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三十年了，可父亲的音容笑貌还时常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很多往事，就像在昨天……
我们家祖祖辈辈是农民，我的父亲也一辈子没离开过农村。
我的父亲很平凡，可在我的心目中他又不平凡。他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积极参加革命工作：曾担任过民兵连长。我曾见过一张父亲和别人一起照的合影，他们戴着军帽，斜挎着盒子枪，还打着高高的裹腿。父亲显得很精神，只可惜，那张照片已遗失。
我的父亲曾当过党组织的秘密联络员，他经历了许多提心吊胆、出生入死的事。我常常听母亲和邻居们讲起：说当时的日子多么艰难、多么苦，不仅缺吃少穿，还几天几夜难得睡个囫囵觉，即使睡也是和衣而卧，一个月也难得换件衣服，身上生了虱子，长了疥疮，实在苦不堪言……
解放后，和父亲一起参加革命的同志，大都安排了工作，有的还到县里担任领导。但我父亲从没上过学，不识字。五十年代初，父亲被送往永年县，参加了扫盲班。回来后，他坚持认字，令我至今不忘的是，当时父亲已四十多岁，竟像小学生一样认真地问起刚上小学的我：借条上的字写得对不对？我们的韩姓笔画写得全不全？今天想来，我依然有些感动……
后来，我父亲被安排到赵庄乡当了乡长，还享受到了公费医疗。村里人都为父亲高兴，说他没有白受罪，想当年，脑袋掖在腰带上的日子，总算过去了，如今算是苦尽甘来了……
那时我父亲会偶尔进城开会。那时开会，都要自己带被褥，吃住条件差，自然是得省吃俭用，但我父亲每一次回来时，总会给我买来印花儿布，或买个彩色的（塑料）发卡。那在当时的农村可是稀罕物儿，不知引来多少羡慕的目光。每到父亲该回来的那一天，我都会到村外接好几趟，最远能接到离我家约一里远的“海子窑”。
另外，还有两件我特别期待的事。一是过年过节包饺子，那不仅仅能改善生活，更重要的是，我可以坐在旁边，一边看大人们包饺子，一边听我父亲讲故事：杨香武三盗九龙杯。说他：身穿夜行衣，一身小打扮儿，一个旱地拔葱，嗖！上房了……还有一件事，我父亲用纸被子制成皮影儿戏里的孙悟空和唐僧，当“皮影儿”在油灯下映到窗户纸上时，还会听到我父亲的配唱：走一洞，又一洞，洞洞里边有妖精……
那时没有别的娱乐和玩具，皮影还引来不少邻居家小朋友，你想想那是多么令我激动和开心的事啊！
我上高小的时候，父亲调到杨桥去负责一个搬运站的工作，当时父亲已年逾五十，又因患慢性气管炎时常咳嗽，但忙起来时，他总是顶班替工人，让别人先吃饭。父亲总是首先想到别人，乐于帮别人排解困难。有一次，一辆送棉花的卡车赶上雨天坏在路上，我父亲就给司机师傅送去饭菜，还连声说，真不容易……
工人们体谅他，不让他再干活儿，可他闲不住，就在院里种蔬菜：有茄子、辣椒和大葱等等，工人们每顿都能吃上新鲜的菜。父亲还欢迎附近的粮站、医院和供销社的人也来菜园采摘。
父亲过着平凡而又平静的生活，他对有活儿干、有饭吃的日子很满足……可是，有一天，莫名其妙地冒出一个谣言，说我父亲历史有问题。虽然没有公开批斗，但是那怀疑和冷落的气氛已给我父亲造成极大的刺激和伤害。特别他一手扶持培养的那位年轻人，不仅对我父亲的态度转了一百八十度，时常冷言冷语，甚至借机惑众打击和孤立我父亲。父亲一向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怎么也想不通——应该说，父亲不知道这位年轻人在想些什么……
父亲开始睡眠不好，头痛头晕，并时有精神恍惚。当地（杨桥）医院有位张医生（他与我父亲和那位年轻人都很熟），说我父亲由于受了刺激，只是精神不好，用点儿药就好。便在杨桥住了院，当我提出要父亲转院时，我的父亲却说张医生没“推手”（即没说看不好）不便转院。就这样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直到我父亲昏迷了，那位医生才叫转院。那是一九七二年冬。
经县医院诊断为“高血压、脑血管病”，当时也没有CT，也不知道是脑溢血还是脑栓塞。
经过全力抢救，虽然挽救了生命，但从此我父亲右侧肢体瘫痪了，也不能说话了，直到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份（阴历十一月）去世，再也没能行走和说话。他那乐于助人的行动和话语，再也没能表达……
我对那位医生感到气愤，他辜负了我父亲对他的信任，尽管我无奈地接受了现实，可好久好久不能释怀……
父亲一生吃了那么多苦，承受了那么多的委屈，却没等到他享享清福的时候，就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我时常不切实际地想：如果我的父亲能活到今天，那该多好……
父亲离开我们已三十年，可父亲的质朴、善良和正直，以及父亲对我小时候的每个关爱细节，一直都在陪伴着我，影响着我，使我懂得了很多，领悟了很多……
九泉之下的父亲，您安息吧！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
