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切只能靠自己！
未几，献帝谋求自强的愿望就如美丽的肥皂泡一样破裂：吕布不但没有能够成为他的救星，反而自身难保在白门楼殒命。离开了荆棘遍地的洛阳，终于告别了颠沛流离的苦难岁月，重新过上锦衣玉食生活的献帝却无法开心起来。
来到许都不久，献帝就发现身周可以说贴心话的大臣越来越少，曹操派来的密探遍布宫中。少年天子郁闷得很，一心东归，哪知道却正撞在了曹操布下的罗网之中。现在，曹操不但杀了吕布，还将首级送至许都表功。更是让献帝心中对曹操恨极，就是这个家伙让自己心中残存的希望落空。（或者，献帝有意无意的属意吕布，正是吕布被杀的真正原因。曹操不会傻到将吕布带回许都，成为自己身边的定时炸弹。）不甘心成为曹操玩偶的献帝，拿定主意要绝地反击。于是，就有了汉末“衣带诏事件”！
参与到谋杀中的人有长水校尉种辑（暗杀界前辈）、议郎吴子兰、王子服，基本上属于有职无权的边缘人。董承牵头，应该是出自献帝的授意，解铃还须系铃人，董承既然请来了曹操，就得负责送神。董承的辅国将军即使比种、王二人的光杆司令略强，估计可以调动的军兵既有限，战斗力也不会很强。他也明白只靠这几人完成刺杀曹操之事，只能是种守株待兔的运气活。
董承想到了拉拢新人刘备下水，《三国演义》一文中，国舅董承为皇叔刘备出示了献帝椎心泣血写就的衣带诏。而一向以忠君仁义闻名于世的刘备当然没有丝毫的犹豫，立刻与董承牵手。国舅与皇叔强强联合，为捍卫皇权而共御权臣。
仔细分析，“衣带诏事件”不过只是一次外戚力量希望重还朝堂的努力而已。
凉州武人掌控政权以来，年少的献帝没有大婚，也就没有外戚的力量可以依恃。从前可以借重的宦官力量，在袁绍的屠刀下，业已完全退出了权力的角逐。世人只知曹操迁献帝都许是在挟天子以令诸侯，其实曹操这样做，不过是对武人政治的一种继承罢了。严格意义上讲，曹操只是士人武夫化群体中的成功转型者。
试想，一个有文化武装到了牙齿的功夫流氓，当然是自出洞来无敌手了！
这个时候的刘备已经是年届不惑，体内的雄性荷尔蒙分泌不再旺盛，不再是从前鞭打督邮的冲动青年，居然还会表现出政治不成熟？
从史料记载分析，董承手上是否真有所谓的“衣带诏”很值得怀疑，极可能只是他打出的一个幌子。但这并无关宏旨，重要的是有这样的借口就足矣。刘备手下拥有部分武装不假，但他的那些武装与曹操所能掌控的相较，实在不值一哂。刘备所以选择与董承一拍即合，应该是他对未来政局发展做了相应的预测分析。
建安四年（199年）春，经过不懈地努力袁绍终于彻底击败公孙瓒，据有了幽州之地。
公孙瓒自焚而死，袁绍以长子袁谭为青州刺史；次子袁熙为幽州刺史；外甥高干为并州刺史；自领冀州牧。袁绍并不似后人认为的那样愚蠢，他心中也明白曹操已远非从前可比，是自己劲敌。所以一直默许曹操势力壮大，只是人同此心，他一样明白要想与对手最后摊牌，必须要解除后顾之忧。
袁绍与曹操一样心思，也希望稳住对方。因此，他接受了曹操派孔融持节拜其为大将军，都督四州事。双方早在建安二年开始，就已经在为最后的一决雌雄积极备战。
与袁绍不同，曹操迁天子于许之后，可谓四面受敌：西有马腾、韩遂势力虎视眈眈；南有张绣依附刘表不断骚扰，三次进剿也未获成功；江东孙策趁中原地方纷争不已，数年之间据有了江东之地。这个时候，正是袁术与吕布重新联合，曹操出于战略需要，对孙策“抚纳之”。
顺利擒斩吕布之后，曹操仍不敢大意，“乃以弟女配策小弟匡，又为子章取贲女，皆礼辟策弟权、翊，又命扬州刺史严象举权茂才。”——（《三国志-孙策传》）着意拉拢安抚。但这种政治联姻至多只是一种心理安慰，没有人保证孙策一味服从王化；袁术势力虽然是一蹶不振，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如果曹操与袁绍战事一开，袁术免不了会鼓足余勇杀向许都从后面插曹操一刀。
在许都，曹操表面上风光无限，其实是险象环生、处境堪忧！
刘备在这种情形之下加入董承的暗杀集团，希望在未来整一出“中心开花”的大戏，配合各地风起云涌的倒曹运动，完全可以视为一种政治投机。只是这种投机头顶上罩着忠君大义的光环，人们便认定刘备此举是出于至大公正之心。
刘备的心思不是个例，而是所有人都不看好曹操会在与袁绍的博弈中胜出。刘备也是凡人，他没有前瞻性眼光，没有预料到最终胜出的人会是不被他看好的曹操。
刘备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最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之法。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帜，走自己的路让别人无路可走。
史实证明：越是对刘备坦诚相待，越容易受伤。“仁义”的人既伤不起，又无法令人亲近。
“仁义”的人太过生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