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家为这五个人起了个形象的名词为“奔走”之友！
他们并不是营养过剩为了健康组成的“驴友团体”，而是紧密团结在以袁绍为核心的一个秘密工作室。他们所作的“奔走”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袁绍就是幕后策划人。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袁绍的异常举止，引起了宦官们的警觉：中常侍赵忠看到这一景象时候，满腹狐疑：“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英雄记》）
赵忠的疑虑很快被耳目众多的袁家侦知，高度紧张的袁隗立即警告侄儿：“汝且破我家！”
袁绍为了消弭祸患，只得出来应大将军何进征辟，入大将军府为吏，重新步入政坛。他很快就取得何进信任，做了西园军八校尉之一的中军校尉，进入军界。
袁绍这小子在家中到底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竟然让宦官和做司徒的袁隗如此紧张！其实，综合各种史料就可以知道，袁绍虽然闭门家中坐，他却遥控指挥了一出汉末刺杀灵帝的惊天大案！
如果说张玄前去游说张温诛除宦官还只是士人打算以武力为依托，寻求消灭控制皇权集团可能性的话。袁绍主持的这次未遂暗杀事件已经有了废旧立新的心理预期。
中平五年（188年），冀州刺史王芬的身周聚集了一批“名士”，其中有陈逸、许攸、周旌、襄楷等人。
陈逸是陈藩之子，在陈藩从容就义的时候，他侥幸躲过一劫，从此浪迹天涯。许攸，这个奔走之友，数次在东汉末年的重大事件中有他的身影。这个时候出现在冀州绝非偶然，其中缘由值得深思。周旌，这位仁兄是非著名名士，未有资料显示他是何许人。而襄楷，《后汉书》说此人“好学博古，善天文阴阳之术”，他仰观天文，看出了“天文不利宦者，黄门、常侍真族灭矣。”，这时候出现在冀州，应该是为王芬等人的暗杀行动提供可行性报告的。
王芬一看暗杀居然是“天人相应”之举，下定决心乘灵帝北巡冀州之际，废灵帝另立合肥侯为帝。为了提高成功系数，王芬以地方盗贼横行、侵扰郡县为由，公开募集了一只新军。
计划永远无法赶上变化的步伐，令人遗憾的是，“无上将军”听说地方盗匪横行，立即取消了这次行程，留在宫中继续骑他的毛驴做游戏了。
刺杀行动流产，王芬以为被朝廷看破了行藏，选择了自杀。
王芬的死，史料记载属于畏罪自杀。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他的死虽有些蹊跷（被死亡也未可知），但却是种完全可以预知的结局。事情功败垂成，那些奔走之友当然可以“悄悄地我走了，正如我悄悄地来。我挥一挥衣袖，道声GOOD BYE”！
作为奔走之友，大家都是社会闲散人员，自然可以拍拍屁股闪人，而体制内的王芬只余自求多福一途，走自绝于人民的路也是可以得个全尸的唯一选择。
当许攸希望他的同窗曹操也加入这个神秘组织行废立之事的时候，虽然曹操对许攸的提议并未感到吃惊，但他仍断然予以拒绝。
这并不是曹操对风雨飘摇的东汉皇权仍心存幻想，人生理想是为“国家讨贼立功”只是希望做个心系汉室的征西将军。而是他心思缜密，在事态不明朗的时候，不可以急于表明观点。（美其名曰“深藏不露”）把底牌过早的给别人看，会输得很惨。
东汉覆亡虽然是大势所趋，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曹操不愿意过早的暴露内心深处的真实想法。趟这浑水是愚蠢之极的选择！
这个时候的他，心中并没有代汉篡汉的心思，人的欲望也是与时俱进的。
名著《三国演义》一书将曹操成功的刻画成为一代奸臣，更经戏剧、评书等的广为传播，曹操的一些率真也成了他虚伪的有力佐证。人们无视刘秀位登九五，却愿意相信他的人生理想只是“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没有一人相信汉末的曹操人生理想只是做汉室的征西将军。当人们将小说家言当成真的历史时候，就难以做到明辨是非了。
在我国，凡事都要讲究个名正言顺，师出有名。这正是因为许多国人无视规矩存在，或者本身就是游戏规则制定者的原因。在曹操还没有成为游戏规则制定者之前，他必须要遵守前人的规则。一旦被人贴上“叛逆”、“弑君”、“弄权”、的标签，将是跳进黄河也无法洗清的事情。即便是曹操一生无数次的出面为自己辟谣，直到今天他仍难逃奸雄、篡逆的恶名。（笔者会陆续推出孙权、曹操系列《说三分》作品，请大家持续关注）
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无不擅长于借鸡下蛋，不轻易表明真实的意图。受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影响，终曹操一生，他只能是做“周文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