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段历史记载，晋人孙盛执有异议，他认为“此不然之言。备时羁旅，客主势殊，若有此变，岂敢宴然终表之世而无衅故乎？此皆世俗妄说，非事实也。”
其实，发生这样的事情不足为奇——刘表既然有疑刘备之心，“更阴御之”的想法。那么，他身边重臣蒯越和蔡琩就没有理由不明白刘表的心思。刘表虽对刘备“不甚信用”更兼他是士林楷模，自然不方便动手。而蒯越、蔡琩急刘表所急，想领导所想也是情理之事。
刘备选择不辞而别，可以装作“难得糊涂”，大家并没有破脸，保持一个表面的一团和气还是符合双方利益的事情。
正是刘备胳膊太长的原因，而令蔡琩等人动了杀心——刘备既然完全认同诸葛亮提出的“跨有荆、益”之说，那么客居荆州，仰食于刘表，对荆州有觊觎之心，绝非是诸葛亮三言两语就可以令他怦然动心的。
袁绍虽然在官渡之战中一败涂地，但他在冀州、并州、青州、幽州的实力仍不可小觑。然而在他死后数年时间，几个儿子之间内讧不已，被曹操抓住良机，逐一各个击破。正是因为袁绍几个儿子的不团结，才给了曹操可趁之机。
刘备也决定从分裂荆州内部开始，这样行事，既有不为人所知的隐蔽性，又可以如愿以偿的达到个人政治目的。
刘备的仁义，不过是一种假仁假义。
正是因为他的一些政治手段比曹操做的更具隐蔽性，所以人们被一些表象所蒙蔽，与曹操行事“宁使我负天下人，莫使天下人负我”相较，刘备身上因为有“弘雅有信义”这层保护色，他选择了“偷偷进村，打枪的不要！”。
建安十一年（206年），曹操率军攻拔壶关，在经历数年艰辛之后，终于讨平冀州、幽州、青州、并州等四州。在平定并州之后，曹操率大军自西而东，长驱而至淳于（今山东安丘东北），派遣李典、乐进二将讨伐长广（今山东茉阳）义军管承，管承迫于形势，乘槎浮于海；之后，派遣于禁统军讨斩昌豨（在张辽说降之后，降而复判）于东海。至此，北方所有大股军事割据力量不复存在。
建安十二年，曹操在大封功臣之后，率军出征乌恒。趁着中原地方，各路豪强争雄之时，乌恒“破幽州，略有汉民十余万户”。袁绍之子被曹操打败之后，“奔蹋顿（乌恒部大人），时幽、冀吏人奔乌恒者十万余户，尚欲凭其兵力，复图中国”。——（《后汉书-乌桓传》）
三郡乌丸本来就一直依附于袁绍，现在袁绍的残兵败将情急来投。双方同流合污，势力大振，如果卷土重来，势必会成为影响北方安定的严重威胁。不扫清隐患，曹操就不能放心南下江、汉进兵荆州。
无法南下，曹操的统一事业就只能是种梦想。
曹操在拿定主意之后，将北征三郡乌丸的事情提上议事日程。许多将领对孤军远征乌丸之事表示反对，所有人都在担心“刘备必说刘表以袭许，万一为变，事不可悔。”
关键时刻，郭嘉再次力排众议，支持曹操的北征主张。他认为：
“公虽威震天下，胡（乌丸）恃其远，必不设备。因其无备，卒然击之，可破灭也。且袁绍有恩于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际，德施未加。舍而南征，尚因乌丸之资，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动，民夷俱应，以生蹋顿之心，成觊觎之计，恐青、冀非已之有也。”
——（《三国志-郭嘉传》）
见座中所有人耸然动容，郭嘉继续侃侃而言道：“刘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备（刘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同上）
郭嘉的分析入情入理，坚定了所有人的信心。在统一了北征乌丸的认识之后，曹操亲率大军北上。
果然不出郭嘉所料，当刘备提议趁曹操远征乌丸的天赐良机，乘机率军偷袭曹军之时，刘表断然拒绝。
所以如此，应该正是郭嘉分析的那样——发兵掩袭曹操，最佳人选自然是刘备。成功，刘备的声望定然会超过刘表，有功高震主的可能；如果失败，损失惨重的将是刘表。
刘表对刘备“惮其为人，不甚信用”并不是没有原因的，从前曹操、袁绍都曾派刘备统军出征，最终结果如何尽人皆知。前车之鉴不远，刘表“虽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对刘备他不敢不防。曹操虽是大敌，却可以加以提防；刘备在身边属于不安时炸弹，会祸生肘腋。
刘表虽是坐谈客，但他也看得出刘备绝不是什么省油的灯，终非池中之物。把身家性命交在刘备手中，刘表没有那份胆色。曹操没有去荆州追杀刘备，与没有前往辽东追杀袁氏兄弟同理，正是考虑到了会出现“急之则并力，缓之则相图”的结果。
刘表不听刘备的建议，使曹操避免了两线作战的尴尬，无意中为曹操顺利北征提供了便利。
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只是归咎于刘表，似乎有失公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