条件也未可知）
趁曹操西北用兵无暇分身，孙权组织了豪华阵容杀奔合肥。参加这次会战的孙权手下大将有吕蒙、凌统、甘宁、蒋钦、陈武、徐盛等人。此前在濡须与曹军的较量当中，孙权并未落下风，所以这次他趁曹操人在西北，合肥守军定然势单力孤，因此想要一举攻克合肥，以合肥为依托再将战线北移，从此实现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战略构思。
哪知，一时的轻敌，吴军折戟于合肥城下。合肥城，成了孙权的滑铁卢，不但被曹军打的大败，而且孙权本人也险些被张辽生擒活捉。
张辽一战扬名大江南北，威震逍遥津的故事，直至今日仍在流传。
建安二十一年（216年）冬，曹操率兵驻居巢前来报复，孙权率军在濡须口拒守。曹军虽略占上风，但无法突破孙权防线，双方虽保持对峙，但却不是剑拔弩张般的紧张。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东吴政权的二号首长鸽派人物鲁肃病故。
鲁肃一贯主张联刘，战略重心正是北抗曹操，所以在孙权、刘备交恶的时候不惜以身犯险，单刀赴会为双方寻找政治解决之道。
鲁肃的死，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悲哀的是，关羽却并没有意识到这种变化。
此前，鲁肃认为“曹操尚存，宜且抚辑关羽，与之同仇，不可失也”；等到鲁肃死后，吕蒙代鲁肃出任都督，他的观点与鲁肃截然不同。他认为关羽“素骁雄，有兼并之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因此主张将战略重点转向肘腋之间的关羽。——（《三国志-吕蒙传》）
从纯军事角度分析，吕蒙的建议并不是没有道理。
刘备势力迅猛发展，东取房陵、上庸，益州与荆州在地理上从北到南已经连为一体，关羽也在荆州诸郡积极谋求发展。刘备用兵汉中，更是摆出一副北拒曹操，东抗孙权的战略布局。对江东孙权政权来讲，关羽的军事威胁已经远过于曹操。
鲁肃死后，孙权先是以从事中郎将严畯接任鲁肃的职务。严畯却有自知之明，知道与关羽打交道不是请客吃饭，更不是温良恭俭让，不敢当此重任，极力推辞道：“朴素书生，不闲军事，非才而据，咎悔必至。”
史载，意识到问题严峻的严畯“发言慷慨，至于流涕，权乃听焉”。——（《三国志-严畯传》）
如果现代官员有严畯这样的高风亮节，中国何事不可为？
孙权也担忧因为用人耽误大事，只得起用左护军、虎威将军吕蒙代肃，“西屯陆口，肃军人马万余尽以属蒙”。又拜吕蒙为汉昌太守（治今湖南平江境），使吕蒙成了继周瑜、鲁肃之后的江东政权第三位掌军政大权的重臣。——（《三国志-吕蒙传》）
吕蒙在履新之初，就向孙权指出了这种变化，积极献策道：“今令征虏（孙皎）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蒋钦将游兵万人，循江上下，应敌所在，蒙为国家前据襄阳，如此，何忧于操？何赖于羽？且羽君臣，矜其诈力，所在反复，不可以腹心待也。今不于强壮时图之，一旦僵仆，欲复陈力，其可得邪？”
孙权对吕蒙的分析深以为然，史称“深纳其策”。但对从前兵败合肥心有不甘，于是“复与论取徐州意”。——（同上）
吕蒙对北进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徐土守兵，闻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势陆通，骁骑所骋，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后旬必来争，虽以七八万人守之，犹当怀忧。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形势益张。”
吕蒙认为，在没有解决关羽、全据长江之时，选择北进，会有腹背受敌的可能。在巩固了大后方之后，再谋发展进取，方是正确的战略思想。
听了吕蒙的剖析之后，孙权“尤以此言为当”，决定先易后难，曹操虽是劲敌，但关羽却是肘腋之患。——（《三国志-吕蒙传》）
吕蒙继任都督军事之职，到了陆口之后“外倍修恩厚，与羽结好”。——（同上）
吕蒙骄兵之计，包藏祸心，鲜花与掌声的背后，摩拳擦掌积极备战，时刻准备着给关羽致命一击。关羽却并没有给予应有关注。
关羽对吕蒙虽有所提防，但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日益迫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